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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也就是集团训练的意思。封建统治者对乡民进行团练，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风俗是从唐德宗年间开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则是它的胎源，府兵在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嘉庆年间，苗民在贵州、湖南两地发生暴动，凤凰厅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积十馀碉则堡之”，后来平定苗疆时，团练的兵力和碉堡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白莲教教徒起义，白莲教运动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德楞泰和明亮上奏皇帝，请求用乡勇和碉堡如法炮制，嘉庆帝发布诏书命各地都用此方法，最后才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以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太平军兴起时，咸丰帝在积极布防的同时，还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团练乡民，企图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内的正规军与团练乡勇密切配合，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第一个办团练的浪潮。由于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吏对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们与地方督抚配合行动。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是被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就是第二个团练大臣，时间在这年十一月。接着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消灭了江南大营，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在全国各地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又兴起了，清廷又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这九十二人中，官职由高到低，自前尚书至已革总兵不等，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如何重视办团练事宜。
曾国藩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打击土匪，原因是随着日益扩大的太平军势力，湖南境内各会党趁此机会纷纷涌出，平日受尽官吏欺压的百姓为反抗官府也都趁机组织了起来。是时太平军虽已离开长沙，但挥师湖南是随时都有可能的事情，到时候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抗力量与太平军部队相结合，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就将宣告结束。而且，即使太平军还没有进攻到湖南，各地民间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扰乱了整个湖南官场，让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作为地方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在还没有实力与太平军较量前，便一面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一面集中兵力镇压各地起义。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担任了湖南省团练大臣，而后，他又在省城长沙设立了审案局，招募勇丁，揭开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曾剃头”的由来
曾国藩刚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就把严惩土匪作为他这个团练大臣的“团练”方针。在咸丰三年正月，他就向湖南各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逃勇“格杀勿论”。
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咸丰帝下旨，让张亮基、潘铎与在籍侍郎曾国藩共同处理湖南招募兵勇的事。在咸丰三年正月初三，咸丰帝又下旨，说他日夜思考除莠安良之事，认为即使在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为封疆大臣，只有把恶心铲除，才能使人民不受伤害，从而让地方得以安宁。浏阳、攸县等地的匪徒，也只有各署督抚认真查办，并与在籍侍郎曾国藩一道，参照地方形势，统筹办理才能最终剿灭。所有这些都说明咸丰帝为剿匪一事忧虑万分。
因此，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咸丰帝写了一张奏折，即《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在这篇奏折中，他系统地表述了对太平军要严刑峻法的观点。
由于在奏折中出现了许多描述匪徒几近残忍的话语，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所以咸丰帝在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看到曾国藩同他一样极为仇视造反者，便十分同意曾国藩的看法。便批阅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咸丰二年，曾国藩刚到省城时，抚臣张亮基从湖南以外的省份调来一千多名士兵，又在湖南本地招募了一千多名勇士，共同来防御起义军。不久便收复了武昌，长沙的形势也得以缓解。曾国藩与张亮基、潘铎共同商议计策。将留在云南、河南的士兵撤回，在招募的士兵中，挑选勇敢善战的留下，总共留了三千多名勇兵，已足以用来防守。为进行团练，捐钱敛费是必要的，但实行起来又特别困难。如果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以进行常规训练，需要花费很多钱，因而民众很不乐意；但如不并村落，不立碉堡，不制旗帜，不募勇士，虽然住的分散，但很容易聚集，干活的农具就可以用来作武器，这样花费少，民众特别喜欢。于是曾国藩便采用了第二种方式，不但省钱省力，也让百姓深受鼓舞。
湖南匪徒较多是众所周知的事。自从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军进入湖南，天地会的人大多加入了太平军，还没有铲除干净，又出现了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曾国藩见这几年土匪横行，肆虐成灾，认为必须以严刑峻法来惩治他们，才能消灭他们的势力。所以曾国藩准备冒着声名败落的危险，冲破一切险阻，联络各地的乡团，严惩匪徒。
曾国藩在省城办理街团，凡遇到游匪或者形迹可疑的人，便立即抓获调查，对那些抢掠结盟的，便用巡令旗，将他们正法。并且在寓馆设立了审案局，派了两名委妥员，负责拿获匪徒，进行严刑审讯。对平常的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也是加倍严惩。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心地善良的老百姓平平安安地种田度日。
他给湖南各州县绅耆写信，告知他们要把团练办好，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这样连篇累牍的指令甚至还出现在曾国藩的私人信件中，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对于“粤匪、土匪”； “若非痛加诛戮，与草剃而禽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闻有并非楚勇、并非湘勇随之以去者，尤须认真访查，斩数人以惩其馀”；或是“严缚匪党，动与磔死”等等。他把审案局设立在长沙鱼塘口自己的寓馆内，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浚负责案件的审理，“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还偷偷地称赞自己道：“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在给僚属的信中，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供认不讳：“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大肆屠杀
