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社会现实丝毫没有改变。
孙中山在目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屡屡毁法行为之后醒悟到，宪法要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如只有白纸黑字，民权决不能得到保障。他的下面这段话说到了问题的实质：“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可转移也。” ＇蒋碧昆《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137页，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因此，我认为中国历史自从1957年以后走上弯路，决非毛泽东一人的责任，肯定有一大批推动者。例如，在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希望对他搞个人崇拜。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便表态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樊天顺等主编的《国史通鉴》第二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在这样一个氛围中，领袖怎能独善其身。特别是我们党是一个主要由工农干部组成的党，文化知识缺少，民主法制知识缺少，观念薄弱，不要说普通的干部，就连高级干部和领袖们也缺少民主的习惯和法治意识。例如，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养成了习惯才能遵守。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来维持秩序。” ＇项淳一《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见《中国法学》1991年第四期。＇
也就是在这种情势的主导下，中国一步步走向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达到顶峰，人身迫害也达到了顶峰。中国人的国民待遇有的被卷上浪尖，有的被抛入深渊。1966年春节后，我从蓬莱九中转入济南山东师范学院附中，没多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象刮起了一场龙卷风，各种人的命运在这场龙卷风中剧烈地旋转。
大约是1966年深秋的一天，忽然听同学们说何田副校长在学校外的一棵小树上吊死了。听后心里很难过。这是一位多么慈祥可爱的人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转入附中时，妈妈是怎样领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话的。这样一位慈祥和蔼的人怎么能成为反革命？我至今痛惜何田校长的死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敬爱的人惨死，第一次心灵上感到了哀伤。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不知剥夺了多少人生的待遇。
还记得有一天，一位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边上。有一个学生走上前去，照着这位50多岁的老师胸口就是狠狠的一拳。象这样的拳击，这位老师每天不知要经受多少。
大约到了1967年，学校里的一些学生打老师已成了习惯。有一天，我看见两个学生溜进学校的教研室，解下腰间的皮带，对屋里两个老师就是一顿抽打。当时我只是感到这些人的心真狠。今天更多地是猜想被打老师当时心情，他们从心灵上是怎么承受着这样的人格侮辱和肉体虐待？
一种文明和民主的习惯是要培养的。如果都是按野蛮办事，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形成相互野蛮。一旦被侮辱被虐待过的人得到机会，他们也会按社会共同的模式报复敌人。这样的社会是难以进步的。
当时的中国没有人格尊严的概念，对人说批就批，说斗就斗。记得1970年左右在济南456厂工作的时候，有一天车间分配给我一项任务，对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人进行监管，实际上就是每天陪着他上厕所，掏大粪。此人是一名大学生技术员，30岁左右，因为曾在文革中造过走资派的反，就被军宣队划为另类，实行厂内劳动改造。
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车间里的一位老技术员。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从未聊过天，从未说过一句与工作无关的话。他从不苟言笑，每天都是一副忙碌和严肃的表情。所有的人都很尊重他。当时试制的硝油炸药和TNT炸药都由他来指挥。后来听说他原来是工厂的副厂长，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从此便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但由于是一名技术权威，生产上离不了他，所以在文革中总算没受多大的罪。但是从他的抑郁、平和之中，我总是感觉出一些压抑和沉闷。这就是当时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国民待遇。
阶级斗争残酷就不必再重复了。经济领域的极左思潮在70年代上半期达到了及至。记得1976年，全国掀起了一场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各个城市都组织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派到农村去工作。当时在青岛市邮电局当营业员的我被上边选中进了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被派到崂山县河套公社赵家岭大队工作和劳动。我去时，农民们家中还有自留地，但不久极左思潮袭来，自留地也上交给了生产队。农民们就差一点没象1958年那样合伙吃食堂了。
