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曾国藩所训练的水陆两师的总人数共一万人，其中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水师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馀人，编列字号，将五百个人编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褚汝航是水路的各营总统，陆师则统统接受塔齐布的率领。“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他们所准备的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甚至连军队中所需的器物，打造这些器物所需的工匠，他们也一并带了去。曾国藩的水师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沿湘江而下长江，直接到达金陵，沿途船夫纷纷携带着船只加入了太平军，大江上下，遮天蔽日的风帆到处都有太平军的旗号，清军水兵还没开始战斗，便溃不成军。湖北巡抚常大淳颇有见地地于咸丰二年冬上奏道：“寇水陆攻武昌，船炮充斥。闻湖南大军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调集大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贼势，断其粮运。”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真是“心有戚戚焉”，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专门写了一篇奏折《请筹备战船折》道：“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残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顾水次，该匪饱掠而去，总未大受惩创。若今为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在这里曾国藩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战状况，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即必须对水师加倍重视；不仅如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初，就从战争的全局考虑，认为“先肃清水面”是首先要做的，然后才可以把安庆、芜湖、金陵三重镇逐一攻克。
所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认真地对待水师建设，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军事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则是从长远的战略方针出发来考虑的。他在衡阳“鸠工购材，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但是因为“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不足以胜巨炮之震”，此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湖南巡抚将水师守备成名标送来，同时也送来了广东绘制的拖罟、快蟹船式，湘军才又仔细琢磨，依据快蟹船式重新造船，又把商船改造成为长唇的宽舷，“又推五日竞渡船意，为短桡长桨如蛇足，以人力胜风水”。不久，曾国藩又将造长龙战船的任务委派给同知褚汝航在湘潭制造。这样，曾国藩的水师便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他从衡阳发兵出征时，所配备的船只已经有“拖罟一号、快蟹一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馀号”，大概有五百七十多门炮配备在船上，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但和有数万只船的太平军水师比起来，其规模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太平军的船队均由民船、商船编成，对于运输有益，但是在战斗方面却不行，虽然经过简单的改装，却没有很强的战斗力；而湘军的战船却是专门为战争所作的，便于战斗。与此同时，湘军战船上配备了上千尊洋炮，都是从香港购买来的，而太平军战船多用土炮，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湘军水师对于操舟、作战、施用炮械等技能，在衡阳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些训练，且在衡阳、湘潭两处设有船厂，对旧船进行修理，同时为补充船队也制造新船。湘军水师的组织也都非常的严密，因为太平军水师不对自身建设多加重视，所以这方面也根本无法同曾国藩的水师相比。两军经过长期的较量，特别是发生在咸丰四年四月的湘潭之役，同年八月汉阳河之役及同年十月田家镇之役，太平军水师三次都失败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湘军水师则因此而在长江称霸，也就成为了曾国藩最亲信、最可依赖的力量。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岳州之役（2）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2月25日）起，带领水陆两师出发，浩浩荡荡，进驻长沙。该地的绿营根本不能同其威猛的军容相比。这些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坚韧自励的结果。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约两万人马的水陆两师，从衡阳启程，开始着手准备东征的事情。途经长沙，当年的官场对手们看到此时的曾国藩如此风光，个个都来巴结奉迎，握手言欢，说了不少旗开得胜之类的恭维话。曾国藩在长沙城只停驻了两天，就再次出发向岳州去了。
