《北大之父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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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 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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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呛得沈尹默顿时尴尬起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干吗要管这么多闲事?真想管,还不如回去多写几首带点火药味的新诗来!”

    李大钊见他当场发火也有些窘。沈尹默抬起头,歹毒地投来一眼,又默默地走

    3

    刘师培来京已有些日子,肺痨却一直不见好转。他的家显得很凌乱,北大开的薪水虽然不薄,但多数送进了药铺和书店,生活依然是那样拮据。

    今天早上,他却换上一件新布衫端坐在客厅,苍白的脸上泛出了喜气。待会儿,善拜名师的黄侃就要上门来行磕头之礼这位国学深厚的怪杰真是个活宝哟,竟会为一句戏言,当起真来

    几天前黄侃来访,正好有学生在请教。见刘师培随意应付了几句就打发人家走了,他不禁诧异起来。

    刘师培叹息道:“此子不可教也。”

    说完便面容悲戚地大发感慨,语多伤感之情。他说这些年病体缠身,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将断送在自己身上

    黄侃深表同情,又问:“那你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

    刘师培想起蔡元培聘他时说的话,笑着拍拍老兄的肩说:“像你这样足矣!”

    没想到这位狂生不但不恼,反而神色欣喜地站起来,一掸衣袖,当场就想执弟子之礼。慌得他一把拦住,连说不妥。

    黄侃反问道:“有何不妥”

    刘师培劝他入座,缓缓说道:“季刚,承蒙抬举,但此事万万不可。一是你只小我一岁多,岂能师生相称?二是你这章门大弟子已名扬天下,再转换门庭太炎先生处又如何解释再说么,唉!我这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他讲到这里,惨白的脸又开始溢出了悲戚。就在他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唱赞歌,被封为“上大夫”时,老袁因黄侃名气大,也想授予嘉禾勋章进行拉拢。黄侃却卑视其为人,不但拒绝接受,还写诗嘲讽此事。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向来目中无人的黄侃也陷入了沉思,他已仔细想过,当今天下国学要令他服膺的,惟章、刘二人而已。刘师培一到北大,因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只能经常写信到江苏仪征老家去查询。但他记忆力惊人,能准确地说明某书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查即得,从无误记。写起文章来也很出色,随便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头头是道。好像在他手里,没有做不好的学问。如此的大才情,令狂傲一世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赞叹

    黄侃当即表态,择吉日行拜师之礼。

    正在胡思乱想时,妻子何震喜滋滋地进门通报道:

    “来了!来了!快准备接客。”

    黄佩捧着一对红蜡烛,拎着一包礼品,领着几位北大学生进了门。见他先是恭敬地亲自点燃烛火,又扶刘师培人坐。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惊得刘师培连声劝道:

    “好了,好了,头就别磕哎呀!真是折寿哟!”

    黄侃一本正经地行完大礼,就又板起面孔教训起跟来的学生:

    “记住!我拜师是磕过头的,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今后我收弟子,也一定要你们磕头。记得在日本时,一谈到经学。有我在,刘师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何不愿和我谈我猜想了多年,今天总算明白原来他是要我磕头拜师,才能传授经学呀!哈哈!我的学问是磕头磕来的,刘师,您说有道理”

    刘师培真有点哭笑不得了,但心里却不无得意。忙令何震端上早已备好的酒菜,唤众人入席畅谈。

    来人中有一位学生叫张煊,也是他俩的崇拜者。这些日子为创办《国故》月刊,已多次前来商谈。最初张煊等学生想办这个刊物,有针对傅斯年的《新潮》之意。在刘师培看来,《新潮》派进步虽进步,但立论过于偏激,因此引来了另一批学生的不满。而他早已过了当年冒迎西学,否定一切的阶段,由于《中国学报》的解体,也正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见学生们能力有限,就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张煊他们又分别聘请黄侃、马叙伦、黄节担任了特别编辑。《国故》社就这样成立了,今天正是来商谈创刊号稿件的。

    张煊拿出两篇自己的文章,递了过来。

    黄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声地说:

    “我已看过了,全是痛快文章。对那帮简单、粗暴、霸道的人,就得进行反击!”

