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蹙踖如也。” ＇见《论语·乡党篇》。＇ 此段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孔子弯腰耷拉头地走进朝廷大门，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好象没有容身之地。站，不站在门中间，走，不踩在门槛上。经过国君座位时，脸色变得更加严肃，脚步也加快了，说话好象中气不足。提起衣下襟走上朝堂，显得小心谨慎。憋住气好象没有呼吸一样。出堂，走下一台阶，才舒缓面容，显出快乐的样子。下完台阶，快步走着，象鸟儿舒展着翅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显出恭敬不安的样子。”
从这一段历史记录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待遇。为什么中国君臣之间的待遇总是要下跪，而西方国家历史上一些君臣间的待遇是单腿下跪？为什么到了近代，欧洲一些国家的君臣晋见礼仪变成鞠躬，而中国仍然是三跪九叩？这些待遇的演变反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内容。不管怎么说，当我第一次在《论语》上见到孔子的这一段描写后，对孔子的奴颜婢膝特别反感。中国人之所以缺少尊严和人格，主要就起自孔子。他的一部《论语》给后来的中国起到很大影响。中国的奴才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人的性格被这一伦理塑造了几千年，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性格以及忠君思想，实在可悲。当然，《论语》既有糟粕，也有精华，糟粕就是低下的奴性。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性格中某些因素主要是来自儒家学说的塑造。
在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中国人谄媚虚伪的卑劣性格在王权专制的环境下不断产生和发展。齐国国王手下一名叫竖刁的官员为了不让齐桓公怀疑，自己割掉自己的生殖器已便于侍奉齐桓公。或许出于君王的残暴和淫威，小民百姓不得不转向服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尊严与人格。人格待遇是十分重要的。人并不象动物那样吃饱喝饱便可以满足，还有精神上的需求，荣誉和尊严上的要求。因此，观察各国的人格待遇特别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待遇。中国在历史上便是一个人格待遇比较低的国家。
到了今天，我最怕看的就是反映帝王将相故事的中国历史片。一听到什么“奴才在”、“小人不敢”、“主子吩咐”之类的话，就充满厌恶和反感。说来也奇怪，最近这些年，中国冒出了一大批反映清朝皇帝的历史电视剧，一大批文人津津乐道封建文化，一大批观众沉浸在对低卑的人格待遇的欣赏中。就在我写作此书之际，中央电视台的每晚黄金时段又隆重推出《大宅门》。尽管舆论对此片炒得甚高，但也没兴趣看上一眼。主要是看够了。看看我们的主流媒体在黄金时段已经播出多少封建剧了，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宰相刘罗锅、和⒂喑闪炔患破涫Ｒ丫�21世纪了，中国人仍然沉浸在这种丑陋的封建奴才文化之中。由此可见封建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多么牢固！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社会的国民素质。
统治阶级为了使人民培养出这种奴性，历来倡导儒家学说的社会教化，四书五经成了中国人出生之后的必修课。但有教化就会有反教化。人类真正的本性是反奴役，反奴性，渴求自由、平等和尊严。这种发自人本性的要求在历史上每每通过人民起义和反抗表现出来。
我对孔子最大批判就是他对人格待遇的分裂。在他的意识里，人没有天生的平等，只有小人和君子两类，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待遇。这与比他稍晚一点的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的思想迥然不同。耶稣认为人类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对人类一视同仁，因此，人类之间没有高低贵贱，即使存在着财产和权力上的差别，在人格上也是一样的。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穷人即使穷，在人格上也没有对富人低下的心理。说到底，耶稣代表的是广大的贫苦大众，耶稣是在为社会弱势群体寻找精神支柱和心理尊严。而孔子是没落贵族，骨子眼里充满了高低尊贵的等级观念。这种人创立的学说怎么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统治阶级所看中，所利用，怎能不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和统治术。“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便是生动的说明。
从理论特征上说，耶稣代表的是普通法，孔子代表的是成文法。普通法倡导的是人世间一种普遍的原理和普遍的权利。成文法规定的是具体的权利和分等级的权利。基督教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基督文明与儒教文明由于内质的不同，直到今天仍然在发生着摩擦和冲突。这种摩擦便发生在人的基本待遇上，人格平等和公民权利上。但在春秋战国期间，中国人思想自由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还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例如，孟子尽管是孔子学派的弟子，但他的思想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在孟子那里，人民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格的尊严得到了突出的显示。
孟子可能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但从小经受了良好的教育。古代有“孟母择邻”一说，因此，在孟子的思想里，突出体现了平民和人权的思想。孟子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告诉统治者们，要爱民，要认识人民的重要性。鉴于孟子的教导，唐代开国皇帝李世民得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结论。因此，爱民、重民的思想在以后的封建帝王统治思想中有了一席地位。
