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警值班室门口老卜向王智讲述了三只包的经历，完了本人也上了轮渡，追随他的三只包而去。
送走老卜，王智感到无比轻松。他听见江涛拍岸的声音，一声汽笛猛然拉响，王智心想：老卜和他的三只包已经离岸，还有那包里的东西他一路蹬回派出所。对这一带的地形和夜色王智已经很熟悉了，他甚至有了某种身在故乡的感觉。他在这里的码头上送走了一个朋友（老卜），朋友走了，而他留了下来。远远的，他看见派出所所在的房子透露出的灯光，有如出自他家的窗口。他听见座下的自行车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吱吱嘎嘎的响着，快到的时候他听见一声低低的呻吟，随着一阵腥风掠过，派出所的那条警犬向他扑来。王智惊恐的大叫一声，跳下自行车试图躲避。然而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那警犬并无任何敌意，它是来迎接他的曾几何时他已经被它当成家里人了。而那警犬也不再像是一只警犬：绕着王智蹿高伏低、发出低吟，尾巴摇得如同芭蕉扇一般。随后借车给王智的小警察出来了，高声地与王智打招呼。他接过自行车把，将车靠墙边放好，一面抚着王智的背或搭着王智的肩，以这样的姿势与王智一道走进门去。王智一阵感动，觉得那小警察就像是他的兄弟。
马宁、费俊也都做完了笔录，坐在走道上的一张长椅上等王智。另有一张单独的椅子，离长椅约有三四米远，上面坐着壮汉，看来他也做完了笔录，在此听候发落。所不同的是壮汉的一只手背在身后，被一副手铐铐在椅背上。他垂着头，没有了以前的兴奋，甚至连一点声息都没有，王智他们怀疑他是否还活着。显然，他就这样被人家弄到办公室里去做了笔录，也只有在此木讷的状态下壮汉才可能是驯良的总之壮汉的笔录做得很顺利，现在他坐在一张单独的椅子上，低垂着头，有如沉思，那拖把似的头发披散下来遮住面孔，又有点像害羞。他在椅子上动了动，并未引起注意倒是他那悄无声息的模样若能持之以恒的话没准会让人侧目而视。然而就天性而言壮汉是不惯于沉默和安静的，要不是他遭受的打击过重有很强烈的受挫感，甚至连这半小时的寂寞都是不能忍受的。他在椅子上动了动，并未引起王智等人的注意，于是他再次动了动，并清了清嗓子。在他的左近没有别人，只有王智他们。他们曾是他的敌人，这一情况对壮汉十分不利。然而他别无选择，除了继续吸引昔日的敌人如今的邻人还能干些什么呢？要知道装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况且他壮汉喜欢结交天下英雄。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壮汉从引起注意开始，进一步自言自语，继而发展到与王智等公开搭讪。他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弄出各种响动，显然，这里面有伤疼等原因，但也不完全如此。壮汉一会儿哭爹喊娘，一会儿长吁短叹。他问正在抽烟的马宁：“能给支烟抽吗？”马宁点了一支烟过去塞到壮汉的嘴里，后者用发黑的门牙咬着那烟，一阵猛吸，腹腔到胸膛起伏不定，犹如一个浪头从此经过。壮汉叼着烟，越抽越短，升腾的烟雾将他的眼睛熏成了一条小缝。由于手被铐在椅子上，吸烟的一整套动作都得由两片嘴唇和上下门牙完成。壮汉的嘴部动作很花哨，然而卓有成效。这支烟很关键，抽得壮汉体力和信心倍增。那烟虽然是他开口要的，但是马宁点好了递过来的，在壮汉看来自己与王智他们之间竟有了一种难兄难弟的感情。就甭问他们各自是怎么进来的了，反正此刻都呆在同一个地方（派出所的走廊里），都刚刚做完了笔录，暂时无事，但不能走开。他们有着相同的处境和相同的目的（听候处置或发落）。壮汉在他的椅子上长叹一声“唉”，然后说道：“我这叫好心办坏事！”他摇着头，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说话间拿眼睛偷偷地瞟王智他们，看他们如何反应。壮汉很想得到王智们的同情，这么说似乎有那么一点自我检讨请求原谅的意思。他什么时候求过人？即便是公开认错的话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王智、费俊扬起下巴，满脸不屑与之为伍的神情。他们对壮汉的感叹听而不闻，两人大声而热烈地交谈着，间或会不经意地看上壮汉一眼，那目光就像看一件偶尔进入视野的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坐在这里，与壮汉同处一处完全是迫不得已，是暂时而偶然的。幸亏他们与他并非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在他们的那张椅子上王智、费俊尽量坐在另一头，而与壮汉靠近的椅子一头则空出许多。他们还不断地站起身来踱步，以示与椅子间并无必然性的关联。他们站起、坐下，即便是坐着时也在椅子上做出各种可能的姿态，而这些姿态是壮汉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他和他所在的椅子已连成一体，关系牢不可破。
马宁的表现略有不同，他不担心坐得与壮汉靠近，看待壮汉的眼神中也充满了探究。马宁不仅为壮汉点了烟并递过去，对方说话时他一直在频频点头。马宁郑重其事地对壮汉说：“你要学学法！”王智、费俊在一边掩口而笑，马宁浑然不觉，仍然是那么的一本正经。“你要学学法！”他再次强调指出。壮汉那本已开始明亮的目光随即暗淡下去了。“我不识字。”他无可奈何地说。
“不识字就让人讲给你听。”马宁说，“不管识字不识字都要学学法，法不仅是为识字的人制定的。不管识字不识字都要学法、守法，否则就要犯错误，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在码头
1961年5月17日出生于南京。
1969年11月，随父母下放至苏北农村。
1978年中学毕业，考入济南山东大学哲学系。
1979年10月，父亲方之病逝。同年，接触北岛主编的民刊《今天》。
1980年在《青春》杂志首次发表诗歌。
1981年参与“云帆”诗社活动，接受校方“专案组”审查。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至西安陕西财经学院马列教研室。
1983年前后（1982年～1984年）写作《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一个孩子的消息》《我们的朋友》等诗歌。主编油印刊物《老家》，共出3期。