    他因得意门生傅斯年的反水,这些天正恼羞成怒呢。

    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学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们的眼里,他和住对面的崔适老先生,该同属旧派之列每天早晚出门相见,两人也恍如谦谦君子,总是弯腰行礼。但一到课堂就不同了,他对老先生的今文经学竭力抨击,一一指出荒谬之处,丝毫不留情面。而崔适也毫不示弱,常在对面课堂破口大骂这位年轻的国学大师。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门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候。

    《国故》月刊就是这样出笼的。由于《新潮》的后面站着激昂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还有那位鲁迅先生,加上他们的顾问又是爱标新立异的胡适之。所以一创刊,就被社会舆论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对立面。三十六岁的刘师培也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遗老,专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由此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呢!

    4

    我们的故事又得回到绒线胡同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确实一度门庭若市,闹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势力的风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只怒发冲冠的老公鸡,沉浸在去年那场“双簧戏”的耻辱里。

    “钱玄同太可鄙了,他是将对桐城、文选派的所有仇恨,都泼到老夫头上。化名王敬轩,以追星的口吻捧出老夫当活靶子,让刘半农这小滑头痛痛快快地往死里打。这口气,今天总算熬到头”

    此刻,他正在慷慨陈说心头之恨。午后的斜阳,懒懒地照进了他的客厅。茶几旁坐着安福系的几位遗老,其中那位叫张元奇的同乡,还是新贿选上台的议员。

    林琴南终于吁出了一口怨气,令在一旁侍候的张厚载去书房拿来新写的文稿。他举起一支苞浆油亮的潇湘竹烟杆,先“叭嗒叭嗒”地猛吸了几口,不无得意地说:

    “我以春秋笔法,写了篇小说,将陈仲甫、钱玄同和胡适之三大减人痛斥了一顿。你们可以先睹为快,发表后肯定轰动。”

    张元奇拿起这篇题为《荆生》的小说,一口气读了下去。觉得非常解气,那对浮肿的金鱼眼里,泻出了浓浓的快意。

    “琴兄宝刀不老写得好,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哈哈!”

    另一位遗老看了,也连声称赞。林琴南想象着小说出来后那伙贼人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子,忍不住放怀畅笑起来。

    小说不长,全用文言。说的是某一天,有皖人田必美(自然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即钱玄同),伙同刚从美洲回来懂哲学的狄莫(指胡适),同去陶然亭游玩。在一间房子里,三位莫逆之交神侃起来。抨击孔子纲常伦纪,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正当温酒陈肴,谈兴正浓之时,忽闻一声巨响,只见板壁破裂,跳出一位手提十八斤铜铜的伟丈夫荆生。荆生怒目圆睁,手指三人斥道,你们刚才在说什么鸟话?泱泱华夏四千年,以伦纪立国,以礼仪安邦,尔等身为文人,为何要毁灭它?又竟敢以禽兽之言,打扰我耳根清静!田必美刚想开口争辩,伟丈夫已举起二指按住其额头,他便脑痛如锥刺般叫嚷起来。荆生又一脚踩住狄莫,令狄莫腰痛欲断,大声求饶。金心异是个近视眼,荆生狂笑一声摘下他眼镜往窗外扔去。金心异怕死,如刺猬缩成一团叩头请罪。荆生这时大笑起来,说你们这些貌似李蛰的狂徒,简直是人间之怪物。今天我本不应接触你们这反常的禽兽躯干,回去我当用香汤好好洗一下手脚。我不想玷污这神圣的铜铜,还不快滚下山去,让饿鬼来收拾你们吧!三人抱头鼠窜,一溜烟逃下山去。回首见危(木阑)之上,伟丈夫荆生正高举铜铜,作狞笑状也。

    张厚载也很得意,一副摩拳擦掌准备决战的样子。这位北大法科政治系的学生,还是挺有些谋略的。见他胸有成竹地说:

    “我马上寄上海《新申报》。另外,学生打算以通信形式在《神州日报》开辟专栏,与琴师遥相呼应。就说陈、胡等人,因思想激烈,已受政府干涉,目前陈己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各报一听这种新闻,定会竞相转载,新派军心将为之动摇。”

    三位遗老闻言大笑,张元奇又问林琴南:

    “你这伟丈夫可是指徐树铮?”

    林琴南自负地摸了一下银须飘飘的下颏,反问道:

    “有又铮在,还怕谁?老夫这次是将老祖宗的文武绝招全搬出来哈哈哈!”

