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里，我力争每天早上第一个上班，然后认真搞卫生。在机关，搞卫生打开水是有讲究的。这还是我在读大学担任学工处助理领悟到的，因为在机关，除了看你工作是否卖力外，搞卫生是否积极肯干也是衡量机关工作人员素质的一个基本标准。
上班多是写材料，通知、通报、方案、简报、领导讲话之类的东西，杂七杂八的也比较多，这时就庆幸在大学的时候有事没事地涂鸦，不敢说下笔千里，但在县局一级应付，看来还是可以过得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算是上了道，而且一些材料开始得到领导表扬。
忙碌一天后，局里同事都回家了，我便常常一个人在公安局诺大的院子里溜达。看看那些拘留所的拘留人员在管教的带领下在刑警大队的那三层楼后面一个诺大的菜园里种菜浇水拔草施肥，看看驻扎在公安局院子后面不远的武警中队的武警们队列擒拿格斗荷枪攀越障碍地训练有时觉得还有些“悠然见南山”的趣味。
晚上依然没有什么更多的娱乐活动，还好局里有些单身汉，偶尔凑在一起打打牌什么的，再要么就是在房间里信手涂鸦，写写画画，或者看看书什么的。本想咬牙买台电视机，可电视机在当时还是奢侈品，像我这点可怜的收入，想买台几千元的电视机是有些超前了，反正这几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就习惯了。
一天就这样淡淡地过去，一段时间下来，就觉得机关的生活如白开水一般索然无味，回想起来，在沙溪派出所的那段日子，觉得自己在社会体验和人生阅历的增加上比在机关更获益匪浅。但一想想很多岗位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都图新鲜，新鲜感一过，就觉得没劲了，就拿开始没当警察的时候，对警察的这个职业是无比的向往，而如今，却认为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看来“境由心造”这句话是很有一番道理的。
2
时间的车轮慢慢地滚到了下半年，按照局里安排，原来一科的科长邱平凡到秘书科当科长，欧阳科长到年龄退居二线，公安局有个规定，年纪到了50岁，就不再担任实职了，和他一起下的还有看守所老肖…我曾在桥尾派出所的指导员，以及派出所的几个到龄的所长，局里对这批老同志的贡献还是没齿不忘的，虽然不安排职务，但可以留在机关里上班，可以上班也可以休息，至于到哪个科室任其挑。老肖觉得在看守所已经熟悉了，就仍然留在看守所。欧阳科长就要求到了督察大队，算是和多年的文字告了别。
督察大队是刚刚组建的新警种，在内部被称谓“管警察的警察”。虽然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有这么个警种在，对于某些人终归是个约束，看到督察的就溜边。
在欢送宴会上，老科长自然是敬酒对象，我和陈彪双双站了起来，端起酒杯，“老科长，这下你倒好，去督察了，还是管着我们，你可要时刻关照我们呀。”
酒量不错的他这晚喝得很高兴，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说：“督什么察，还不是休息，我干了这么多年的秘书科长，舞文弄墨也一辈子了，现在终于要歇歇了，以后局里的材料的任务就压在你们肩上了，还好，你们两个都还年轻，底子都不错，很有潜力，好好干，会有前途的，在这里，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送，就把我这么些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吧。”
陈彪正色到：“大家听仔细了，这可是传科之宝。”
老科长慢悠悠地开了口：“秘书科秘书科，顾名思义，在座的大家都是秘书。”
我点点头，的确，有的时候，我到其他单位上他们就是“戈秘书”长“戈秘书”短地称呼的。
“你不要小看这个秘书，当然我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秘书，严格意义上的秘书，只能是副省部级以上领导才有一个专职秘书，中央、国家级领导人的秘书那是好几个了，有负责生活的，有负责文字的等等。但事实上，从县委书记、县长开始就有秘书跟着了，你没有听县委办、政府办的那些人讲，动不动都是领导的秘书，反正正的也好，副的也好，总要相对固定一个工作人员跟着他，这个人就不知不觉成了秘书，所以你看这两办的人格外牛气一点。相形之下，我们公安局秘书科的同志那是没有可比性了。毕竟公安局是一个正科单位。那局长政委不可能有专人跟着，但秘书科的同志必须为他们服务，所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领导的好恶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要学会察言观色；二必须夹着尾巴做人。”
他说：“作为秘书科的同志，首先就是为领导服务，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而为领导服务则要事无巨细，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你绝对不能眼睛就是向上，因为除了局长，还有政委，还有副局长，还有各个科室，这些关系都要摆平，你不能厚此薄彼，即使有，你也不能表露出来，不能做的太露骨了，比如说局长，谁都想走得多一点，近一点，套一套近乎，这里面还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局长和政委都是公安局的主官，都是正科级，只不过一个管全面，一个管政治，如果在部队，政委是管政治思想工作的，权力很大的，在党委里面他是要当书记的，这里面有个互相制约的问题，当然在我们一个小小的公安局，自然局长说了算，这下，可能大家都是想跟着局长走，政委就撇在了一边，别人可以这样，你是秘书科的就不能这样了，这里面就有个摆平关系的问题，你自己好生去琢磨。所以很多事情是很微妙的，这看你怎么去把握这个界限的问题。”