当时石达开的堂弟石祥祯守卫岳州城，领有三万人马。曾国藩率领军队行进，当走到离岳州城还有三十里远的时候，探马来报，说岳州城里太平军已经消失了踪影。曾国藩心里十分高兴，以为太平军一定是对湘军的声势感到害怕，所以就望风而逃了。这样，曾国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岳州城。初战告捷后，曾国藩立即就将功劳报给了咸丰帝。
曾国藩的这份奏折表明，他当时无疑已经头脑发昏了，认为胜利得来得如此之易，领兵打仗，不过如此。在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体湘军中滋生了一种骄傲情绪，因而产生了麻痹心理，由此而招致了紧接下来的失败。
曾国藩占领岳州后，王、李续宾带领一共有一千名湘军的两个营向武昌进发。一路上风平浪静，众士兵连一个太平军也没有看到，湘勇们因此便放松了警惕。这天夜里，他们宿营在羊楼司，根本没有派遣夜间巡逻兵。谁知到了半夜，罗大纲亲自率领五千名太平军士兵，从周围的山里冲出，呐喊着向羊楼司冲杀。湘勇们从梦中惊醒，还没有做抵抗就丢掉了几百条性命。王、李续宾于忙乱之中只好仓皇南逃。
祸不单行，三月初七日，岳州一带狂风大作，掀起了洞庭湖汹涌的波涛，泊在水面上的湘勇水师根本无法对付如此的大风大浪，因此溺死了许多人，同时也严重损坏了许多船只，战船、辎重船漂沉二十四艘，撞伤数十艘。军心不免动摇。接着，就在太平军于临湘羊楼司大败王部后，三月初十日（4月7日），太平军就把岳州攻占了。曾国藩在太平军的浩大声势面前，不敢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只好带着随从自岳州城中仓皇出逃。幸好水师船只前来接应，跑到船上的曾国藩才逃过了此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令部队暂时退回长沙，恢复军心，以再做打算。
面对败绩，曾国藩已经感到没有颜面面对皇上，因为上次的奏折中自己已夸下了海口。在长时间的充分考虑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两份奏折，第一份奏折就是《岳州复失水勇退回长沙防剿折》。
这份奏折的主笔人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曾国藩后衔会奏的。当然，身在长沙的骆秉章，对于当时接战的实际情形并不了解，是曾国藩给他提供了具体情况。从这份奏折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已经彻底掩盖了兵败的狼狈情形，而只是具体描绘了湘勇奋勇杀贼的情形，这样，退出岳州城的原因是因为粮草和枪弹不够，已无法再守城；败回长沙，是因为要保卫长沙的安全。反正咸丰帝自己并没有到过前线，也只好听任曾国藩说了。
第二份奏折名为《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对于曾国藩的两份奏折，咸丰帝显得十分宽宏大量，虽然他严厉指斥了曾国藩，同时又给了他将功赎罪的机会：“曾国藩奏水陆各军接仗情形，并自请治罪一折，此次岳州水军虽获小胜，惟因陆路失利，以致贼匪复行上窜。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调度无方，实难辞咎，着交部严加议处。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迟误。曾国藩所统各勇为数过多，既须剿办粤匪，又须搜捕土匪，即如所奏，有拔赴平江、通城者，有拔赴临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进者，散布各处，照料既不能周，剿捕自难得力。一有败衄，人无固志，似此何能力图进取？此时肃清江面专恃此军。曾国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且战船被风沉损多只，何事机不顺若是？现在湖北待援孔亟，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
接到上谕以后，曾国藩自己反倒觉得非常惭愧。因此，他驻兵长沙城外，没有脸面再和城内的官绅打交道。这时惟有一种想法充斥他的大脑：如何抓住时机，将所有的太平军全部消灭，一来洗雪心中的愤懑，二来也可以让自己不再在皇帝和湖南官绅面前丢颜面。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一意孤行
石祥祯率领的太平军将士在岳州战役中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同时对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清势力也是很大的鼓舞。在这大好形势下，太平军做出了向长沙进军的决定。为了给夺取长沙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太平军决定先将离长沙90里的湘潭和离长沙50里的靖港这两个地方攻克。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清廷绿营军纷纷逃窜。湖南的清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投奔曾国藩的湘军。而在岳州之战中惨败的湘军，死伤七八百人，又被曾国藩淘汰掉了一千余人，因此，只剩下七八千人可以供曾国藩调动。所以当时太平军的作战方略是：首先将曾国藩的湘军歼灭，再攻取长沙城。
