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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拐记（4）
饭后我们回到楼上。楼道里依然很黑，我伸手抓住施玮的胳膊，扶她上楼。两层以上的地方有一盏灯亮着，这时我仍搀着施玮，她突然用力甩开我，就好像我有什么用心似的。进了房间，她指着桌子上的一张照片问：“她是你的女朋友？”我说：“是。”其实，早在我们下楼吃饭以前她就已经看见了，直到现在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你们和好了？”她问。我说：“不。这是后来的。”施玮说：“她真像我妹妹。”
显然，她希望我问她一些什么，但我没有。我知道我的女朋友是不会像她的妹妹的，施玮那么认为不过是一个错觉。据我所知施玮是没有妹妹的。她有一个弟弟，五年前我们通信的时候对她的家庭成员我已了解得很清楚。她说我的女友像她妹妹是否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我没有问。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任何问题涉及我目前的女友。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说：“还是做录音吧。”我告诉施玮，明天以后也许我就没有时间了。我在写一个中篇，正到紧要关头，不想随便停下来。施玮说：“那好吧。”于是做了我的录音访谈。结束时十点不到，我注意到她看了一下手表。我问施玮住在哪里，招待所是否要关大门。她说要关的。我适时提醒说该回去了，她点头答应。
当我起身的时候施玮还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我发现她的脸突然变成红黑色，看着我的眼神也不对，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明白所有这些身体的信号，但还是不敢轻举妄动。我想到在楼梯上她甩开了我的搀扶。正因为是她所以来不得半点勉强。
我风度翩翩地招呼她出门，再次感到自己的行为值得骄傲。在那截黑暗的楼梯上我甚至没再试图搀着她，任凭她低头摸索。后来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向她住宿的招待所驶去。也许施玮为我竟然送她而感到奇怪，其实我的心里已经彻底结束了，我指的是那种对她的不良欲望。从此我做得尽可以像一个君子了。
施玮就坐在我的身边，影像模糊，但很实在，我们呼吸相闻。我能感到某种温暖略带伤感的气息从她的身体里缓缓散发出来。她的确起了变化，这使我很想抱抱她，而在我们这次见面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不可想象的她的身体始终僵硬带着冷淡的敌意。她终于在一切结束的时候软化了。
双拐记（5）
我听见施玮要求道：“明天你陪我去中山陵好吗？”我说：“我得写那个中篇，可能抽不出时间来。”这么说，我是不想有任何事情留待明天去解决。
施玮说：“要是大门关上就糟了。”我说：“要是大门关上了又叫不开的话，我们就回去，你住我那儿。”施玮：“那怎么行。”我说：“有什么不行的？你住我那儿，我到父母家去住。”施玮说：“要是有扑克的话我们可以玩一个通宵。”说着她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那时候你怎么会那么狠呢？”
我说“我也不要求你原谅我，但我做得的确很糟糕”突然，她抓住了我的手，轻声说道：“我原谅你了。”
她的手干爽、温热，而我的手又冷又湿。两只完全陌生的手就这么在黑暗中拉了十几秒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然后施玮主动撤了出来。这时出租车正经过山西路夜市，车厢里被照得很亮堂，她举起那只刚才握着我的手让我看，在手腕处有一条很细的明亮的疤痕。她说：“我割过腕，干过一次。”我问：“什么时候？”她说：“很久以前，我不想活了。那天我去海边拍了一张照片，心想，就作为我的遗照吧。”
施玮说：“这事除了我的父母谁也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除了我妹妹。”
她告诉我她的妹妹是她原来单位里的同事，也有过一次同样的经历，也割过腕，为了一个有妇之夫。她们很谈得来。一次她把她的手腕给施玮看，后者亮出了自己的手腕，那上面也有一道，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已经比较模糊，几乎看不出来了。两只自残过的手紧握在一起，从此她们就以姐妹相称了。“我妹妹的那道红红的很明显，时间还不长。”施玮对我说。
下车后我送她回招待所，大门还没关上。我随施玮走进房间，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她再次把那只手递给我。我接过来端详着，没有了在车厢里的那种冲动，我只是觉得有些异样。也许我应该做出某种表示，在伤痕上轻轻抚摸，或者，低下头去吻一下。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说：“太不值得了。”同时将手递还施玮。对方重复着我的话，说：“是很不值得啊。”
