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度、高强度的步骤，这一文艺作品创作成功的模式，堪称世界奇迹，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文艺创作一盘棋的成功范例。
然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创作和获得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正如周恩来所言，是结合了在1961年8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首演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排演《东方红》这样的大歌舞，其难度主要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压力。当时，文艺战线与全国各条战线一样，依然处在调整的主线和阶级斗争的副线相互交织之中。早在1963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就曾在一份《文艺情况汇报》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未定稿上又作以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8月15日，文化部党组织根据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评，整理出《检查工作简报》，周恩来在过目之后，除了也在文件上作以批示之外，对自己亲自主抓的《东方红》一事，更加慎重，同时，也坚定了排演成功的决心。在排练现场，他坚决不同意有表现“南昌起义”的演出场面，而是要求一定要重点地突出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秋收起义”，但对于此处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性，最后方才勉强同意解说的朗诵词上加上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后面伴随着述说“秋收起义”的朗诵，拉开了表现该剧情的舞蹈场景。
长期对文艺进行基层调查、并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目前的文艺界尽管出现一些需要整改的问题，但并没有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严重，更没有都已经“烂掉”，本着“宁可少些好些”的原则，所以，他力图以《东方红》的如期推出和演出成功，用事实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周恩来也时刻提防特殊人物江青的无理纠缠和多方干扰，把江青曾打入“另册”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和文艺界知名演员，重新公开地请到舞台上来；对于演出的整体质量，他再三强调交代“总指挥部”，要从部队文工团、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民族歌舞团等文艺团体抽调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尤其是毛主席的诗词，要谱写出最好的曲调，用最好的演员来演唱或朗诵；此外，在歌曲挑选上，周恩来同意启用一些早已经在民间流传、在大众中传唱的一些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曲目，针对江青否定的由贺绿汀作词谱曲的《游击队之歌》和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坚决不同意，尽管创作者当时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而“靠边站”，但是，由他们在那个非凡年代里充满革命激情所创作、且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引起强烈共鸣的时代最强音，真实地、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既有强烈的时代感，也是政治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文艺精品。故此，面对江青的淫威，周恩来把手一挥，果断而坚定地说：“这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不采用。”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几经反复的回合，《东方红》在排除江青的种种刁难和许多并非艺术本身所带来的难题，终于按照周恩来用心良苦的总体构思、全程策划和具体指导，“要迎着困难上，不要怕一波三折”，正像篇名所言，《东方红》一剧，犹如东方红日，黎明晨曦中，终于在云蒸霞蔚中，喷薄而出，放射出万道金色的霞光。
《东方红》成功了，参加演出的所有演职员们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神情，泛起了虽苦犹甜的由衷感受，联想3年前那台最初形成的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自然会让参与者形成对比，感触良久，感想颇深。
1960年，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随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出访朝鲜。
出访期间，朝方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在一个大机库里，盛情招待中国外交军事最高长官，并演出了一场大型歌舞剧《三千里江山》。整台大歌舞由朝鲜战争年代的歌曲和舞蹈加工而成。全体专业演员再加上朝鲜人民军将士共计3000多人，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令酷爱文艺、在军中享有“能歌善舞文司令”之美誉的刘亚楼，情不自禁，喜上眉梢。
刘亚楼在归国途中，路过沈阳，又观看了沈阳军区招待他的一场文艺晚会，侧耳聆听着晚会上演唱的4首革命历史歌曲。不知道是观看当中触发了他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追怀，还是让他在感觉上与朝鲜的大歌舞相互串联在一块，刘亚楼不禁若有所思，浮想联翩，是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20多年，在此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在长期的战斗当中，曾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受军民喜爱的革命历史斗争歌曲，并且在民间也很流传。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曾多次发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多创作出充满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昂扬革命精神的文艺作品，去鼓舞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斗志，去争取和改变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刘亚楼想，用大歌舞的艺术形式正是宣传和落实中央政策以上的最佳诠释。
当年的下半年，刘亚楼在杭州开会的时候，特意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设想，当作布置的一项工作任务，将演唱革命历史歌曲的这一特殊使命，交给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张团长回到团里，迅速召集会议，提到演唱革命历史歌曲，总团党委负责人员当然清楚事情的背后还有一段这样的插曲，那是在1959年6月1日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的当中，开幕式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让全军百名老将军合唱团演唱革命历史歌曲大合唱，一时间，在全国和全军都传为佳话。然而，也就在这次全军文艺汇演上，空军的获奖作品最少。刘亚楼司令因此对空政文工团党委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出：“帅有问题。”这次领命后，总团党委负责人员自然是不感丝毫怠慢，并以总团党委的决定下发红头文件，具体指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来负责，让文工团先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集中力量演唱好革命历史歌曲。全团上下铆足了劲儿，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首先，团里制定规划，依据线索，摸清事情的原委，他们得知随罗总长、刘司令同去朝鲜的还有总政歌舞团，就马上派人去“总政”要来当年朝鲜演出的节目单，一看上面写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这样以来，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大家统一思想，下决心创作出一台与之相同的以演唱革命历史歌曲为主的大歌舞来。
然后，领导班子成立，编剧组有牛畅、佟承杰、朱正本、张士燮、姚学诚、胡大德、谷娣、孟兆祥等人联合组成。整体演出方案确定后，1960年年底，团里迅速就派出以词曲作家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为主的采风创作小组，奔赴江西等革命老区，系统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