1984年调动工作回南京，在南京财贸学院教书。
1985年创办并主编民刊《他们》（该刊物共出九期，至1995年）。
1986年参加《诗刊》主办的第六届“青春诗会”。
1992年出版诗集《白色的石头》（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辞职。
1994年被招聘为广东省青年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为期两年。
199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树杈间的月亮》（作家出版社）。
1996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身体》（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7年出版诗文集《交叉跑动》（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8年出版散文集《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朱文发起“断裂”行动。
1999年主编“断裂丛书”第一辑。参与刊物《芙蓉》的编辑工作（前后约三年半）。
2000年出版中篇小说集《我的柏拉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参与“橡皮文学网站”的创办。
2002年出版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河北教育出版社）。主编“年代诗丛”第一集。参与“他们文学网站”的创办。
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扎根》（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年代诗丛”第二辑。完成《毛焰访谈录》（尚未出版）。
2004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下放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篇小说集《障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随笔文论集《爱情力学》、访谈录《写作者、异类》。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3年度小说家奖”。获“中华文学人物·2003年度最具活力的作家”。修改长篇小说《我和你》（尚未出版）。
答记者问（1）
记者：你的小说《扎根》获得2003年度小说奖，你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感觉是怎样的？
韩东：第一章进入得慢一点，第二章长一些，到第三章就好看了，往后从阅读上来说是很有趣的。
记者：我看过其他“文革”题材的小说，写得特别的悲苦，简单地认为“文革”是一个苦难的时代；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文革”岁月依然是他们的青春丰碑。而你的《扎根》冷静、克制，似乎“没有态度”。
韩东：我关注的不是“文革”题材而是日常生活，只是它恰恰发生在那个时期。这种日常生活是实际的，不是概念。比如我们说“文革”是一场灾难，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对于具体的人，他感觉到的可能是一些琐碎的细小的事情。他需要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他有日常的欢乐和悲伤，以及生老病死。这些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样的。
记者：那你对“文革”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韩东：不好说。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他感到的只是某种周边的景象。比如我现在生活的世界，我看到就是周边的东西。“文革”对我的写作不重要，它只是一个背景。
记者：你这部小说关注的是“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这是否会导致人们对“文革”的猎奇。
韩东：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猎奇是很正常的。比如很多西方人对中国就是猎奇的眼光。这些和置身其间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记得我们有一次去香格里拉，觉得草原美极了，简直像天堂一样。我们问一个当地放羊的小孩美不美，他说不美，一点感觉都没有。
记者：很多人认为小说是虚构的，如果以真实生活经历为摹本，那是会受到很大质疑的。你怎么看呢？
韩东：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往事其实都是虚构的，不存在真实。比如我们回忆过去。今天说的和明天说的不一样，今天想起的和明天想起的也不一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再把它复述出来，然后来鉴别这里面有多大的真实成分和想象成分。我觉得这个命题本身就没有意义。
记者：《扎根》一出来，有人认为是小说本土化一种新的尝试。你怎么看？
韩东：这是理论家所使用的概念，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也没有这样思考过。他们这样说，肯定也有他们的道理。本土化是相对而言，相对于非本土化，比如说相对于翻译小说。但我写《扎根》没有什么本土化的立场，就是这么写下来。我只是忠实于自己的写作。对于我来说，本土化、民族化这样的概念太大，太空，不实在。我只是要忠实于我所感觉的东西，忠实于小说这门技艺，这是两个必须忠实的东西。
