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怀抱。这个结论草稿经过张际春同志同意后，提交小组讨论。这段文字是对丁玲被捕后政治态度的总的评价，因此小组成员对此都十分认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段文字上。有的认为，这种写法太过分，丁玲被捕后继续同冯达同居并生了孩子就是叛变，怎能说她同敌人斗争？等等。持这一见解的同志还对起草人有所指责。审查结论前后修改了七稿。以后的修改是由张海执笔的，讨论时字斟句酌，争执不休，哪怕是对一个字的取舍。最后一稿达成妥协，改为：丁玲被捕后有变节性行为。
关于起草丁玲历史审查的结论，张际春同志当时很慎重，不管怎么修改，只要周扬不同意，就不作决定。最后一致了，他才签发报送中央审批。但丁玲自己看到结论后，对排除了自首的说法表示同意，对“变节性行为”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并写了书面意见，同结论一起报送中央。
四
对丁玲的历史审查结束后，对她“反党”的错误要进行组织处理。这也是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一项工作。中宣部又成立了专门小组，仍以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我仍是小组成员，又吸收中宣部和作协其他有关同志参加。小组在讨论如何进行工作时，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中提出的丁玲等的错误，讨论一下如何处分就可以结束了。我和张海、崔毅等同志则认为，对“报告”所列的错误事实需要逐条进行查对核实，以免将来再有反复。张际春同志同意要逐条核实，那样处理才更稳妥。小组最后决定，对1955年9月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列的丁、陈反党的事实逐条进行查对，根据落实情况再研究如何处理。于是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具体组织工作由我和张海同志主持。
1956年秋，丁玲才得知作协党组织给中央报告的内容。她知道作协党组对她的问题要进行组织处理后，便向机关党委写了全面的书面申诉。对在批判过程中出现的她认为不正常的活动，以及揭发的“反党”事实如何同实际情况不符，她一一作了申辩，并提出了证人。申诉中对作协党组的领导人也有所批评。按照组织原则和正常情况，这一申诉可以拿到专门小组讨论并据此安排工作，以示组织上对党员负责，对申诉人意见的尊重。但当时我考虑到，在小组开始工作时，小组成员意见也很分歧，如将这一包括批评当事人的申诉信，拿到当事人中去讨论，会引起不满、冲动，甚至反感，不利于弄清事实。小组既然决定逐条查对事实，有了作协党组的报告，又有了丁玲自己的申辩材料，再有其他有关人员的书面证词，一定会将一切误解澄清。即向际春同志报告并取得他同意后，丁玲的申诉，没有提交小组讨论。这是采取了周恩来同志指示精神的作法，让当事人回避一下，有利于工作的进行。
在小组进行调查核实时，陈企霞已从作协机关“隔离审查”中释放出来。他要求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申诉他受的委屈。我和有关同志听了他的申诉，谈话后他又写成书面材料印发各有关同志。
根据调查的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比如说，原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作家写出一本书，以此为资本，向党闹独立。调查结果是，丁玲在一次向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讲话时谈到，作为一个作家首先应有作品，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来，那算什么作家呢？等等。她的意思是要求青年作家努力写作，写出好作品，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关于《文艺报》主编问题，原来主编是丁玲，陈企霞是副主编。后来丁玲提议陈企霞也提升为主编，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周表示同意后，刊物上才并列出丁玲、陈企霞两个主编。这顶多只能说是任命主编手续不完备，不能说是向党闹独立。因为在宣布前已经请示了领导。
关于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的指周扬同胡乔木同志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出具体事实，只是一些人认为是这样。为此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他没有这种感觉，也举不出这种事实来。
所谓不尊重或反对党的领导，是指丁玲和周扬的关系，确实周、丁之间，在工作上和思想作风上有些不一致。对周扬的一些意见和作法，丁玲有些不同看法，有时在同志间有所表示。如果不顾场合议论别人的是非无助于使问题得到解决，但对个人有些意见，决不能说是“反党”，这也很明显。
从调查的结果看来，报告中列举的所谓“反党小集团”的错误，有的不成为错误，有的不是事实。既没有反党的事实，“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无论从调查和被调查的同志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但是，1955年9月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央已经批发，1955年底又向全国作了转达，在1956年要据实纠正它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是调查小组所能解决的，需要经过上级组织讨论后才能决定。
但经过这番调查，许多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现在了解了；原来有盲目性的，现在清醒了。同时许多同志更看到，丁玲在被批判后，未及时处理；她既没有工作，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何时能够解脱和以什么方式解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时看不到前景。于是在作协机关有许多作家、工作人员就逐渐由怀疑到认识，把同情转到了丁玲身上。这不是哪个个人的偏见，而是情况的反复促使人们清醒并形成了新的认识。
五
1957年5月，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每个机关、单位人们对建国几年来的各种工作，根据整风的精神都有所思考。对哪个人、哪件事，作的结果如何，符合不符合实际，同党的要求是否一致，人和人的关系是否正常等等，都在人们的思想中进行新的分析和重新衡量。整风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希望领导带头作表率。自然大家都会想到，在本机关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中国作家协会，就不能不把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批判和处理提到整风的首要议程。这也不是由哪个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人们经过学习整风的指示，联系这几年作家协会的工作，对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感到丁玲从延安整风后，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期间，她能深入农村，同广大农民一起参加土改，同农民交朋友，写出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并以此书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她还被派出国参加国际活动；如果她是反党的，这些成就又应怎样解释？在全国解放后的几年中，丁玲身兼文艺方面的几个重要职务，如果她是反党的，那么对她的这种使用又该怎样理解？同时人们还想到，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应以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为主要根据；而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作评价则应以他执行的方针、路线作为主要依据。丁玲是提出作家“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倡导者，这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如果说她“反党”，这又如何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同1955年的批判相对照，就使人们的怀疑和不解更增加了。