曾国藩听说了太平军水陆并进，将要逼进省城的消息后，大惊。这时太平军的陆军已散落地分布到岳州、湘阴各地，他们的战船也密集在了临资口、樟树港、乔口、靖港等处。由于连续多日北风凛冽，大雨不断，水军不能去剿灭太平军。曾国藩把各陆水军布置在靖港港外，建好坚固的炮台，以等待时机攻打。
三月二十四日，大风刚刚有所平息，曾国藩便命令各营水师驶入靖港，如此反复，共击中了船中以及岸上的太平军共二百多人，击沉了三只船，另外还有一只火药船。太平军知道省城水陆两边都防守甚严，不敢公然闯入，便想由陆路绕过宁乡，直接向湘潭进攻。曾国藩先派湘军营官伍宏鉴、魏崇德、郭鸿翥率领湘军近千人建立营房，以防止太平军的进攻，并嘱咐这些营官，因为太平军的气势极为嚣张，所以一定要防守谨慎，但不要主动出击，待到塔齐布率兵到达时，再筹划进攻追剿的事。
三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分三股力向魏崇德所在的营进攻，湘军在营内向太平军施放枪炮，击毙了几十名太平军。接着太平军分十几路，形成四面围逼之势。湘军奋力拼杀，杀了百余名太平军。但太平军愈来愈多，愈来愈勇，湘军死亡至数百人，败退下来。
三月二十六日，塔齐布率领一千三百余名士兵前去增援，太平军闻讯后连忙撤退，直奔湘潭而去。塔齐布、周凤山听说了这一消息，也绕道直奔湘潭。但就在三月二十七日，塔齐布还未到达湘潭时，太平军就发动了攻打湘潭的战役。
作为湖南省一个重要城市的湘潭，物产丰富，城内粮草充足，但却只有五百人在守城。因此，只要太平军一攻湘潭，湖南巡抚骆秉章就必定会从曾国藩那里搬救兵，这样，就可以在湘潭城下将湘军一举全部歼灭了。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七下午，率领着七千人马的太平军将领林绍璋赶到了湘潭城下。当时守卫湘潭的长沙协石营守备崔宗光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得到半点消息，当他得知兵临城下后，仓皇之中率领五百守兵匆匆赶上城头。但这些守兵根本没有任何斗志，一见拥有如此浩大声势的太平军将士，全部都不战而降。于是，太平军没有多久便攻克了湘潭城。
湘潭之失，可把骆秉章给急坏了，他赶忙亲自找曾国藩，希望他能够把湘潭夺回来。但是，当时曾国藩因为求功心切，却和骆秉章的想法有些不同。他的想法是：朝廷给他下达的命令是要他到武昌去，岳州之败，他忍辱退回长沙，已经感到非常没有面子，此次如倾巢对付湘潭的太平军，胜利了倒还可以，但是如果失败了，还有何脸面再活在世上？况且太平军分兵攻打湘潭，就必然会在岳州一带造成军势上的弱势，若能趁虚越过岳州，前往武昌，在皇上面前岂不是可以挣回面子？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会让人感到曾国藩这一招是退避之举。但是曾国藩手下的幕友陈士杰、王运等人却大多和曾国藩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先把湘潭夺下是理所应当的；若是先北上攻克武昌，失败了再退到省城去，便是置自己于死地。陈士杰持此主张最力。他告诉王运：“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王运向曾国藩转达了这一意见，曾国藩才恍然大悟。陈士杰不但自己对曾国藩力加劝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一同向曾国藩上书攻湘潭的好处所在。恰恰这时，十营水师的营官都来见曾国藩，他们一致力谏曾国藩攻取湘潭。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做出了一举攻克湘潭的决定，于是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率领一千三百多人进军湘潭，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五营水师前往。同时决定第二天自己亲自领两千多人增援。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靖港战败
正当曾国藩一心一意将心思放在攻克湘潭上时，当天晚上，突然接到了长沙县乡团士绅的报告：“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对这一消息感到有些心动，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于是临时把计划变更了，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四十多只战船，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靖港位于湘江、资水交汇的地方，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经设置了铜官，所以才有“铜官渚”的称号。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坐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但曾国藩手下的将领李元度却极力劝阻曾国藩不要再这样做，他认为，现在湘军的精锐部队已经被调往湘潭去了，攻打靖港，那应该是湘潭之战胜利后的事情，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军情发展，然后再做另外的打算。然而，已走火入魔的曾国藩却对李元度的劝告置之不理，认为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跟拥有近五千士兵的湘军无法相比，以五千人去对付几百人，根本就是以石击卵，胜利必定是属于他的。因此，他不再为此事与手下幕僚商议。他此举决心非常大，甚至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交给李元度，托李元度如若他死了就把遗疏交给湖南巡抚，让他上陈给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