“夹着尾巴做人，这时对秘书科同志的特别要求，按道理，秘书科的同志天天在领导身边，很容易滋长是领导身边的人这么一种思想，是领导身边的人，你就可以成为领导的代言人，可以动不动传达领导的指示，可以扯虎皮作大旗，可以飞扬跋扈，但这些可以你都不能随便可以，因为很多双眼睛盯着你，你的一举一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领导的意思，所以你不能随便说话，不能随便张扬，你必须把尾巴夹紧，做人和做事都是这样的。你一旦张狂，你就会被千夫指，会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
“所以秘书科这个地方，你不要小看它，这个地方虽说苦一点，忙一点，但能够锻炼人，也有奔头，毕竟离领导近，容易进入领导视野，也就容易得到提拔重用。不过，这么些年来，我发现呀在机关里工作，名声好听，其实也难。古人们发明的‘机关’这个词，我琢磨着很有道理，机关机关，上上下下，充满了机关啊！”
我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便站起身来，倒满一杯酒，很有诚意地说：“科长，为了这些话，不喝酒的我也要敬你一杯酒。”
酒过三巡，欧阳科长有些得意，又拉开了话闸。“大家都是写材料的，我这里就说说材料这玩意。”
“大家都知道，像我们都是干舞文弄墨的活，整天都是和大话、空话、屁话打交道，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不是我们的本意。事实上，写材料确实不是好差事。对于我们来说，个中滋味想必大家都很清楚，甘苦自知呀。一篇文章未动笔之前，搜肠刮肚，冥思苦想；动笔以后，万事开头难，稿纸扯了一张又一张，才能够打开思路；撕开了缺口以后，如同滚木擂石，一泄直下，倒也痛快；文章杀青了，自我陶醉其中，就像妇女阵痛过后，生出了孩子，轻松而且幸福。所以，苦在其中，乐在其中。”
我和陈彪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啄米般地连连点头。
“但是，能不能写材料、会不会写材料，真的要有一定的功底。古时候，有一个秀才做文章，坐了半夜，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急火攻心，牙痛难忍，其苦万状。他的老婆见他这个样子，有点想不通，就问丈夫：瞧你那难受劲儿，难道写篇文章，比俺女人家生个孩子还作难？秀才说：娘子有所不知，你能够生孩子，是因为你肚里有，我写不出文章，是因为肚里没有装东西。”
大家大笑了起来。
“最后，我教给大家编发信息、简报的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对你们来讲，很有用。”
大家就急不可耐，起哄说别卖关子。
“这可是我这么些年的经验之谈了，那就是在编发信息和简报的时候，不要一个稿子、一个稿子的认真起草，然后抄写，而是从一大堆上报材料中，选取可以采用的素材之后，编出次序来，用红笔抹、剪子铰、胶水粘，再用一些关联词串一串，一篇文稿就成型了，用这种办法，省事，效率高，用曲别针夹了，交给文印室打出清样来，并没有多少文字，稍加订正和修改，就是一期刊物。因为，这些文字都是套路上的东西，正如资深人士说的，办这些内部刊物，不过是些作业，不需要创造性思维，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气力。其实这个办法也不算在办公室的搞材料的人的发明，人家报社里的小编辑们都是这样干的。”
后来我一试，果然省心省事多了，就感叹“姜确实是老的辣”。
3
老科长走后，新科长就任了，但没有过多久，我就发现，科里慢慢的关系有些微妙起来。
对于这位新来的科长我早有耳闻。大家都说，邱科长也是有些水平的人，但就是喜欢无所顾忌，欲事评说，逢人议论，尤其是在几滴猫尿下去，更加嘴无遮拦，喜欢不该说的乱说。他最喜欢的就是一天到晚地调侃，一会之乎者也地卖弄文字水平，一会儿嘴无遮拦地评论人家这议论人家那。如果他为人家评功摆好，歌功颂德，处处念喜歌也就罢了，然而却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且话说的尖刻露骨，有些事并不是人家没有看透，只是人家不说罢了，可他有些话非要说出来，而且一定要说透，还时常不分时机，不分地点，不分对象，让人难堪得抬不起头来。别人听多了，也就习惯了，让他说去，也不和他争辩，使其索然无味，但对他这张“名嘴”是近而远之了。我就觉察出，大家（包括科里的人）其实常常在他不在的时候发几句牢骚和不满。
说句实在话，对科长的这副做派，对于一个大家都比较讨嫌的人我自然也没有什么好感。但不得不装出恭敬的态度，毕竟是直接的顶头上司，陈彪在他面前也摆出一副谦虚的样子，认真地听他天南海北地侃，还时不时地故作不懂地样子向他请教，“关键时刻”奉承他几句，让科长真的自认为“功高盖世”“傲视群雄”，更加一副飘飘然的做派。
有一次，省公安厅的一个检查组过来了，在会议室，局长尚在毕恭毕敬地汇报，邱科长凑到人家一个带队领导身边搂肩膀居然套起了近乎，又递烟又点火，一脸的媚相，接着又热情得过头地将一块剥好的香蕉硬往人家嘴边上塞，弄得那位领导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一副尴尬的样子，局长在下面见状眼睁睁地干着急，脸色都有些变了，我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制止他的无礼行为
