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高度的国家垄断最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严重地遏制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国民经济效率低下，产出满足不了国民的需求，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匮乏。四五十岁的人都记得，70年代买什么东西几乎都要凭票。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种穷日子。于是，粉碎极左思潮之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席卷中国大地。这场改革的主导内容是什么呢？便是放权让利反垄断，即把中央部门掌握的权力逐步交给地方、部门、企业和普通人民。结果中国的经济产出取得了举世注目的增长，GDP年均增长10％； 没用20年的时间就使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了两番。
今天，以反垄断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有企业已经逐渐拥有独立经营权，非国有企业更是完全走上了市场。大批的个体私营、集体经济成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这样一个可喜的局面中，反垄断的呼声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强烈。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垄断利润从国家手中下移，直接导致了部门之间国民收入的贫富不均。如果说当年国家垄断的利润还能由国家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的头上，那么在进入部门垄断之后，财富的天平便在不同部门职工中间发生了巨大的倾斜。有的部门收入畸高，有的部门发不出工资。
由此，中国出现了反垄断的阶段性，即第一阶段反国家垄断，第二阶段反部门垄断。中国目前的反垄断已处在第二阶段时期。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反垄断的阶段特点。第一阶段8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和部门的分权上，核心是打破中央集权。这一时期，国家将一批中央控制的企业归还给地方，将一些企业的人事任命权交给了地方。重要的是国家将生产的计划安排逐渐减少，将生产资料和商品的计划调拨逐渐减少。反垄断的第一阶段主要表现在对生产资料的自由支配上。各个企业都可以通过计划之外各种门路和渠道进货。因此，在这一时期冒出了计划外一大批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企业原有的生产垄断。国有企业自身也获得了更大的权利。集团性的争权、争项目、争地盘，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
在这一阶段，反垄断的另一主要活动表现在流通领域和分配领域。原先由计划供给控制的市场被计划外的商品打破了。除了生产、分配和流通领域的权力下放，财政权力的下放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地方各级政府有了更多可以自我支配的财力。总起来看，这一历史时期，反垄断主要表现在国家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上面。没有这第一阶段的权力解构，便没有90年代更深入的反垄断展开。
第二阶段的反垄断表现在部门之间。如果说改革前所有权力掌握在国家手里，反垄断的第一阶段是反国家中央垄断，那么今天反垄断的内容已从国家中央垄断进入到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从当年地方与中央之争和部门与中央之争，演变成部门与部门之争，地方与地方之争。如果说早年的国家垄断还是将利润留在国家中央财政的手里，那么部门垄断便是将利润分配到本部门职工的腰包里了。大家都知道，这些年里银行、电力和邮电这些行业的工资收入最高。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其他部门的不满。
近年来表现最突出的是电信领域。联通公司的出现打破了原先电信部门一家垄断的局面。高昂的电话初装费、电话费和上网费招来了广大社会消费者抗议的浪潮。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打得不可开交。例如，安徽蚌埠市化工企业对当地的电力部门表现出强烈不满。供电局从发电厂购买每度电平均只需要0。25元，而转手卖给工厂就上升到0。5元。这样高的中间利润使化工厂成本大增，电费占了烧碱成本的70％，以致全国烧碱行业普遍亏损，平均每吨亏500元。如果自己发电，每吨可降低成本500元，工厂可立刻扭亏，但你又不能自己发电。从发电厂方面说也无可奈何，一个地方只有一家供电局，发了电就要卖给它，不卖你的电就白浪费。中间的电力销售部门就是这样：吃了电厂吃工厂。就象“大盖儿帽”一样，吃了原告吃被告。
目前中国的部门垄断已经所剩不多，最集中地体现在这样几个部门：能源、电信和传播媒体。改革20年来，其他很多部门的垄断如外贸、交通运输、物资能源、医药卫生等都给打破了。由于众多竞争对手的参与，早先一些国营垄断部门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这几个部门正经受着空前的社会舆论抨击。
反垄断的第三阶段我认为便是消费者与垄断部门之争。消费者不满意高昂的垄断价格，因此，社会对垄断部门产生了强烈的抨击。因此，在经济领域里，中国的垄断部门正处在最后的消解之中。估计再过几年，中国的市场就可以达到充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获益的只能是中国人民，中国广大的消费者。
但是，反垄断不能仅局限在经济领域里，还应当看到垄断的多种表现。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垄断，其实经济垄断只是垄断的一部分内容。细分起来，垄断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现在试着将它们归纳如下：
