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他也曾想到一死了结。
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奇特而奇妙地不可思议，汪曾祺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他会在突然间被意外地“解放”出来。在被揪斗出来的７月一个盛夏的中午，汪曾祺接到一个革命小将的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４点钟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里去。汪曾祺赶紧理发、洗澡、换衣服，想到此番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谁料到，当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军代表办公室，在首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之后，只听得军代表对他表情严肃地宣布：“现在党和人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汪曾祺在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眼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之际，就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一起乘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驶向甘家口外的钓鱼台国宾馆，在第十七号楼“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的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受到了“文艺旗手”江青的亲自接见。汪曾祺和江青并没有任何的人际交往，此番破例被召见，原来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和需要，江青为了想突出个人成绩，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深入创作，并尽快通过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和普及。对于京剧《沙家浜》她要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准备在已经修改并上演的剧中，把最初的二号人物郭建光与一号人物阿庆嫂，分别设立为男女主人公，除了两个剧中人在戏份上平分秋色之外，在突出郭建光这个中心人物形象上，还应该在其唱腔设计上狠下一番工夫，因为这是关系到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因为要在郭建光身上增加唱段，江青这才突然想起了为剧本移植、改编和多次修改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汪曾祺，这便是汪曾祺在那个年代被打倒之后，又柳暗花明充满戏剧性地被“解放”之谜。于是，为了让他继续参与和修改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工作，江青下大力气要树立她一手主抓的“八个样板戏”。而入选其中的《沙家浜》，正巧是汪曾祺早在1963年就开始接触过的一个剧目，所以，他此番被“翻身”，正是缘于此故。
当了半年的“黑帮分子”，运了半年的煤球，汪曾祺早已把京剧曲目给抛在了一边，心想从此以后再也和这些无缘了，谁能料到，时来运转，好在是汪曾祺多年来一直从事京剧曲目创作和研究，所以，他迅速调整好心态，又重操旧业。紧接着，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在剧场里，汪曾祺等人随时听从“文艺旗手”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在每一场的排练时，汪曾祺都是小心翼翼地陪着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的江青，看着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随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按实际生活和舞台艺术的需要，再进行修改、推敲，直到通过。当时，陪同江青观看彩排、并像保护神一样，端坐在江青两侧的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以及后来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还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周恩来总理也曾经陪同观看过两次，因为事务繁忙而临时离场。江青每讲一句话，不管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这些人物都会诚惶诚恐在笔记本上恭恭敬敬地记录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而有时真是漏掉的字，他们也不敢当着江青的面进行询问，而是在她不在场的时候，私下里相互对照，唯恐曲解语意。有时，排戏需要从军事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调换军装、枪支等道具，这些当年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们，却不怕有失身份地抢着去执行命令。甚至稍有不慎，还会遭受到江青毫不留情地呵斥。在排戏过程中，全场就只听见江青一个人对着舞台上经常大声叫嚷着：“停停停，郭建光！你这个唱词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文采也不足！”随即扭过头来，对坐在侧后的汪曾祺说：“老汪，你现在就重新写一段！”停一会儿，又听得江青的声音在剧场里再次回响：“沙奶奶！你那道白也太白了，要改成韵白！老汪，你现在就给改成韵白。”汪曾祺不愧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会当场修饰出一段情文并茂的唱词或道白来，在征得江青看了满意之后，马上传到演员的手里，当即就让这样排练。《沙家浜》的每一个唱词和道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在江青百般挑剔之下，一折一折、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敲定下来的，江青为此真可谓煞费苦心。
