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匪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敌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一半也好。（三）这次突围，决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射毒气弹。如何投放毒气，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王叔铭的信说得很简单，大意是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吾兄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
董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兄将一切意见与明德兄谈清，弟可尽量支援。
我将信看完后，舒适存对我说：“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计划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我想突围也无望，但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董明德来，不能不敷衍他一下。于是即找第三处处长邓锡洸来商讨，拟定陆、空协同放毒突围的计划。董说：“黄兵团这次用了毒气弹，部队被消灭后，共军即广播出来。放毒是违犯国际公法的，所以这次决定以空军放毒，掩护你们突围。”并规定毒气弹为“甲种弹”，其他弹为“乙种弹”，计划中只写甲种弹、乙种弹，而不写毒气弹。我问董：“用的什么毒气？”董说：“催泪性的。”我说：“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用窒息性的呢？”董说：“窒息性的太严重，还不敢用。”董并规定陆空联络各种符号后，我即交舒适存和邓锡洸拟陆、空协同突围放毒计划。
我即同邱清泉商量定上、中、下三策，写信请蒋介石作最后后的决定：（一）由西安、武汉（必要时放弃）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这是上策；（二）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劝政治上的时间”（就是说请蒋介石和谈，但又有顾虑，不敢明讲），这是中策；（三）如果照令突围，绝对达不到希望，这是下策。函中我还请蒋介石要求美方支援大量“面包篮炸弹”，准备屠杀更多的人民。我明知一、二两项意见蒋介石办不到，也不能不作绝望的乞求。
我将这个信件连夜亲自写好，准备２０日由董明德和舒适存飞京向蒋介石请示。不料当晚风雪大作，一直到１２月２８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董、舒二人无法起飞。在这期间，董与我住在一个屋内，每日长吁短叹，谈论这一战役胜败的影响。
我问董的看法，董说：“现在各方面都不能打了，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徐焕升落荒而逃，空军损失甚大。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平津也不保。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谈。总之，南京现在慌乱一团，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董问我的看法，我说：“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陈决战，又不能断然主和。强令两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不保，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董说：“你看会这样的吗？”我说：另外还有什么力量支持呢？”董说：“既然这样，请你到南京去一趟，面陈国家大计。”我说：“对老头子很难，他有他的看法，不会接受意见，有时接受了，他也不执行。这次战役就是既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弄到现在，我去亦晚了，无法挽回。”我还说了从东北到徐州，蒋介石一意孤行，每次变更决策和蒋军被消灭的情形。董也认为从徐州出来后，不该停住再打，言下叹息不已。他说陆军将领还有钱可以跑。我说：“钱有什么用？跑到国外当亡国奴，同白俄一样到处流浪。还是人重要、部队重要！”董似乎有点怀疑我，我也怕董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来观察我的态度，又竭力在董面前表示我对蒋介石的忠贞。其实我这时心里是这样想的：我在蒋介石集团中做事，主要是靠何应钦作后台。自黄维被消灭后，何应钦即通电辞职，我在蒋介石左右即失去靠山。蒋不久也可能下野，等他下野后，如果共产党同意保全这些官兵建制的话，我愿将部队交出。但在蒋未下野以前，我绝不愿反蒋投共。
在这期间，邱清泉曾对我说：“陈毅给你送来一封信，我已经把它烧了。”我问邱：“内容说些什么？”邱说：“共匪还不是那一套！劝降么，谁降匪呢？”有一天晚上，李弥打电话来说：“陈毅派人带着一封信，从第一线摸进来，是一个被俘去的十三兵团军官（记不起姓名）。”我问：“他说什么？”李说：“他有点吓晕了，说不出什么来。”我认为劝降的事，李弥大概不便说，就说：“你看着处理好了。”李一再说有些道理，送来你问问，他也许会说的。我同意了。李弥第二天送那人来，并带有一封信。陈毅元帅的信中，起头说得很客气。
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抵触。其中说到：“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我这时虽然不了解什么是四大家族，但是“为人民服务”，倒对我有些启发。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随即将这个军官交文强讯问。
我亲自拿着信，去探探邱清泉的态度。这时邱正同耿元哲（兵站总监，解放后在济南改造）围着火盆谈天吃酒。我说：“陈毅有一封信，你看看。”邱接过去看了一半，一句话未说，又将信撕掉烧了。我想邱历来是蒋介石派来牵制我的人，骄傲跋扈，目空一切。过去我们两人矛盾重重，并有时发生正面冲突。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当时我觉得太不值得。坐着心乱如麻，又想了解文强问讯的情况，于是立刻回来。文强和李剑虹（第二处处长）都对我说：“这个人吓晕了，谈不出什么道理。只说：解放军要他把信送到，成功对他有奖，如被杀害，他的全家生活由解放军照顾。”
我见文强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意见，就叫将他送回去。
在这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２０天，蒋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同时解放军进行政治攻势，广播、喊话、送信、架电话、送饭吃等等，也起了瓦解蒋军士气的作用。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蒋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蒋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兵团会师，拒绝投送粮弹。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才于１２月６日开始投送。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１９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２３、４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作绝望的挣扎。哪知一着陆机器发生故障，即无法使用。一切办法想尽之后，只有祈求天老爷了，官兵日日夜夜祈求天晴。蒋介石２５日来电也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总算盼至２９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