1957年6月，作协党组大多数同志意识到，根据整风精神和作协机关群众的要求，如果不首先处理好“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机关的整风便不好开展。于是，在6月6日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首先讲话，都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几位领导人发言以后，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一致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清除这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有些同志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丁玲本人也提出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这时自然讲话就更尖锐。领导者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在开会期间，张际春同志和我曾一起去参加过一次会，听了听大家对丁玲问题的处理意见。会上的发言都是倾向丁玲的，认为1955年对她的批判和结论很不得当，要求领导会议的同志认真检查，得出教训。我们当时没有表态。
本来，从会议开始，作协几位领导人的讲话和与会者的发言，总的方面可以说是一致的，有纠正过去错误的趋势。由于有些同志的发言，言辞尖锐，丁玲本人又提出了“为什么”？这就使会议主持者对所提出的问题难以解答了。本来，丁玲对自己问题的处理有意见，在党内提出申诉和要求找出形成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个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章上有明文规定的。不应以此作为批判和纪律处分的根据。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是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党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本来，从整个社会来说，有人想趁党整风之机，借提意见为名，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这确实有的；对这种情况给以反驳，完全应该。但从党内来说，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对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敌对地位，予以打击，这就同党的政策相违背了。这样做显然是错的。
而作协党组在重新研究、讨论丁玲反党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如何继续时，正是由于对领导批评的意见很多，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
六
先是由周扬向中宣部主要领导人提出，对中宣部由张际春签发上报中央的审查丁玲的历史结论，他不同意。主要领导人指示我同中央组织部联系，将原结论报告从中央退回来。随后，在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上，由主要领导人提出，对丁玲的历史结论要重新进行修改。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主要领导人宣布后，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根据已有的惯例，既是领导人正式在会上宣布了，自然就成为部务会的决定。这个决定宣布后，张际春同周扬之间发生了争吵，他问周扬：原来结论是你同意后才签发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你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你不同意就不会向中央报告了，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能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吗？他俩一面争吵，大家一面散去。实际上，这种讨论是没有别人发言的讨论，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否定原来结论的结论。本来，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它既没有提出改变的根据，也不能同本人见面，更无法向党员群众宣布。
但由于结论的修改，就把丁玲历史问题的性质，从人民内部问题变成敌我问题。这样就可以使一切对丁玲有同情的人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接着，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休会多天后，于7月25日复会。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党进攻”，指责“反党小集团”要翻案等等。会议主持者的调门同6月上旬会议开始时的认错、向丁玲表示道歉的态度完全相反，恢复并大大发展了1955年批判时的作法。在会上积极鼓动揭发丁玲等的“反党”活动；在会外则从多方搜罗材料，拼凑罪行，作为“反击”的根据。从天津动员一位女作家交代她同“反党小集团”的另一成员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听他讲过一些对个别文艺方面领导人不满的言论。这些材料当时如获至宝，并以此为“重炮”，作为反击小集团的突破口。这位同志被迫承认了一些事，也揭发了丁玲一些类似的对那位领导人的议论。这些都被认为是复会后的重大收获。
为了维持1955年的那个错误结论，为了阻止人们对作协党组领导的批评，为了压制人们对丁、陈案件的不平，还必须揭发新的材料，造成更大的声势。作协党组决定，扩大会议规模，由原来参加会议的限于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各部门的负责人及一些知名作家共几十人，现在要扩大到作协以外各文艺部门、文艺团体以及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和非党知名作家，共几百人。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人指定要我在会上表态，表明中宣部机关党委完全支持对丁玲等的这种作法。
七
我作为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对部领导的这种要求，不能采取抵制态度，只能密切配合，保持一致。如果我不表态或者表态不支持这种作法，那就会被指责破坏“反右”斗争。因此，我没有别的选择。但我作为一个党员，对于这种作法从思想上是不以为然的，如果向我个别征求意见，我会说明我的不同看法。但当时并没有给人这样的机会。这个矛盾已无法解决，为此我很不安。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先安排陈企霞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会议进行中有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在此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会场上一阵混乱。有些人仍斥责丁玲，有些人高声叫喊，有些人在窃窃议论，有些人沉默不语。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宣布由我发言。
我在发言中，一般号召机关党委所属党员凡知情者要积极揭发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会场的气氛很严肃。但在我的内心里则认为这种讲法，只是对丁玲等施加压力，无助于解决是非。这在我是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个讲话就成为我一次最大的违心之言。长期以来在我的心灵上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这次会议结束后，中宣部有同志竟认为我的讲话很“得体”。我对这种说法则感到不安和惭愧。我的讲话应该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在调查丁玲等“反党”事实的过程中，实际上否定了1955年作协党组批判的结论。我这次讲话表示了党的“一致”，就表明对作协党组作法的支持。由于我的这种错误的迁就态度，就使主持批丁的人更无所顾忌了，从此以后，作协党组继续对丁玲等的批判和最后处理就不再征求机关党委的意见，而是由党组直接向中宣部主要领导人请示。直到1957年9月16日周扬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在题名《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讲话中，除肯定丁玲等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集团”外，还宣布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还说，她“早在1933年在南京向国民党自首”“背叛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篇讲话还点名批判了十多名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诗人和戏剧家，把他们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文艺工作者。
这次的结论比1955年的结论，政治上更加重了，在所谓反党集团的人数上更增多了。1955年定的“反党小集团”只有丁玲、陈企霞两人。这次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