在经济制度的革命方面，剪资本主义的尾巴，就是要把个体所有制彻底消灭，甚至把人们的私心彻底消灭。赵家岭村距胶州湾很近，每到春夏，村民们都要去海滩的泥地里摸小蟹子。小蟹子一可以吃，二可以用来沤肥，是一种喂庄稼极好的肥料。但在1976年，这种举动也被视为走资本主义，也要遭到民兵们的阻挠，摸回来的蟹子在村头都遭到没收。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民所受到的待遇。
我那年24岁，年轻力壮，对上面号召的这一切很少有疑问，认为今后社会的就该往一大二公的方向发展。回忆起来，从建国后到文革这一时期我党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一种高尚的思想和理想支配下进行的，是在不遗余力地追求一种“公有”的境界、共产主义境界、无私和忘我的境界，似乎为了这一崇高的理想可以无所不用其及。
现在回过头来看，要特别警惕高尚和崇高，不能以为道德高尚或崇高就可以对人任意改造，不能强迫所有人都达到一个道德目标或修养目标，不能以迫害的手段来对人进行改造，特别是不能使用暴力。实际上，建国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无论是从精神上或是从经济上，收获都甚小。有的方面不断没有收获，还要重走回头路，经济领域便是这样。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先生曾在《深圳风采》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深刻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指出了过犹不及的问题。
回想整个青年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从思想改造过程中、从形式主义中走过来的。知识没学到多少，政治教条和无用的文件材料倒装了一大堆。我不是一个不爱学习的人，但就怕单位的政治学习。这种学习陪伴了我整个青年时代。从进厂那天，车间的工人们每天下班后就要围坐在一起学习，当兵入伍以后也是天天读，雷打不动。我们班有一个山东安邱的农村兵，没有多少文化，但在那种气氛中，每到空闲时都要拿上一本小红宝书坐在那里苦读。至今回想起他那种摆样子的表情心里都想笑。直到粉碎“四人帮”，中国人终于摆脱了僵死的政治学习。以致于我在文革以后患上极端害怕组织学习的心理病，见到学文件和单位开会头脑就发怵。这种机械的、形式主义的学习不知浪费了这代人多少宝贵的时间。
事情越过一步就是虚伪。极左的本质和危害是什么？是虚伪和伪善。反思建国后所搞过的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观察这场改造最终达到了什么结局，只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主义必须符合现实，理想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超越了实际就走上了空想，结果就干出许多荒唐的事。看看当今社会出了这么多腐败的事情，而很多腐败者是文革时期一些优秀分子，一些根正苗红的好同志。这些人怎么一转眼就变得如此腐败？社会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堕落了？真令人奇怪。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强迫性的政治学习对人的思想改造丝毫不起作用，所起作用的只是使人变得虚伪，由一个诚实的人变成一个虚假的人。所以，灌输的结果，是使中国人的道德大幅度、大面积地堕落。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国家，其社会信用已经败坏到极点。这不能说不与建国后多年的政治运动有关，把人都变假了。
另外，在实现理想的这一过程中，也不能不使我得感觉到，虽然中国共产党人搬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革命者树立了为共产主义献身奋斗的目标，但他们仍然是封建时代走出来的人，身上仍然带着不可摆脱的旧社会的烙印，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而一下子进入一个崇高的理想王国。虽然他们剪掉了辫子，参加了革命，脱下了长袍马褂，摘下了瓜皮帽，穿上了中山装，虽然他们参加了共产党，信仰了马列主义，但骨子眼里仍然渗透和积淀着封建意识，仍然充满着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仍然不乏专制思想。特别是他们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时，所使用的手段与传统的统治手段无异。其结果，30年间，中国进行了一场外来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混合实验，最后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而达到顶点。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精辟的指出：“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惟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但是，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页。＇
这一总结对于描述中国的情况也是很准确的。因此，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不要以为自己能拔着头发离开地面，都不要认为革命优于改良，都不要以为自己是时代的英雄。这一点特别适合当今的一些民主斗士，当这些斗士们信誓旦旦地要为推翻不民主的制度而献身时，一定要“吾日三省吾身”，是否自己从骨子眼里已经摆脱了专制和独裁的习惯，是否反掉不民主的政权，自己就能建立起民主的政权？正是有着这样一些想法，我对当前有些民运分子十分担心。这些人正如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民运人士’是历史的产物，他们不具备真正民主的思想，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至少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偏激与贪婪。他们不具备领袖的胸怀，没有宽容。”