在人民大会堂，还专门为京剧《沙家浜》举行了一次定稿研讨会。江青、姚文元、叶群以及专门为此成立的“样板团”的军代表、革委会领导和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官员们，再加上北京京剧院领导、还有《沙家浜》剧组的谭元寿、洪雪飞、万一英、马长礼、周和桐等主要演员全部到会参加，作为主创人员之一的汪曾祺，自然是不可缺少。会上，每个人给了一份用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轮流进行声情并茂的朗诵，如果念到哪一段话、哪一个句子、甚至唱腔中的哪一个字，如果江青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她就会像以往一样，当场指着汪曾祺，让他马上进行修改。如果当场改得不好，或者没有被江青所认可，就在这个需要被改的地方注明，会后再抓紧时间继续修改，有时，为了一两个字、一句台词的改动，需要翻来覆去地不知改了多少遍，直到江青感到满意点头为止。
为了重新排演《沙家浜》，江青一声令下，“样板团”必须要去故事的发生地——苏州、常熟一带去体验生活，她再三强调，到当地去现场感悟一次，要比舞台上演上百遍还管用，并可以此增强无产阶级的真挚情感。以前，这出戏在舞台上排演之前，“样板团”里的许多成员，就已经来到过这些地方，但是，作为“革命样板戏”的重头剧目，此次再次前往此地，意义非同凡响，而且连同他们的身价，也随着“革命样板戏”这一至高无上的头衔，而变得身价百倍。他们在阳澄湖的芦苇荡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并走访了一些当年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的老百姓，请他们讲述那些已经听到不知多少遍的革命故事。在认真听了之后，还经常召开会议，组织个人发言，大家畅谈心得体会，无论是职员，还是演员，的确都是全身心的把此当作是一次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任务来努力去做好，并且对自己能幸运地成为“样板团”中的一员，而倍感幸运和荣光。
1970年5月21日，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会议主题是拥护毛泽东主席在集会前一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5。20声明”。《沙家浜》剧组的几个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等作为嘉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而当天，汪曾祺奉命要以北京京剧院《沙家浜》剧组的名义，正准备写出一篇“大块头”的体会文章，当年的《红旗》杂志第6期，要连同此文与《沙家浜》剧本一并发表。正当并没有接到邀请通知的汪曾祺在家中撰写此文的时候，江青又突然派出一个军代表，赶紧要汪曾祺火速赶到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去。在当天新华社发往国内外报道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电讯稿上，又临时在长长的参加名单后面，增补加上了汪曾祺的名字。
中共“九大”期间，江青与参会代表们一起，观看经多次修改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并在此之后正式确定为“八个样板戏”之一。首先将剧情压缩到两个小时之内，在1970年由北京电视台试录成14本的黑白电视屏幕复制片后，进行再一次的审查和修改。1970年５月最后定稿，1971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曾经以《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和《地下尖兵》而声誉鹊起的著名导演武兆堤，担任该片的电影执行导演，舒笑言掌镜摄影。同年的8月该片如期完成，9月在全国正式公映。
197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已经率先将上海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第一批“八个样板戏”的“开山之作”，搬上了银幕，同年，经中央文化部门和“国务院文化组”进行了综合分析和实地考察，将北京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任务，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进行拍摄。这部戏整整拍摄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宣告结束，这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66年6月“文革”运动正式爆发之后，将近５年拍片空白后出品的第一部影片。
《沙家浜》摄制组成立以后，在选择创作人员上，要求十分严格，首先，所过的第一道关，就是严格的政治审查，凡是参加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编导摄影和演员等主创人员，还是一般剧务人员，都要祖宗八代地层层清查，严格把关，在由党组织鉴定确认不存在任何历史问题之后，才可以进入，并且要求剧组成员要理论联系实际，畅谈和写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对当时“斗、批、改”运动思想坚定的立场认识，进行认真而系统的检查与自我检查，只要这样，才有机会作为具备初步被挑选的资格。摄制组成员的所有名单，最先由厂领导和党支部统一列出，再经吉林省委审查并附上意见，最后上报“国务院文化组”审核，所有人员必须经过江青本人的亲自批准和认可。