权力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资源垄断、思想垄断、信息垄断、言论垄断、权利垄断、身份垄断、福利垄断、地位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垄断、职业垄断、岗位垄断、市场垄断、地方垄断、区域垄断、企业垄断、利润垄断、业务垄断等。再具体点还可以分为：交通垄断、电力垄断、电信垄断、金融垄断、教育垄断、户口垄断、出口垄断、媒介垄断、产品垄断、产权垄断、品牌垄断等等。仔细琢磨一下，每一种垄断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有许多表现。
我们先来看一下精神领域里的垄断。文化大革命期间很象历史上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时代，可以说是我国思想禁锢最厉害的时期，精神垄断最酷烈的时期，其后果也是使文化艺术产品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拨乱反正局面。电影戏剧作品从当年的八个样板戏走向了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批判“两个凡是”，是最大的思想方法反垄断，是最大的思想解放。由此带动了思想、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领域一片兴旺。
通过经济领域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垄断的最大后果是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创造性，经济产出被限制。思想、精神和文化被垄断的后果便是产品少得可怜。文革期间人们除了一遍又一遍地看八个样板戏之外，可以阅读和欣赏的书籍和电影也只有《阳光大道》、《艳阳天》、《青松岭》和《列宁在1918》等。知识的匮乏和禁闭整整损害了一代青年人。一切都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连数理化这样基本的中学教学内容也受到了抵制。大批教育部门和文化新闻部门的知识传播者受到了批斗和排斥。
改革开放之后，极左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被打破，文学艺术作品大批诞生，新闻出版机构不断增加，报刊杂志从几百家发展到几千家。人们可以获得的知识和信息内容大大增多，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中国人民摆脱了愚昧迷信的历史时期，这都是反垄断的结果，人民自发抵制的结果。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与垄断相对立的，是要求宽容、多元化和自由创新。没有这种精神，一个国家便不能经济昌盛，文化繁荣，国力富强，公民们便不能得到高质量的国民待遇。
总结起来看，为什么到了今天人们对行业和部门垄断如此敏感和反感？这是因为中国已在很大程度走入了市场经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部门或行业垄断的直接影响，利益关系已经不象改革初期和吃大锅饭时那样模糊和含混。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身份平等、公平竞争和利益均沾。因此，反垄断成为时代的焦点和最强音势所必然。
中国是个有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家，各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特别是又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做法已经与和平时期的要求严重不相符。例如，战争年代流行保密制度，事事都要先内部传达，再传向社会，有的消息干脆封锁起来。而和平年代的民主法制要求信息公开，信息透明。再如战争年代要求舆论工具管制，言论管制，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党报党刊的特殊身份，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视部。而在阶级斗争已经消失的和平年代，舆论传播媒体应该社会化，全民化，要有新的民办报纸，某些特权媒体不应再享受特殊的待遇。如果继续保持某些新闻媒体的特权，那就是一种不公平，就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就要有意见了。
特权便是垄断。要打破特权，消灭特权思想，不仅要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例如要以法治国，按法律办事，按人民群众的集体意愿办事，而不是以某个官员的个人意志办事。要打破少数人搞权力垄断，要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舆论监督，防止言论垄断。在任用企业管理者和选拔政府官员时，要实行公开竞争和考试选举制度，避免个人说了算。
中国是个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人民对这种经济的人文理念还很陌生。尽管今年人大会不少代表提出了反垄断法议案，但《反垄断法》何时出台还不可得知。总起来看，反垄断的核心从人文角度讲，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地分配机会和财富；从经济角度讲便是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目前，一些政府官员和某些管理部门打着入世的旗号，再次提出垄断的要求，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垄断必须是一种市场行为的自发组织结合，并且是在不抑制国内正常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时间，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也需要时间。但反垄断是当今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方向。如果一个国家不打破层层垄断，那社会上就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现象。反垄断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民都获得平等的权力，消灭腐败和巨大的贫富差别。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向社会招考高级法官，这就是一种打破岗位垄断的表现。原来由上级指定的岗位现在由社会公平竞争代替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国民待遇提高的表现。