张士燮等一行风尘仆仆先后深入井冈山、吉安、永新、安福和南昌等地，搜集到许多民风淳厚的革命历史歌曲，在茨坪敬老院，老红军战士李新珠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井冈山革命老人赖发秀，也能够十分准确地唱出《送郎当红军》。1961年的2月，张士燮等人恰好在九江市赶上观看了江西省民间文艺汇演，吉安地区的业余演员所演唱的一首送别红军的歌曲，给张士燮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歌曲的曲调非常口语化，唱词中夹杂不少俚语和方言，极富地方特色和区域风情，旋律婉转优美，琅琅上口，容易学唱，歌词充分表达了当年老区人民送别亲人当红军的真挚情怀。在演唱现场，张士燮、朱正本等人有感而发，当即把歌词和曲调的大意抄写下来，并且如获至宝般地连夜整理笔录和曲调，并将之收入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当中，名为赣南民歌——《十送红军》。
作为有功之臣的张士燮等人，除了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之外，他们还把1959年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中空军文工团创作的舞蹈《葵花舞》、成都军区根据油画创作的群舞《飞夺泸定桥》（即《英雄战胜大渡河》）、1961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根据著名军旅雕塑作品创作的双人舞《艰苦岁月》等，都进行了有机的加工再创作。后来这些歌曲和舞蹈有13处之多，再经过修改、提炼和加工，最后都放进了1964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里面。
所以，后来文艺界知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由来的专家们，一致地认为，1961年创作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是1964年建国15周年演出《东方红》的“前创篇”；1984年为建国35周年创作的《中国革命之歌》，可谓是《东方红》的“后续篇”。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为《东方红》的“过渡篇”，四者的题材、体裁和类型同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鉴于时隔20年后出现的《中国革命之歌》是《东方红》整体内容的重叠和演变，故此，称之为《东方红》的“延伸篇”更为恰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与《东方红》三者之间，在四年当中的层层递近，相互关联，名副其实地共同构成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高潮迭起、激情交响、遥相呼应的“三部曲”。
当初，演出单位的空政文工团对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个大歌舞的名字，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总感到名字太过于直白，没有文学和艺术化的色彩，在这之前，有关主创人员挖空心思地另给起了一个名字，名叫《狂飙曲》，其中的“狂飙”二字，出自于毛泽东1930年创作的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最后两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可是，在报送定夺的时候，当即被刘亚楼以“太抽象”给一言否定了。临近公演之际，主创人员仍不死心，本着为艺术负责的态度，又欲提出大歌舞《光辉的历程》的名字，刘亚楼得知情况后，颇感纳闷，便质问总团党委负责人员：“我让你们唱的是革命历史歌曲，什么时候叫你们改成大歌舞了？”在此之前，总参谋长罗瑞卿曾得知空政在赶排一个由300人组合的大歌舞，就直截了当地说道：“什么大歌舞？人家朝鲜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刘司令，叫他不要搞了！”所以，刘亚楼发火了：“谁叫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光辉的历程？”同去的空军政治部主任王静敏、总团副团长牛畅、董琚、歌舞团团长汪洋面面相觑，沉默寡言。半晌，还是牛畅打破寂静：“王主任，你看怎么办？我们实际上是个表演唱，也叫大活报剧，我看不如改个名，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当时，团里四处派人，闻风而动，分头行动，总算将报纸上的海报和已定演出的节目单，全部都给改为统一的名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在京演出8天，观众达22000多人，好评如潮，后又招待演出多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电台还组织歌曲教唱。该剧选取了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46首革命歌曲，并配上舞蹈表演，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描绘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全景图画。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共为9场16景，分为“序幕”、“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长征途经娄山关/途经彝族民区”、“勇夺泸定桥/爬越雪山/三大主力会合”、“过草地”、“胜利到达腊子口/渡黄河北上抗日”、“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共产党发动抗日救亡”、“歌颂革命圣地延安”、“欢庆抗日战争胜利/革命队伍成熟壮大”，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始，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整台共演唱了约46首歌曲，其中很多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如：“国际歌”、“送郎当红军”、“（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忆秦娥）娄山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即“红军不怕远征难”）、“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新四军军歌”、“太行山上”、“延安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东方红”等等。主要演员秦万檀、孟兆祥、罗棠因、罗棣因、鲁艺显、宋世珍、苏海玲、辛佩文、王金山、刘治普、张毅、高国栋、李光、陈小曼等演员均来自于空政文工团，独唱秦万檀、马玉涛、潘天惠，解说白景晟。在演出形式的表现处理上，并不是简单的大合唱，而是有诗、有舞、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在舞美设计上，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舞美技术——翻拍机制作舞台幻灯投影技术，后来广泛应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样板戏”舞台以及众多电影的创作当中。
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彭真等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罗瑞卿看完演出后登上舞台，一反常态地对演员们说道：“什么大歌舞，明明是歌剧嘛！”成绩面前，刘亚楼也自然是感到脸上有光，他笑口常开，高兴地说：“你们改得挺好的，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做对了！我们空军常委请大家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一曲《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热情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为了普及对广大军民的传统宣传和思想教育，让更多的人们看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2年5月26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亲自批示，命令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林彪的这项“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式的指示，却让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陈播一时犯了难，因为当时按配额比例，八一厂每年只有一部进口“伊斯曼”的彩色胶片供应，而当年八一厂的这一彩色胶片，早就配给了李俊导演的重点影片——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故事片《农奴》。无奈，林彪的批示下来后，只得临时将彩色胶片用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拍摄，而《农奴》则改由黑白胶片代替。
八一厂以拍摄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