执导这部“样板戏影片”的导演武兆堤，原名董钢，原籍山西襄汾，生于美国匹兹堡。1925年回国后，在太原求学，1936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在西北战地委员会游击四支队剧团、二战区随工剧团任演员。1938年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后，在抗大文工团、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中央军政大学文工团任戏剧队长、演员、导演等。曾创作《钢筋铁骨》、《为谁打天下》等话剧剧本，并导演话剧《白毛女》、《血泪仇》等剧目。1948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担任男主角。1949年起，在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1953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1955年，与苏里联合导演影片《平原游击队》，同年，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1957年结业后回长影，相继导演了《地下尖兵》、《冰上姐妹》、《工地青年》、《红领巾的故事》、《并肩前进》、《七天七夜》、《英雄儿女》等影片。还曾担任过《钢铁战士》、《沙家店粮站》、《并肩前进》（与尹一青、纪叶合作）、《冰上姐妹》、《英雄儿女》（与毛烽合作）等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江青虽然没有像当时在舞台上排演该剧的时候，莅临现场亲自指挥，但她明确要求剧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不能作任何的改动，这给影片的拍摄工作，无论是导演，还是其他剧务，都感到拍摄难度前所未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创作自由，这出看似平常的舞台艺术片，要比以往拍摄故事片有着难以想像和预料得到的更大难度。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王冰最早被指令执导山东话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就是因为他从拍摄电影的角度，改动了舞台上的某一细节，而被江青冷酷地打入到监狱里去，倔强的王冰，不甘受辱，愤然自杀。后此剧改为在长影厂拍摄，导演也由苏里和王炎替代。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部“样板戏影片”的拍摄过程中的同一部戏里，却成立了两个各自为政的创作集体，一是电影厂组织建立的摄制组，组成人员大多数是在“文革”前拍过“毒草”影片、而现今想“戴罪立功”的人员组成；另一个则是由单一的演员组成的“样板团”，其成员主要来自于北京京剧院、北京北方昆曲院的“根红苗正”的青年演员，换句话，可以说是江青想重点培养的“又红又专的革命的文艺战士”。这两个组织不但在政治地位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高低之分，连伙食标准也各不相同，因为“样板团”是可以独自开小灶的。他们的大有来头和主要目的，摄制组人员当然心知肚明。但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两个创作集体还基本上顾全大局，遇到一些问题也能够做到协商解决，但也有矛盾冲突比较大的时候。比如在拍摄“坚持芦苇荡”一场戏的时候，就为了剧中的男主角、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和他领导的18个伤病员战士的面部化妆和照明用光等问题，出现过一次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摄制组人员认为从真实生活的角度出发，郭建光等人在芦苇荡里生活条件艰苦，人应该显得有些憔悴，但是，由于坚定的革命信念，精神上却要显得非常的饱满，所以，他们只是在用光上给这些演员的脸上照得暗淡了一点，主要是以突出和强调生活的真实性。可是，这却给“样版团”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他们为此大做文章，吓人的大帽子劈头盖脸地扣了上来，说什么“宣传战争残酷论”、“给英雄人物的脸上抹黑”、“文艺黑线思想回潮”等，围绕这个问题，摄制组和“样板团”的领导以及组织人员，只有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报请“国务院文化组”审定意见，主要由负责创作问题的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核准敲定，适当的时候，他们还会派一些人，到厂里协调指导，并负责与北京方面的联系工作。再如，在第七场的“沙奶奶斥敌”的表演定位上，也是翻来覆去拍了三次之后方才过关。看得出来，这部“样板戏影片”拍摄难度之大和拍摄周期之长，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建国初期，长影厂的著名导演郭维，就提出来有益于电影艺术创作和发展的“导演中心制”，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则为此受到了残酷批判，而在“文革”运动中，更是被重点提及，当成“资产阶级的谬论”，再次受到批判。所以，创作人员在思想上都很谨小慎微，生怕在政治上一不留神，而犯下自己根本不知晓的所谓错误。拍摄上的所有事情，都会全部拿到摄制组每天要开的大会上来研究讨论，最后集体做出决定，甚至连一个镜头的调度和拍摄，导演也不敢定下来。可是，在讨论会上，由于当时的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恐怖气氛，大家同样也是谁也不敢谈具体意见，到人人都得要求发言、逃避不掉的时候，只得说上一两句似是而非的大原则的空话、套话，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见，由于没有具体地落实，又得在第二天有新的进展，所以，这样的会议，有时常常一开，就到午夜一、两三点钟，甚至开一个通宵，直到大家实在熬不住，便只有推到第二天再仔细研究，次日晚上又如法炮制，这种开会的苦差事，真是叫人叫苦不迭，苦不堪言。
1972年10月到1973年3月，“国务院文化组”曾在北京召开了“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根据“样板戏会议座谈会简报”第14期的文字记载：“《沙家浜》导演武兆堤在会上检查了他在拍摄样板戏过程中的‘三怕三保险’思想，一怕再搞成‘三军统帅’，认为宁肯窝囊点，遇事少表态保险。因此，拍摄初期，开大尾巴会，只民主不集中；二怕样板戏开拍走了样，破坏样板戏，认为依葫芦画瓢，照搬保险，没有通盘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