3，国家本位还是人本位？
国家垄断在汽车产业之所以迟迟难以打破，主要是背后的一种观念迟迟没有被反思，被矫正。这种观念就是建国后一直流行的国家至上观念，公有制崇拜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社会上才存在着所有制歧视现象。这种思想还渗透进国家宪法里，使我国的宪法充满了国家本位思想。
在这里我必须首先声明，国家是重要的，国家是一个地域内人民生活和工作的保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机构，便没有强大的国际地位以及应有的国际待遇。因此，从对外角度讲，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极力维护自己国家的形象和国际地位。近代以来，中国就是因为国家孱弱，受尽了侮辱和侵略。正是这种原因，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捍卫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形象。经过建国前几十年和建国后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实践证明，在我们党的努力下，中国的确建立起了强大的政府，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成果表现在抗美援朝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成功地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成功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子弹爆炸和导弹上天，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在不到20年的时间经济上翻两番。国家发挥作用的最近一例就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中国获得团体金牌第三名，仅排在美国和俄国之后。这一成绩没有国家作强大后盾是不可能取得的。
但物极必反，政府强大了，既有利处，也有弊处。利处就是可以顺利地实施国家的意志，对外展示中华民族的实力。弊处就是越俎代庖，国家和政府担负了许多不应担负的职责，最后导致了低效率和压抑了生产力。
2001年7月1日上午，在党的80周年生日这一天，我被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邀请去给浙江来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学习班作报告。我尽量捡适合这些民营企业家需要的内容讲，譬如说城乡二元结构下导致的乡镇企业分散发展，这种分割怎样阻碍了资本和产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未来中国应当怎样发展，浙江企业的市场着眼点在哪里。我还从理念上讲了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怎么一回事。但正在我沿着这条思路往下延伸的时候，台下一位听者提意见要我按着我提供的提纲内容讲，譬如提纲中第一条内容：重大政策出台的背景。
我听了他的要求感到有点无奈。因为刚才两个小时讲的就是当前一些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今后某些政策可能出台的背景，怎么这位先生听不懂呢？他到底要听什么内容呢？我当时一时有点为难。
直到散会后，才明白了这位先生的要求。因为这时我才从会议材料上发现，这个名为“民营企业决策与管理”的高级研讨班，其举办单位是浙江省平阳县政府办公室，并不是人民大学管理学院，是由县政府组织并由一位副县长带队到北京来的，会上给我提要求的正是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也就是带队者。
这里就有差别了。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个课堂里如果坐了这两种身份的人，那么思想可能就拧不到一块去。办公室主任更想听的是上方领导决策和旨意，更想听的是怎样管束民营企业的内容，而民营企业家们可能更想听的是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和思想，怎样摆脱管制和束缚，怎样更自由地发展。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政府仍然在抓经济，不仅如此，还在抓学习，甚至连民营企业的思想方法都要引导。在一些政府官员的意识和观念里，中国经济的发展好象完全是官员们的功劳，是领导者引领的功劳。就象《中国工商报》2001年6月29日的一篇文章所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非公经济健康成长”，言外之意还可以这样理解：没有政府官员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健康成长。
实际上这些思想都是英雄创造历史的翻版。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批判过这种思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靠神仙皇帝，不是靠什么救世主。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分田到户是政府官员领导的吗？是党领导的吗？大批个体私营企业冲破封锁在近20年之内发展起来是官员的努力吗？建国之后，我国的非公经济民营经济为什么没有健康成长，不就是因为我党犯的错误吗？如果不犯那么多极左的错误，何至于建国30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发展民营私营企业？我们党改正错误修正错误难道不应该吗？怎么能只看到党的政策的作用，而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导作用呢？
著名的浙江小商品城义乌市，小商品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就是因为大批城镇居民和农民自发地搞贩卖搞商品流通而发展起来的吗？是这些小商小贩冲破政府管理部门的抓堵而发展起来的，是一位女商贩被罚之后急了找县委书记说理而发展起来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