床头柜上有一本散文集《挚爱》，是施玮带在旅途中看的。我们开始议论其中的一位女诗人。女诗人多年以前就死了，是自杀，我知道一些内幕，告诉施玮说她是切脉流血不止而死的。施玮说：“原来她也是割腕的呀！”我说：“不。她割的是这儿。”同时在大腿内侧比划了一下“这儿止不住血。她带着一张刀片钻进被窝，就那么一下全拉开了。”施玮叹息道：“她是真的不想活了。”我说：“是啊，这样割就没救了。”
我是否在暗示施玮其实并不想死？当然，我肯定不是在教唆她再干一次，就像女诗人那样地彻底和漂亮。施玮本人倒是很愿意迎合我的一些想法，她说：“说起来也很奇怪，我都不想活了，临干的时候竟然还划了一根火柴给水果刀消毒。”
我划着一根火柴，给自己点上烟，一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面对施玮说：“也许世界就是这样的，能量守恒，你在一个地方吃了亏在另一个地方也许就得到了弥补。别人伤害了你，同样你也伤害过别人，当然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收支大体上总是平衡的。”
施玮问我：“别人伤害过你吗？”我说：“那当然，我也割过腕，这你相信吗？”施玮问：“为谁？”我说：“当然不是为了你，否则就不存在整体的收支平衡了。”我为自己的平衡理论所陶醉，变得饶舌起来：“我为我的前妻，为她自杀过，这你没有想到吧？”
施玮要求看看我的手腕，我递给她。当然那上面什么都没有。我解释道：“我干得比你还早，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施玮不无耐心地捧着我的左手，迎着灯光，变换了各种角度。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居然让她看出了一道伤痕。“很淡很淡，”她说，“但我还是看出来了。”她显得有些兴奋，继而总结道：“我们都曾割过腕！”
明亮的疤痕（1）
1985年
朱浩从广西给我来信，说他和王玉站在南宁的大街上接吻。可王玉是谁呢？我不是很清楚。想必是老方那边的一个女孩，长得也一定很漂亮。我没有去过老方所在的城市，即南宁，只能想象它四季如春，色彩丰富而艳丽。朱浩在马路边搂住那个形象模糊的女孩，我想象疾驶而过的车辆用烟尘把他们遮蔽了。当他们的唇舌分离，尘埃也跟着落定。这很像某个电影镜头，是吗？我自觉无聊。
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为激怒路人朱浩搂着王玉在大街上公然接吻。朱浩又是怎样向我描绘他与老方的第一次见面的呢？“在一家旅馆里，像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朱浩在给我的另一封信里如是说。你也许已经看出来了，这里面有那么一点自命不凡。我们都写诗，隶属于某个诗歌社团或同一种写作风格。我、朱浩、老方，还有东海，本来我们都互不认识。由我把诸位的诗稿搜罗到一本交流资料上，印刷成册。之后我们相互通信、彼此支持。然后就是历时两到三年的断断续续的见面。我最先认识朱浩，然后是东海。然后是朱浩和东海的见面。然后是我与老方。朱浩与老方历史性地见面以后，只剩下东海与老方没有相见了。当年我和朱浩在济南见面时，其中的一个说了句：“我终于找到了党。”可见，这还是一个夸大其词的年代。
朱浩带着我抄给他的地址去找老方。他新婚不久，第一次离开妻子，有如鸟儿飞出了牢笼。他和老方一起喝酒、去大学讲座，在后者经营多年的地盘上享受着诗歌的馈赠。崇拜者、鲜花和姑娘年纪比我们稍长的老方把朱浩描绘成“一匹幸福的种马”。那么那个“每人一辆摩托车，前面挂着‘大诗人某某’的牌子周游全国”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不是朱浩就是老方，不是朱浩给我的信里这么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出现在老方给我的信中的。
那段时间里他们给我的信是过去三年的总和。他们不仅自己大言不惭，还力图震撼千里之外我平静的生活。我结婚比朱浩还早，下决心把热情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平时我喜欢把朋友们的故事在圈子里发表一下，以博得大家一笑。朱浩去南宁出差后我讲的大都是朱浩的故事。当时东海受到诱惑，也想去南宁看看。我含糊地批评了朱浩的行为，我说：“要是他想和什么姑娘接吻也不应该在大街上呀？他可以让老方给找一个地方，两人睡上一觉都可以。何苦要刺激保守的南宁市民呢？”我在想：那王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使朱浩以和她接吻为乐，而不是睡觉。这我就不能理解了。我也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让我和老婆以外的女人睡觉我还能接受。可是不睡觉光接吻，这样情意绵绵、青春孟浪是什么意思？
朱浩曾对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禽兽才会离婚。”现在他这样做不是要导致离婚么？于是我写信给老方，想从侧面了解一下王玉的情况。老方的回信中根本没有提及王玉的名字，只是说朱浩在南宁“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和诗人们交往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都很欣赏自己的说法，至于都说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