蒋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飞散，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地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冲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不得一饱。特别是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沸腾，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区内，纷纷指责。当晚我令两兵团整饬纪律，电请以后两兵团分别投送，并将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邱维达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３０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十三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全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拨了数百包。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张副司令等数人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元旦前后，蒋介石还在南京，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仅有少数飞机投粮，官兵不得一饱，更增加了愤恨之心。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大骂而跑。
如前所说，２９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这一天是熊笑三在搞鬼，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熊不肯去，邱似乎见我看破了诡计，就说：“笑三去看看吧！”邱、熊出去不久，枪炮声停了。他们又转回来，劝我（实际上是威胁）必须当晚突围。我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出了一身大汗，心里直跳，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沉默了好久。“逃、突、降”三件事在我思想中乱滚，最后我对他们说：“既然都是这样主张，只有分头突围好了。”这时李弥、邱清泉、熊笑三想同我一道走，我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
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
邱清泉即与各军打电话，熊笑三已溜掉，李弥还在等着。我说：“丙仁兄也通知一下各军好了。”李出去又回来说：“第五 军警戒兵说，谁也不让走。”我很生气说：“哪里会有这回事。”
李弥这才去了。我给蒋介石最后一电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另通知文强将战车直属部队集合，重要文件烧毁，待命。接着再要电话就不通了。邱清泉打完电话后，拉着我带着特务营就走。我见邱清泉张惶失措，一直带着队伍向北跑，我是跟不上的。又觉得要逃命就不跟大队走，只有在夜间钻空子出了包围圈再说。
我于是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沿途见大批部队整队向陈庄前进，一问原来是七十 二军。这时四面沉寂，无一枪声。我走到贾砦附近，见有大队解放军向西运动。我们在战壕内隐蔽起来。副官尹东生给我剃了胡子，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我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解放军大队过去后，卫士扶着我一直往东北跑，想跑过一段再向西转南。途中遇到一位像解放军干部的人和一位卫生院长（以后给我裹伤时知道的）。我们都冒充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又遇到一个老百姓，说四面村庄都有队伍。我心中很慌，已经跑了二十来里路，还有队伍，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出包围圈，就从两个村庄间向西北跑。这时天已亮了，见村庄上有队伍，尹副官说：“我们到村庄上报到去。”我说：“不行，还是赶快走。”这时，两个解放军战士跑来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副官说“送俘虏的。”再一喊，副官卫士都放下武器。我觉得左右都变了，凶顽气又来了，企图自杀，尹副官从旁将手枪夺去交了。
解放军把我们带到村庄后说：“你们饿了吧！”于是送水送饭，大家饱吃一顿。不久，解放军把我们分成两部分：我同副官、司机到一位首长处谈话。副官说：我是尹东生，《徐州日报》随军记者；这位是十三兵团高军需”；司机说：“我是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他们给拉来的。”各人都拿出证件。
首长似乎有点怀疑，只细看看几个人后问我：“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我将计就计说：“叫高文明。”他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十三兵团有几大处？”我答：“六大处。”“你把六 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我先无准备，一个也写不出，就打叉问：“你贵姓？”他说：“我姓陈。”我想：如果是陈毅的话，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但见左右看俘虏的人很多，怕将自己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我的家庭，就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陈主任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怕飞机炸，就说：“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我想：“我就是，你还未发现。”他又问：“杜聿明是不是坐飞机跑了？”我们三个人都说：“听说跑了。”陈主任见问不出什么结果，就交代到另一间屋里休息。后来又有一位干部来，同陈主任一样地问过一番之后，经过严密的检查，然后将东西一一点清，交还各人。这一检查，使我感到解放军对俘虏的态度真好，手续清楚，纪律严明。以后，解放军对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将我同张印国带到一个广场，从十三兵团大批俘虏的面前经过，看见许多熟悉的老部下，我觉得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解放军已对我怀疑，总有一天会被认出来的。
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很严。这时，战犯这个罪恶的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印国见我心神不安，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维艰，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抢救到卫生处。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一场大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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