特别是孟子一扫孔子卑躬屈膝的样子，提出了大丈夫的概念，养浩然正气的概念。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见《孟子》第六篇·腾文公下＇ 孟子的这段话多少弥补了儒家不光彩的人格表现。如果中国历史能按孟子的理论发展下去，后来在人权方面可能也会好得多。但孟子的民本思想，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古代似乎没留传下来人权思想和法治思想，只有民本思想、君权思想和人治思想。我估计这是历史的假象。如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能全部保留下来，一定会发现大量的人权思想。只是由于秦始皇焚书的一把火，将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付之一炬。封建君主残暴的屠刀，四百多名儒士的被坑杀，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灭绝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渊源。
秦始皇不许人们信仰上帝，更不许人民有天赋自然权利，只许人民服从他的统治。他将天下攫为己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坟墓，征集天下民工修筑长城以保秦国平安，不惜牺牲三千童男童女的性命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封建专制君主是人类自由、平等的最大敌人。一场惨绝人寰的焚书坑儒，使中国早期最有价值的人权思想彻底泯灭，使尧舜禹时代的公为天下的思想彻底泯灭。中国人的政治待遇遭到沉重打击，中国人平等自由的脊椎被彻底打断。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尧舜禹的大公变为秦始皇的大私，由神和人民的天下变为皇家的天下。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人民权利被剥夺的阶段、人格卑微的阶段、封建统治者为所欲为的阶段、不平等待遇牢固延续的阶段。从此，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生殖器文化”＇台湾学者语＇，中国政治走入了极权专制的模式，以致使中国威权体制传统如此牢固和延续得这么长。
大私之下岂有平民的权利？中国历史就这样走过了公与私的两个极端！从大公无私到大私无公。封建极权专制说到底是极度自私的结果。“家天下”可以说最大的自私。统治者头脑中如果有一点公天下的思想也不会如此攫取天下为己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两个人物就是公与私的代表，一个是孙中山，他为了实现民主共和，宁愿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而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呢？只想一个人独占天下，仍然想当皇帝。最后只有落得个历史骂名一命呜呼。从政就要为公，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一个政治家或统治者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公心和私心的多寡。由此道理可以观察当代的政客表现，只要是那些怀有公天下的人，往往都能做出顺应社会民意的抉择。凡是那些私心厚重的人，一般不会放弃自我顺应民意的。碰上这样自私自利的政客，一国的政治便会变的不择手段，丑陋卑鄙而残酷。
中国之所以自战国之后出现了“七雄剩一暴”的局面，之所以出现了酷烈的集权专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先前缺乏对人性和个人的研究。人性、人权和人本思想在尧舜禹时期就被“大公”思想所淹没。中国缺少一个古希腊人性反刍的时期。因此，当公德衰落，统治者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极度泛滥起来之时，个人的力量也极其微弱，小民百姓只有一任宰割。自秦始皇之后，中国真正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帝王攫取了天下所有的财富。任何一个统治者，一旦登上王位都要攫取天下资产。看看北京城里的故宫，便可以看出“家天下”的影子。历史上社会中不平等的待遇是怎样形成的？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武力镇压形成的，说到底，是由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自私形成的。
世界某些国家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印度的阿育王通过残酷的屠杀和统治，奠定了3000多年严酷的种性等级制度，中国的秦始皇奠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集权专制统治制度。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极大的参照性和延续性。印度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走了这样一条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道路，以致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在沉重而庞大的历史包袱压抑之下，迟迟难以进入现代民主法治文明。更主要的是，不打破封建极权专制，人民就得不到他们应有的权利。中国直到今天都在为恢复民权而努力，可见这一专制传统是多么难以摆脱。
