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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自我认识
叔本华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了。 托尔斯泰的影响。 但是，Q我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特点，我与任何东西的不一致和无论谁都要服从我的贵族习气起了主要的作用。 我在青年时代和学院派以及教授们的思想上的冲突（有时甚至是敌对）和我成了革命者有关，当时在我眼里连大学都成了资产阶级精神的体现。 后来当我自觉到是个神秘主义者时，这一点更加强了。 我不认为教授们的哲学是真正的、原生的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甚至否定地对待被称为“编外副教授”的马克思主义。 后来我很接近学院派和教授们的圈子并与他们交往，但我在这个圈子里一直不感觉有什么好。 现在我很清楚，我一直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哲学，就是现在被称为“存在主义”的那种哲学（我所认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不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而是奥古斯丁、巴斯卡尔、基尔克果和尼采）。我所相近的哲学类型正是存在主义，而不是生命哲学，也不是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哲学和我的命运相关，与我整个的存在相关，认识作为实现着的东西而参与我的存在。 我总是希望哲学不是关于某物的学问，而是某物（表现主体自身的始原—现实性）的学问。虽然我从来不是学派中人，但在哲学上我最接近康德学派，这主要是指康德本人，而不是新康德主义。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从来不是康德主义者，正如从来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尼采主义者一样。 但是，从康德那里得到的思想一直保留于我的全部生活之中，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觉到这点。 我从最初就触及到现象世界和物自体世界的区别；自然秩序和自由秩序的区别；每个人自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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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认识的世界。 哲学的来源７９
是目的，不能容许把他转化为手段。 在对康德的态度上我有不同的阶段。 一段时间里我和俄国精神生活中的“新康德主义热”进行了斗争。 最大的冲突是由哲学青年全神贯注于所谓“柯亨主义”而引起的。 在莫斯科哲学圈子里的精神生活特别高昂的时期，我力图找到俄罗斯哲学的传统。 但我也保留着从中获得教益的学派的某些东西。新康德主义曲解康德，掩盖最主要的事情：康德（和流传很广的观念相反）是个形而上学者，尽管他没有发展自己的形而上学。 康德以后，德国唯心主义的发展（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一元论的方向，取消自在之物，超验的神最终取代了自在之物，上帝的进化形成了世界的过程，把自由淹没于庄严的世界逻各斯的必然性之中。 康德的许多其他思想从一开始对我是格格不入的，我始终完全否定康德的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否定他的范畴王国，否定在精神体验之内“自在之物”之不可知，否定宗教在理性之外，否定他极端夸大数学科学的意义（只适合科学史的一个时期）。
形式主义的道德主义和范畴特别使我厌恶，年轻时我就此写了篇文章，题为《义务的道德和心灵嗜好的道德》。道德哲学一直是我思想的中心，我把这看作自己的俄罗斯性。在我年轻时期的体验中，我尖锐地反对义务道德，保卫心灵爱好的道德，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是反对康德主义的。 这时已经存在的主题，后来以成熟的形式在我的著作《论人的使命——与众不同的伦理学体验》中得到发展，这本书对我是很重要的。 我一生都坚信道德是独特的——个体性的，是和一般的、人人应遵守的道德对立的。 这是任何团体的道德所不能接受的，是用道德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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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自我认识
定必须的联系的对立面，这导致我对誓言（反对人的自由）