    张元奇又问张厚载:“北大有何动静?听说黄季刚往往一节五十分钟的课,要用半个小时来谩骂白话文,还常指名道姓抨击新派,语意尖刻痛快。”

    张厚载不愧为兼职记者,收集了许多情报,他恭维地望着林琴南说:

    “只要琴师登高一呼,北大很快会有反应。现在陈、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辜鸿铭有一次就讽刺胡适,说白话的‘妓女改良’不通呀!既然已经‘良’了,还要改什么?难道是要‘改良为娼’弄得胡适很下不了台。还有黄侃骂钱玄同尤为刻毒,说钱玄同野狐禅,辱没太炎门风。并称他一夜之发现,为钱赚得一辈子活路。他说自己是在一个晚上,发现古音二十八部的。而钱在北大讲授的文字学,就是他这一夜的成果。最近,还听说刘师培已准备创办《国故》月刊,与《新潮》对垒。而据晚生观察,胡适对一味叫骂已兴趣不大。教授中对陈仲甫不满者,大有人在呢!”

    林琴南也不悦地附和道:“关键还是蔡元培在做后台。这人真是浑透了,堂堂前清翰林,居然会相信白话文?当年老夫与他在杭州私交不错。到时候写封信开导开导他。”

    张元奇身为国会议员,口气自然也大一些。他不满地说:

    “这傅增湘也不像话,身为教育总长,对北大一味放任不管。好在国会在我们手心里,他再庇护新派,我们就联名弹劾他和蔡元培。哼!想换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

    5

    蔡元培已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案头上堆着许多信函和报纸。开年以来,他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巴黎和会。他和许多社会名流一样,对徐世昌派出的陆征样总有点不放心。所以他和汪大燮、林长民等人,一直寄希望于梁启超的外交斡旋。并采取了各种形式,利用民间的力量声援梁启超和中国代表团。

    他们先联合发起了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借熊希龄的私宅花园开了成立大会。又在2月12日,假座北大法科大讲堂,成立了由国民外交协会原班人马为主的国际联盟同志会,推选梁启超为理事长,林长民为总务干事,通过了要求巴黎和会必须解决的九条决议案,致电顾维钧专使及梁启超,请他们设法在和谈时提议鼓吹,督促签约。

    所以今天,当蔡元培在办公室读到林琴南的小说时,自然会以鄙视的神情,在《新申报》上愤怒批下八个大字:

    无聊至极,不予理睬!

    在这关系民族存亡的年代里,他确实还有许多正事要做。北大的教学改革也到了关键阶段,更需要他集中精力去运筹帷幄。通过两年多的整顿,北大已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教授队伍和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当时的北大,已拥有教授近百人,平均年龄只三十多岁,学生已接近二千人。他的记事牌上就写着近日要办的几件大事:

    2月19日,出席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改组大会,拟发表演说。大会将进

    行职员选举,产生正副会长和干事。

    2月26日,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每年

    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均由发行

    人代垫。

    拟请美国天数博士来校演讲天文学,除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外,校外愿

    听讲演者,亦可来听。题目为《近世之天体物理》、《太阳概论》、《恒

    星概论》。

    已收到北京青年会为贫儿院举行募捐大会邀请,拟起草《贫儿院与贫

    儿教育的关系》演说稿。

    胡适已从绩溪老家奔丧回校,把夫人江冬秀也带来了,住在南池子级库后身八号的新居里。他是新潮社的顾问,这天下午,应傅斯年、毛子水之约,来到了图书馆隔壁的《新潮》编辑部。

    胡适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攻击他的小说《荆生》。他先是有点气,堂堂胡适之,居然被污蔑成贪生怕死的狄莫可见这些国粹党,已堕落成国渣了,不是君子所为。但是在学生面前他却没说什么,只是挺绅士气地一笑,将报纸扔到废纸篓里去

    今天他们要商谈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提倡新文化要不要国故,又该怎样对待国故起因还是国故社的《国故》月刊,将在三月创刊。据傅斯年说,张煊已明确跑来宣布,他们要在第一期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号,向新文化运动下挑战书。

    毛子水拿出一篇文章,递给胡适说:

    “我们打算在第一卷五号上,发表我的文章。我们想说明的观点是,近年来守旧派其实既不知国故的性质,又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罢”

    傅斯年沉思着补充道:“我在文章后面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二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像胡先生说的,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

    胡适觉得这也是摆在他和陈独秀这些新文化倡导者面前的课题。学生的文章观点不错,但对整理国故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认为整理国故也没多大益处,他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有用无用’的狭隘功利层面。他又想到李大钊那两篇大谈主义的文章,觉得这和林琴南一伙的叫骂一样无力,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们利用。他这一年多来,一直想用疑古的精神,开创一种学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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