当年的胡适先生对中国的这种国情应当说是最了解的。他说：“思想与文化的更新必须先于政治的改革，新的社会价值必须取代旧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使胡适1917年回国后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专事文化思想的启蒙，为得是为20年后奠定一个革新的基础。现在来看胡适，的确能看出他对国情判断的正确性。任何革命家，如果不想老老实实地打基础，只是意在争权夺利，那就必然使中国的历史出现高压反高压再高压、腐败反腐败再腐败的循环。即使从今天看，这历史循环的迹象也没有消失，也很难说下一波变革后，中国能一帆风顺地进入民主政治。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中国民众连基本的人权知识还不掌握，连民主政治的ABC还不了解。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怎能建起民主政治的大厦。
因此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首先就是从普及联合国的人权知识入手，从培养民主的习惯入手。增强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明确权利的范围和界限，学会彼此尊重、合作与谈判。这样做既不会导致社会动乱，又能实现平稳的社会过渡。
回顾过去的历史，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仅有形式上的制度和法律是不够的，旧的观念、思想和习惯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民主的习惯和意识需要长时间来培养，民主的待遇需要全社会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必须付出时间的代价。建国后的一个时期，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国民待遇，今后将怎样变化？新课题和大量问题仍然摆在人们面前。
5，未来的信仰是什么？
清算历史并不等于抛弃理想。理想是没有错误的，错误的是实现的方法、手段和行为。遗憾的是，当今的社会不是对这些错误的方法和手段深刻检讨，而是对理想产生厌恶或彻底摈弃。这种信仰失落的状态导致当前社会精神萎靡不振，心理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等各种危机重重，而金钱至上、损人利己、拜金主义却乘机泛滥。
中国今后有关国民待遇的最大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不是物质短缺和经济落后，而是信仰空虚，心灵失落。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什么思想来主导，对国民待遇影响很大。今天的中国是个精神迷乱的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被遗忘了，共产主义过时了，资本主义的精髓未得到真正的理解，价值体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混乱。思想的迷惘使当今社会问题百出，矛盾重重。
没有信仰的人是庸俗的人，没有信仰的国家不仅是庸俗的国家更是虚弱的国家。信仰的作用之大，在中国建国初期表现得最清楚。例如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是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驱使，中国的私营企业决不会如此容易地融入国营企业。不要认为中国的资本家没有信仰，也不要认为中国的富人就不会信仰共产主义。小时候抚养我长大的姑父，解放前在天津松竹楼饭庄从事管理工作多年，老家村里拥有几十亩，也应该算是个富农了。1947年山东胶东地区一解放，马上回老家参加了共产党，把家里的一些地送给了穷人。后来一直担任村干部，党支部书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批斗和迫害，也始终不改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其为人刚直不阿，铮铮铁骨。这一代人对信仰的笃信常使我惊讶。在那一代人身上，信仰的确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当年乌托邦思想的创造者本身也是富人。人的行为是被信仰所驱使的。只有思想上的变化才有行动上的变化。
建国后公私合营这一段历史特别值得反思。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中华工商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座谈，出席会议的有陈叔通、李烛尘、荣毅仁等。经过做工作和搞宣传，民族资本家们认清了社会发展大趋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运动拉开了序幕。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进行工商业全行业合营，继之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地。最后全国各地都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一合营热潮的场面也十分感人，资本家与工人们一道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共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有人感叹说这是世界上的奇迹，因为在财富的争夺形式上，从来就是刀兵相见的。马克思曾经设想以和平的手段迫使资本家屈服，恩格斯认为，如果能用赎买的办法变革所有制，将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15页＇。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曾经提出过赎买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结果还是采用了暴力。中国的资本家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兵不血刃地就交出了自己的财产，并且还敲锣打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