在朝廷的支持下，曾国藩开始对各地的起义进行大肆的镇压。
在长沙设立审案局的同时，曾国藩的势力范围也扩展到了湖南各地。最初的太平军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联盟军，一部分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徒众，另一部分是洪大全的天地会会众。太平军在路过湖南的时候，他们吸引了很大一批湖南天地会的人随他们一起北上，但湖南会党依然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尤其是受太平军的影响，革命群众的斗志分外高昂，群众斗争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各地，处于东南的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常宁以及西南的宝庆、靖州各属，这种革命火焰更是如火如荼。可惜，当时太平军已经全部离开湖南东下了，没有联络这些同盟军，才使得曾国藩有机会把他们逐个击破：
咸丰二年冬天，浏阳的周国虞、曾世珍、邓万发等率领的忠义堂暴动被江忠源给镇压了下去；
咸丰三年正月，攸县洪利父子率领的暴动被张荣祖等镇压了下去，这支军队是骆秉章、曾国藩派出的；
二月，曾国藩派刘长佑、李辅朝、王等将常宁白沙堡的农民暴动镇压了下去；
派张荣祖到宜章、桂东、临武，因为那里有来自阳山、大庾的农民暴动军，他们也被镇压了下去；
会党曹、李跃率领一万余人在衡山草市、吴集暴动，曾国藩派刘长佑、王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了下去；
三月，戴正率领的永兴、安仁等地的农民暴动被曾国藩所派的夏廷樾、张荣祖等镇压了下去；
到了咸丰三年三月，经过严厉的镇压，湖南各地的反抗活动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正是因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酷杀政策，曾国藩才得以大名远扬，但他得到的并不是对他十分有利的名声，因此，在咸丰三年三四月间，曾国藩又到处给别人写信，为自己的酷杀行为进行辩解和开脱，以求他人理解。
曾国藩疯狂的“剿匪”行动终于平定了湖南境内的起义运动，而他自己也因此被别人称为“曾剃头”，杀人就和剃头一样简单，既形容他杀人之轻易，又表明了他所杀的人数量之多。因此《清史纪事本末·湘军陆师之编制》里面有一句话说道：“一时谤议四起，至有曾剃头之称。”
“曾剃头”这样一个名字并不好听，对此，曾国藩是早已预料到的，因为他早就对咸丰帝说过，即使他自己因为执行皇命而被人称为残忍严酷之人，他仍要坚守自己的职责，所以，对于“曾剃头”这一绰号，他又怎么敢加以拒绝呢？而且，此绰号陪他走过了一生的道路。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组建湘军
曾国藩出山，湖南巡抚张亮基奉旨劝谕有很大的功劳，但曾国藩到长沙没多长时间，张亮基便调往武昌署湖广总督，布政使潘铎暂时接替了他的职位；同时，原云南布政使徐有壬被调职担任湖南布政使，原衡、永、郴、桂道陶思培则被升职担任湖南按察使。他们与曾国藩的关系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曾国藩的“越权侵官”，使他们对曾国藩进行讥讽、掣肘，甚至打击。不久因潘铎病归而接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其手下人与曾国藩之间的龃龉也不闻不问。这种明争暗斗令曾国藩的处境非常孤苦。曾国藩后来在八月十三日给朝廷上了《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回到了故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的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他现在之所以要转移到衡州，正是为了保证原有的“查办土匪”计划顺利进行。要在衡州将农民暴动进一步地镇压下去，曾国藩在当时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却没有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期内的原因和内心活动告诉咸丰皇帝。
如果把湘军作为一个总体或者集团来对待，那末，湖南新宁应该是湘军的发祥地；如果把范围缩小到由曾国藩创建，并由他指挥的那一部分湘军，那末，湖南衡阳则是它的发祥地。
从曾国藩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从衡阳出征的时候结束，他在这里呆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因为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与牵制，烦恼也少了许多，在那里一心一意地训练他的湘军。咸丰三年十月，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接到了清廷谕令，“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则以“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舟师还没有守备为理由，借此机会申请“截留粤饷四万馀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这里指的“船”是木板船，由他在衡阳、湘潭所设的两个船厂自造；而“炮”，则是六百尊洋炮，那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奉命为他先后买到的。经过半年的努力，当时的湘军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水陆两师加起来有一万人之多，其中水师十营，共有五千余人，前、后、左、右、中有五正营，此外又有五副营；陆师也是五千余人。水师中包括一艘拖罟、一艘快蟹、五十艘长龙、一百五十艘三板艇、一百二十艘钓钩船、一百余艘辎重船，船上一共配备有五百七十多门炮。
在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曾国藩并不知道筹措水师需要做哪些工作，于是就四处咨询，按照广东水师的样式，设置拖罟、快蟹、长龙等，开始了他的编创工作。后来，长沙有个叫黄冕的人给曾国藩提议道：“长江上下千里，港汊极多，敌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营都添十艘小战船（即三板），这样就便于在港汊中搜寻敌船。”曾国藩对此非常赞同，于是就开始对水师的编制进行了如下的调整：每营配制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三板十艘。人员配制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桨工、八名橹工；长龙配十六名桨工，四名橹公；三板配十名桨工。正是这样的水师配制，才能够使曾国藩日后在对太平军作战中取得胜利。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岳州之役（1）
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湘军水陆两师的训练之中，却不曾想到，在这个时候，全国的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攻克南京，将将军祥厚斩杀，同时也斩杀了两江总督陆建瀛等，拥众百万。几十万清军见此阵势，不战而败。太平军定都南京一个多月后，分别派出军队，一部分用于北伐，另一部分则进行西征。西征军共五万人，兵分两路，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将庐州攻克，安徽巡抚江忠源因不愿落入太平军之手而投水自尽；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西征军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在这场战役中死去。接着，西征军又一举将武昌攻克，并于咸丰四年正月再次进入湖南，接连攻占岳州、宁乡、湘阳等地。太平军直接威胁着省会长沙的统治。
为了控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咸丰帝诏命曾国藩立即调动他的湘军，前往武昌，从而缓解了军事上的紧张局势：“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贼之吭。此举关系南北大局，甚为紧要，该侍郎应能深悉紧急情形，兼程赴援也。”
此时，曾国藩所训练的水陆两师的总人数共一万人，其中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各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