什么是“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
什么是“找到了党”？
什么是“只有禽兽才会离婚”以及“幸福的种马”？
什么是“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
“黑裙女”
他们让我带一份电报上楼。我低头瞟了一眼，是朱浩从济南拍给东海的，让他去火车站接“黑裙女”（电文如此）。收发室门前议论纷纷，显然就是因为这件事。看来东海的同事们已经传阅了这份电报。他们问我：“黑裙女是谁啊？”他们知道我是东海的朋友，不然也不会把电报交我带上楼了。我一定知道一点内幕，他们认为。的确，我知道一点。这件事甚至还与我非常有关呢。但我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个就说：“如果是蔡英东海敢不敢收留？”
蔡英是这个夏天里公开通缉的政府要犯，是个女的，也很年轻。如果她着一身黑裙也一定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她要人接站的话，电文上总不至于写明蔡英吧？当然，自称黑裙女也不见得更好。可不，已经引起了群众自发的注意。“去问问东海，要是蔡英他敢不敢去接？”“要是敢接，那才叫有种哪！”
见到东海我把电报交给他，并说：“王玉明天下午到。”东海问我：“你怎么知道黑裙女就是王玉？”我说：“朱浩给我打过电话，他可能和王玉一起来。”东海说：“王玉不是在南宁吗？”我说：“上周二去的济南。”“去找朱浩？”“是啊。”“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东海若有所失。“那他为什么把电报拍给我，而不是拍给你？”
我说：“大概你住得离车站比较近吧？要么朱浩考虑到你有单位，有家，不像我成天到处乱窜，他们怕电报送不到。”话虽如此，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以前朱浩来许城都是我去车站接他的呀，吃住也都在我那里。
我把在楼下听到的议论说给东海听，东海当了真：“要是蔡英我肯定接待，至少她还是一个女人么！”说完嘎嘎嘎地大笑起来，就像一只鸭子。
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再次来到东海家。东海已经出门接站去了。他们家的老保姆在，请我在客厅里坐下，泡了茶。东海的妻子在卧室里，已经病入膏肓了。她是癌症，手术后又转移了。这件事儿已经拖了两三年，今年入夏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杨真。据东海说：杨真的脸肿得有常人两个那么大，身上已经开始溃烂了。东海每天给她换两次药，三顿饭也都由他送进去。甚至连老保姆也已经有个把月没有看见她了。此刻，杨真隔着一道布门帘和我说着话儿。她的声音很正常，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
她问我来的那个黑裙女是谁？看来在为东海担心。关于蔡英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到她的耳朵里去了。我向杨真保证：黑裙女决不是蔡英，也不是任何动乱分子。她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名字叫王玉。而王玉是朱浩的朋友。
“是女朋友吗？”杨真问，这让我很难回答。她又问是不是朱浩和王玉一块儿来？我告诉她：“电报是朱浩拍的，让接王玉。到底一个人来两个人来很难说。”杨真又问：“你怎么没和东海一起去接人呀？”我说：“本来我是想着和东海一起去的，没想到他走得那么早。一个人去接也差不多了。我在这儿等他们就行了。”
老保姆在厨房里忙晚饭。这时，室内的光线暗下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真没有再说话。电风扇吹得卧室门帘一抖一抖的，我盯着上面花朵缤纷的图案一时出了神。一只大黄猫从门帘下钻出，跑到水池下面的塑料盆里去拉屎。布帘后传出杨真唤猫咪的声音。接着她问：“他们怎么还没有到啊？天都黑了。”
我说：“恐怕是火车误点了吧？”
明亮的疤痕（2）
饭菜都上了桌，仍不见他们回来。老保姆随手赶着碗边的苍蝇。我说：“天都黑了，苍蝇也不歇着。”老保姆向我摆手示意。她凑近我的耳朵道：“不能说，不能说。”同时看了看那微微抖动的布帘。突然，传来杨真痛苦的呻吟声。老保姆说：“她该换药了。”
我十分不安地站起来，走到布帘旁。我说：“杨真你怎么样？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呻吟变成了压抑的哭泣。“我疼”，她说，“快打电话到车站，叫东海马上回来！”见我犹豫，杨真大声地说：“快打！快打！把他叫回来！”她有点和我急眼了，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我走到放电话的茶几前提起听筒，一面翻阅厚厚的电话簿。然后拨号，占线。其间杨真的声音不断地催促我：“快、快！叫他回来！”终于我拨通了，没有人接。由于身后那声音的逼迫，我对着听筒不禁自说自话起来：“喂，车站问询处吗？我想打听一下济南至许城的什么？晚点啦？就要到啦？哦哦，那好那好。”
我放下电话，对布帘说：“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