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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什么？党只能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党不能超越人民，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所以，今天我们的宣传语言要仔细斟酌一下再发表，不要闹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来。1976年，我在崂山县赵家岭村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时，硬把农民的自留地都收归队里，连农民在自家院子里畦养地瓜芽子都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种极左的做法也是在搞领导，但这种领导的结果是什么，是贫困。因此，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党应该汲取的一个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顺应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发展。
改革20年来，民营经济已经占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已经在社会上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的思想、我们社会的观念也要不断转变，这就是从国家主义观转向人民主义观，从国家本位转向人民本位，从领袖崇拜向群众崇拜转变。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禁锢和灌输，我们党一度牢固树立地民本思想在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中被淡漠了。直到今天，不管是在公共生活中还是私人生活中，随处可见“国家本位”和“党本位”。好象人都是为制度而活着，为国家为党而活着，公民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当公民得到荣誉是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当公民得到救济是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当公民取得成绩、有所发明创造是，要归功于政府归功于党。好象人民的一切、公民的权利都是国家给的，党给的，人民是为国家和党而活着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认识。宪法学家李步云曾经写文章指出：“人不是为国家与法律而存在的，而是国家与法律为人而存在。”遗憾的是，在时代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上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水平上。
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或者说政权是靠人民群众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无数先烈们为了自由平等目标而英勇奋斗的结果。党的领导人在这其中是有作用的，但不能代替一切，不能超越人民的功绩，不能再搞个人迷信和崇拜，要摆正党的领导和人民力量的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父亲从烟台八中投笔从戎，一起参加八路军的有8个爱国有志青年学生，但解放后，8个人中只有父亲一人活下来。我的一个堂伯在反扫荡时与日本鬼子在山头遭遇，激战之后，肚子被打破，肠子都流出来了，捂着肚子跑到一个老乡家里，最后死在那里。这个堂伯是烟台八中十分优秀的学生，有理想有抱负，如果没有战争爆发，他完全可以考入北大清华，成为更高级的人才。他的牺牲最令家人悲伤。小时候在老家时，姑姑们每念及这位伯父，都痛哭流涕。
人民是最伟大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成功的政治是顺应民心，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可惜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小民大君思想至今仍在社会中残留，人民的地位始终没有被摆正。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甚至渗透到立法和法律之中，使我们国家的宪法至今都存在着与现实相去甚远的感觉。请大家打开我国宪法的第一章总纲，看看国家在这里担负了多少社会功能：
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在这一章里，充眼所见几乎全是国家，尊重人民的思想几乎看不到。宪法的确应规定国家的作用和职责范围，但在这一章里，国家的作用大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其所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青天”政治思想。国家真能管得过来这么多吗？实际上是不能的，建国后5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国家不能当救世主。但面对这样一部宪法，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国家的功能、国家至上主义以及国家全能观念。全能的国家思想在我们的宪法中体现到了极至。在这部宪法中很难找到人民的作用，更难找到人民的地位。难道人民群众都是群氓吗？一切都要依赖国家吗？坦率地说，多少是一个有群众意识和公民权利的人都不会如此漠视人民，我们的宪法确实是到了认真修改的时候。
著名的宪法学专家李步云同志曾撰文指出，社会主义法治有十个标志，它们是：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关于主权在民，李先生写道：“主权在民是主权在君的对立物，是现代民主的核心和基础，因而也应是现代法治的灵魂。”＇见1999年5月19日〈中国改革报〉6版，＇ 时到如今，我们应当好好反思一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人民了。
2001年4月18日，受科学院国情研究所研究员康晓光先生的邀请，前去参加了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主的一些社团组织召开的报告会。在这个报告会期间，我见到了以康晓光为首主编的“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书名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其中有很多好文章，例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青基会会长徐永光先生的“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高丙中先生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康晓光先生的“关于官办社团自治化的个案研究”等。通过此书丰富的论述及大量的案例，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内部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大量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都是社团组织担负起原先国家和政府不能担负和没有担负的职责，例如慈善、教育、医疗、扶贫等等事情。
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的创造性也是无穷的。当今的中国要在指导思想上来一场深刻的转变，那就是从国家至上转变为人民至上。政府要卸掉一些不该有的职责让社会承担。在现代法的精神中，最根本的是人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说，要以人的需要和幸福为本位和出发点来设置制度和法律。有些关系，比如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根子上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们为了自己的共同利益，才通过一定形式产生了一个权力机构。公民把自己的部分权力授予国家，国家把部分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都是为了让国家和国际组织按公民、国家的意志和利益来管理社会，调节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人本精神已经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立法的精神和指导思想，中国也不能例外。