记者：你这次写作《扎根》和以前的写作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韩东：感兴趣的东西，处理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长篇在技术要求和心理准备有所不同。
记者：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障碍？
韩东：障碍每天都遇到。我觉得写作的人，是带着一种病去生活。尤其像我是一个非常注意细节的人。在反复阅读的时候，我会为一些字句的准确性或是否到位而受折磨，要去克服障碍。这种情况在写作中是常规情况。写作就是这样。如果你是清醒地写作的话，你就会变得很敏感，甚至这种敏感是病态的，神经质的。但是这种敏感是有意义的，要写出一个好东西，对文字的敏感是必备的。高度敏感会折磨自己。就像痛感，它是对身体的自我保护，但是痛感过度就会折磨自己。
记者：你以前主要是写诗歌，现在则主要写小说。你是怎么看待小说和诗歌这两种文体的？
韩东：我记得朱文说写长篇就像在里面过日子。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要不紧不慢，要在里面伴随着它度过一段时间。诗歌是可遇不可求。你可能已做好准备，但在某个时刻它不一定就出现。
记者：可遇不可求还是挺传统的说法。
韩东：呵呵，这种可遇不可求不是说你在那儿傻等，而是说围绕着诗歌你要精力集中，不是涣散的。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你专注是一件事，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降临是另外一件事。写诗犹如祈祷。
记者：各种文体交叉写作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文体篡位。你有没有这种担心呢？
韩东：没有。文体试验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适可而止的。
记者：你的写作比同龄作家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得到了大众或者是圈内的认可，你原先有这种心理准备吗？
韩东：我在答谢词里面已经说了。我去：在诗歌单元被提名，今：在小说单元被提名。我愿意经常被提名，但是不获奖。这和我的写作性质很相称。就是说处于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如果过于压抑的话，那么他会心灰意冷，状态比较灰暗。如果你红得发紫，加上你又很：轻，那也有很大的危险性。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写作者的专业水准或职业水准都不太高。过于穷了，挺了几年就会不行了，而过于发达了，你就会去享受那些虚的东西，不写东西了。我觉得写作的心理问题、专业素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记者：声名日盛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影响？
韩东：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扎根》出来后，我跟媒体的接触是比较多。但我拒绝的东西太多了，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到各个大学讲座，现在哪怕给再多的钱，我肯定是不去了。各种各样的邀请非常多，我都拒绝了。如果我不拒绝的话，自己成天都会生活在那种状态中。我觉得这些东西和我都没有关系。写作者绝不是明星。我和媒体这两年合作比较多，无非是想养活自己。如果说有一天我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我愿意隐姓埋名。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
答记者问（2）
记者：随着你作品风格的建立，韩东逐渐会成为读者心中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
韩东：这不干我的事。我的写作是一个抛弃读者的过程。我只写我自己的。不是说我的作品受到了一部分人的欢迎，我就得为他们写作，这是没有的事。我只是忠实于自己的想法。
记者：如果说写作的过程中是忠实于小说创作，那么在作品出来之后，是不是就要考虑到销路的问题，这是不是也是很真实地存在地一个问题？
韩东：对。
记者：网上有则消息说你这部书要卖50万元，有人说韩东也懂得市场了。
韩东：呵呵，大家的关注点都喜欢集中在这里。他们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小说写出来了，如果有人给我50万元，我可以不出版。如果要估价，我觉得这本书是无价的。我只是说我现在缺钱用，有人给我那个数的话，我可以在20年，或者是50年后再出版。我需要用《扎根》换钱，把它当掉。
记者：那么，像市场这样的词汇对你有没有意义呢？
韩东：当然有意义。我要生存，我要卖文为生。市场对我很重要。但得把一些东西分得很清。在写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市场，就这么写。当然写完之后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生存的机会。
记者：市场的大小，和读者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你重视读者吗？
韩东：读者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谈很多东西都是概念化了。好像什么书卖掉了多少就是被读了多少。其实不是这样的。一本书的真实阅读是完全不可考的。我记得小时候，一本书翻得破破烂烂的，但还在那里传阅，这种利用率就很高。现在我们可以走到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附庸风雅的人家里，可以看到满书架的世界名著。那么他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