由于不平等的待遇往往是在强权下形成的，因此，反抗不平等待遇便也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一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便是反抗不平等待遇的突出表现。当然他的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一旦我胜利了，那就是让我来当皇帝。人类社会稍稍发达了一点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原始共产主义那种和睦情景。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特权和不平等待遇的历史，又是一部反特权、追求平等待遇的历史。如果大家都是追求特权，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只有获得特权，才能多吃多占。人类的贪欲就是这样。如果都反特权，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公平社会。回顾历史，几千年来，恶劣的人性导致了社会必须在一种以恶制恶的模式下运行。当善战胜不了恶，人民便要屈服在强权之下，顺应强权政治。同时，维护强权政治秩序的伦理学说便应运而生。
孔子便是这种学说的代表。孔子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人格卑劣的一个。随便抓出一个当时的学问家，例如墨子，老子，荀人，庄子，人格都要比他高尚。但就是这样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却最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最被统治者青睐。因此，后来孔子的地位被抬得最高。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汉武帝一个“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便奠定了中国人民几百年来的政治待遇。中国人民的人性尊严和人格尊严，经秦始皇的一场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被彻底泯没。没有脊柱的中国人只能匍匐在封建帝王面前过了几千年。
但我不是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中国人民高尚人格的光辉一面在历史上时时闪耀着。几千年间，人民没有一刻停止过为争取平等人格而斗争。近代诞生的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种高尚人格的代表。他们为了使穷苦人民摆脱屈辱的人格待遇，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建立新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以等级制为核心理念的儒家思想的沉重打击和批判，是追求人类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
人性有善有恶，恶的一面有自私、贪婪、暴戾、独裁、专制。封建制度恰恰代表了人性恶的这一面。如果探讨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终原因要从人的自私本性中去寻找。人类这种动物总是追求无限地扩张和占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具有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待遇。因此，不要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历史，实际上在漫长的几千里，人类一直是在追求不平等。谁通过暴力和智力夺取了政权，谁就享受特权和不平等待遇。反抗不平等者最后的走向都是达到不平等。历史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推倒一个不平等者，换上另一个不平等者。直到今天这种循环还在世界上那些非民主国家发生着。
由此我们对人类待遇有了另一角度的认识，人类为什么会有各种待遇？说到底是人性扩张的表现。认真观察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追求时空占有的最大化，并且这种占有是无止境的。人类的权力欲壑难以满足，财富和精神欲壑也难以满足。权力再大的人也不会停止对权力的扩张。这种对时空的占有不仅表现在权力和财富上，还表现在精神和思想上。统治者的思想往往是主导思想，统治所表现的内容更多的是在精神方面。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对人精神空间的统治和控制。人们著书立说也是对人精神控制和影响的表现。所以人这种动物，对外界占有的扩张性很强。直到近代，人性这种恶行扩张本能和无限占有欲望才遭到了分析批判，人类的权力和权利占有和扩张欲望才遭到了遏制，并趋于理性化。这一贡献首先来自17世纪荷兰的学者雨果·格老秀斯，他说：“任何事物如对理性的人类所成立的社会本性有所冲突的，都是不公道的。例如，仅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剥夺他人的东西，便和自然法相冲突。”＇浦祖兴《西方政治学说史》第181页，＇
人们通常都将格老秀斯的理论作为法哲学新纪元开始的标志。在这一世纪，西方政治学说完成了从与神学相结合的状况中逐渐解放出来的过程。为此做出贡献的有后来的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格老秀斯继承了古希腊学者的研究传统，从人性出发，发掘出人的理性之光。人性虽然有善有恶，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种理性就是遵从自然法则，按客观规律办事。因此，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固定不变的，是绝对真理，甚至神本身也不能将其更改。理性是人人都具有的天赋能力，即使没有上帝，也能依据自己的理性行事。从格老秀斯之后，西方的政治学思想从神权至上开始向法学至上转变，法即人的最高理性，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上帝这个神的地位，更超过了世俗帝王的地位。在这些学者的理念中，人是具有自然赋予的天赋权利的，人的权利不能被随便剥夺。后来孟德斯鸠发现了分权理论，从此现代政治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民主政治油然而生。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仍然匍匐在人治和神权的统治之下。明末出现了程朱理学，但朱熹的理学权威始终没有超过皇帝的神学权威。特别是中国的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性相割裂，动不动就存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