对于一个这样的秘书科长，局长是又气又恨，可当对他雷霆般地发完脾气之后，他居然嘿嘿一笑，仿佛一点事都没有，难怪有人说他当秘书科长具有先天的潜质，当秘书科长要经得起骂！
还不到多久，我也领教了这位科长的“嘴无遮拦”。他总是有意在别人面前“隆重”推介我是优秀大学生日后要当局长什么的，很让我有些无地自容。其实那个时候局里的人已经很少谈论选优生了，是避讳，是不屑，还是漠然？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很多事情可做不可说，一天到晚地将一件事情挂在嘴上，其结果只能使人腻烦和讨厌，更何况，上级派一个人下来挤占大家一心向往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科长如此乐此不疲，其真正意图是显而易见了。
从那以后，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个邱科长面前谨慎自己的一切言行，我不敢和他过于靠近，在他面前说话做事都有分寸。真生怕哪一天他在局长政委面前胡乱地奏我一本，那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看来，这个科长的能力和道行与老科长相比都是差之甚远那。
4
在公安局待久了，就会发现公安局的名目繁多的统一行动太多了，“追逃”、“打拐”、“打黑除恶”、“治爆缉枪”、“整顿和规范歌舞娱乐服务场所”、“整顿和规范出租屋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等严打整治集中统一行动和专项斗争中层出不穷。
这样一来，秘书科和一些业务部门一样忙的团团转，因为每一项行动都要有方案有部署有阶段小结有行动总结，要向上级定期上报战果，还要编写情况反映，事情不是很大但琐碎，来不得半点马虎，所以一听到这样那样的行动，大家就有些头痛。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办案单位来的聪明，一些不大不小的案子平时懒得去立案，当时讲究的是发案率和破案率要对等，稍微留心一下就知道，那时各级公安机关到了年终总结就是发案率多少多少，破案率多少多少，破案率达到了85％…95％。这简直是公然造假，人家西方国家的破案率能有30％就相当不错了，但奇怪的是大家心知肚明，谁也不会去捅破这张纸，反正“不破不立”是当时的刑侦现状，其实上面也知道下面在糊弄，在数字上做文章，也一天到晚要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当地的治安现状，可就是谁也没有敢吃这个螃蟹，直到1998年刑侦改革后，上面下了决心整顿这种在数字上掺水分的做法，并强调在目标管理考核中不以发案破案率来衡量政绩，在发案统计上大家才变得老实了好多，显而易见，发案数一客观，破案率急剧下降，能够达到30％就相当不错了，大家心态一调整，觉得以前真是好笑，破案率这么高，那么不是人人都是福尔摩斯了？
情况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只是不愿动，让那些不大不小的案子先挂着，直到上面觉得治安形势严峻了，不来一两个专项统一行动不行的时候，才一窝蜂似的拼命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公安局平时没什么动静，一到严打整治统一行动就抓一大批的原因。那时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总喜欢做这些事倍功半的事。
本来大家都认为政工纪检督察秘书法制政保内保等部门与行动关联不大，但也被要求经常性地参加晚上的统一行动，当然时间多数是在节假日比如“十一”、元旦、春节，或敏感时期如当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会议，这些时候是非得搞统一行动不可，尤其是“十一”、元旦、春节其间，大家就显得格外忙了，对于这种忙，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毕竟，中国是个传统习惯仍很深厚的国度，过年过节讲究的是阖家团聚。而营造一个良好的节日气氛，牺牲自己的时间去保卫绝大多数人能平安的过节，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别人放假而公安机关更忙的重要原因。当然社会上的群众也渐渐都明白了干公安就是这样，越是节假日越要忙，他们知道绝大多数警察都无法象一般人那样过节，仍要顶风冒雨执勤巡逻。在这一点上大家觉得，虽然公安有些特权，有时候也确实让一般老百姓看不顺眼，但就凭这一点，也足以平息大家的不满了。
第25章兵贵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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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被任命为团委副书记，主持全局的团委工作，但仍然在秘书科上班。虽说这个“官”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团委副书记在公安局来说也算是副股级，不管怎样，我勉强跨入了中层干部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