中国的法制要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改变国家本位的法律架构，把法律的制定、制度的架构转移到以人为宗旨和核心上来。市场经济下不需要万能的政府，而需要相对无为的政府。没有这样一场大的从国家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变，中国公民的国民待遇不会有大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国际待遇也不会大提高。
当我写完这一节时，一件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事情发生了：7月13日晚，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举行的会议上，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消息传出后，整个北京欣喜若狂。首都沸腾了，中国沸腾了。在这一夜，无数人热泪盈眶。可以说这一个中国人民真正喜庆的日子，其欢欣的程度不亚于日本在1945年战败。
我的住处离南二环路只有不到一百米，自那晚11点钟之后，二环路上就是一片欢呼声，汽车喇叭声。我忍不住了，于半夜一点多钟走出了家门。来到街口一看，只见路边一片人向着不断驶过的汽车欢呼，汽车上的人向着路边人欢呼。喇叭声、喊声汇成一片。这天晚上大约是个汽车游行日，无数辆私家车、公家车开上二环路，绕城奔跑。车上的人从车窗里挥舞着红色的小旗，有些年轻人干脆就坐在车门的窗口上或车顶上。那些车顶有天窗的轿车好不威风，人们从车顶探出头来挥舞双手又喊又叫。
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大街向天安门走，一路上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欢呼的车辆。人们没有别的语言，只有嗷嗷的叫，就是一种内心的发泄。自宣武门到和平门，自前门到天安门，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和欢乐的叫喊。转回到西单路口的南侧，路边的一处饮食店前坐满了人，我也要了两串羊肉串和一瓶啤酒坐下，与对面的两个西班牙青年人聊起了天。
我说你们能理解中国人此刻的心情吗？中国人之所以为这样事如此激动，如此高兴，主要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太低了，待遇太低了，中国人受屈辱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不甘落后的心情太强烈了，中国人心情被压抑的时间太长了。
中国获得举办奥运会的权利，是中国的国际待遇提高的表现，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表现。当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仅仅是一种政治待遇的获得，而今天举办奥运会是一种综合待遇的获得。中国人怎能不为之振奋！如果到今年底，中国再能顺利的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在2001年里，中国就取得了两项重大的国际性待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如此珍惜声誉和名誉的中国人怎能不高兴，不激动！
看，中国人民是多么关心自己国家的国际待遇！几十年来，可以说中国人的所有付出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国家的国际待遇。与100年前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这都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结果。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这首歌唱出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谁不为国家的荣誉而自豪，谁不为国家的成就而骄傲！人民是热爱国家的，国家更要相信人民。只有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作用，国家才能强大，国家才能在国际上有地位、有待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20年来的努力，如果没有让人们群众和市场经济发挥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会提高，国际待遇也不会得到。到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一道理了。为国家而国家的计划经济和国家本位不能救中国，真正使中国发达富强的必然是发挥人民群众聪明才智的市场经济和人民本位。
在这天晚上，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我认为中国人的国家情结会在祖国强盛了之后，扬眉吐气了之后，慢慢减弱。代之而起的将是人权情结。为国家无偿贡献的时代将转入争取自身权利的时代。这一时期大约会肇始于2001年，兴盛于2008年之后，时间段不会超过10年。
4，提高国民待遇的根本途径
提高国民待遇有很多方面，很多内容，也有很多方法，诸如调整发展战略，放弃盲目赶超，以人为本，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城乡分割，打破经济垄断和各方面的垄断，保护生态环境，取消户籍管制，减少所有制歧视，提倡公平竞争，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中国的法学水平，改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等。但在谈了这么多方面之外，还有两个更基本更重要的方面需要格外注意，一是观念的启蒙与普及，二是通过政治改革进行反腐败。没有观念的更新和进步，没有思想先行，没有政治制度做保障，中国的国民待遇改变无从谈起。
西方有一派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是：人们的态度和意见决定社会的政治，也就是说政治是从社会中产生的。这派学者认为，研究政治要从社会着手，看它怎样影响政治。但也有一派学者认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几十年内做出的政治决定的结果，政治并非只是人们态度的反映，在很多事例中，态度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这派学者的观点看重制度，认为制度的作用比态度更重要，把制度放在第一位。
这两种学术观点分别代表着两个时期，强调制度重要的政治学观点统治着二战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强调态度重要的学术观点兴起于二战之后和当代。学术观点的变化至少反映了两个时期的社会演变。二战之后，由于世界民主性大大加强了，因此，人们态度在政治中扮演了更大的作用。于是，学者们便开始倾向社会基础的重要性。但在民主进程缓慢的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仍然高于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研究中国的问题要两条腿走路。一边要重视制度的改革，一边要重视人们思想态度的转变。特别是在今天，思想的启蒙更重于制度的推进。我在前面文章中已经说过，没有思想的同时跟进，制度的建立形同虚设。1954年的宪法就是个典型例子。所以，我更看重的是社会舆论和大众探讨。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参与，才会有一致的要求，才会改变某些事情。譬如户籍制度的问题，没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理性上进行认识和批判，它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没有制度的跟进，仅有思想观念普及也没多大用处。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人们对待遇的态度。首先提出问题：为什么有人能忍受一种待遇而另一些人不能接受？为什么有人要求改变待遇，而另一些人不要求？说到底是因为人们的认识不同、观点和观念不同，从而导致了态度和行为不同。人们对待遇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习惯和习俗。谈到这里又要涉及到一个政治学原理，这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