的否定，对婚姻誓言的否定，对僧侣誓言的否定，对宣誓等等的否定。 在这方面我是道德中的革命者。 对于合法主义，我这一生不仅敌视，而且带有特殊的道德上的愤怒。 我把从形式上的法律权力之下解放出来看作是道义上的责任。 甚至当我肯定与基尔克果和舍斯托夫有相像之处时，我仍然认为这完全是另一种基调的，有着另一种意志的倾向性。 我任何时候也不说从一般义务的道义的法律之中解脱出来的人是不幸的，受鄙视的。 我倒是常说，一般义务的道义的法律的保护者是完全不道德的人，将要进地狱的人，而受一般义务的道义的法律排斥、歧视的人则是道德的、履行自己神圣的违法义务的人。 我的道德上的气质是进攻性的和指责性的，而不是保护性的，不喜欢感受僵硬的一般义务法。 我把排斥性体会为我的排斥，我逐出，而不是我被逐出。 在生活道路的一定时候，我特别尖锐地指出并且领会个性和个体性问题。 这不仅是我的哲学问题，也是我的生活问题。后面我还要讲到，这个问题是和我脱离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活中无数的冲突有关的。 无论在自己的哲学中，还是在生活中，我始终不想服从那种一般的、一般义务的、把个体——个性当作独特的手段和工具的政权。 此外我一直反对规则，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的问题就是我的道德问题，它正像别林斯基反对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斗争体验，也类似基尔克果的某种主题（其实，我是相当晚才知道它，而且不怎么喜欢）
，也类似。 舍斯托夫反对逻辑学和伦理学的必然规律（尽管是另Q一种认识态度）的斗争。 因此，我一直敌视一元论、理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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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认识的世界。 哲学的来源９９
义，敌视公共的对个体的压制，敌视包罗万象的精神和理智的统治，敌视平庸的和顺利的乐观主义。 我的哲学永远是冲突哲学，我一直是人格论者。
G G G在认识论上我被康德折磨得疲惫不堪，但是令人满意的是我很快地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认识论，尽管它没有能形成系统，但可以深化自己的生活。 这种认识论反对唯理主义。 唯理主义相信体现于概念中的存在，相信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存在是合理的，不仅是因为它体现于概念之中，而是因为它预先就是合理的，因为它自身就是概念，用我后来加以改进了的术语来说，与唯理主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有关的存在，已经是思维的结果。 我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在理性化过程之前就有原初的存在，它是真正的存在，是无需通过概念来进行认识的存在。 这与康德在“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所作的区别是相近的。 但是，令我惊奇的是，康德完全不能解释那个不是真正的本体世界的现象世界为什么构成。 同样令人奇怪的是，真正的本体世界（“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而第二性的非真正的世界（现象）
倒是可以认识的，是人们普遍遵循的和稳固的科学能够加以论证的。 康德与柏拉图的区别就在这里。 不过，康德关于先验的错觉的学说是天才的。 从现代心理学观点来看，我的最初的问题可以表述为无意识和意识的区别。 但是科学的心理学及其代表无能作哲学的论证并发展无意识的学说。 新康德主义中与我比较接近的是宾杰利伯得、李凯尔特和拉斯科这一派，只有这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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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自我认识
承认非理性主义。一个夏季的学期里，当时我还是年轻人，曾在迷人的海德堡听了文德尔班的课。不过这时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康德主义。 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同时又克服康德的思想，企图在理性化之前，在意识加工之前证明认识原始现实的可能性。 这可以表述为第一性的意识和派生的意识的区别。 派生的意识与主体和客体的分裂有关，它是认识的客体化。 第一性的意识作为原初现实沉入主体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第一性意识中所给予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 在后来的年代里我将此问题表述为：在唯一真正的主体世界客体化过程中的异化。 客体世界是客体化的结果，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分裂和拘板的，在这个世界中主体不熟悉所认识的东西。不久前我用怪论来表述这个问题：“主体的是客体的，客体的是主体的”
，因为主体是上帝的创造，客体是主体的创造。 主体是本体，客体则是现象。 我想，我的哲学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我对现象有一种和大多数哲学学说不同的理解。 对我来说，现实性完全不是和存在同一的，与客观性也少有同一之处。主体的和人格的世界才是唯一真正的现实。我走过了长长的哲学发展之路，然而一直保持着原初的直觉。我回想起１９０４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哲学代表大会上的情形。 当时我与普列汉诺夫相遇，他是个不怎么样的哲学家和唯物主义者，但是对哲学问题感兴趣。 我们一起在日内瓦的林荫路上边散步边谈论哲学，我企图使他相信：理性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者的理性主义是幼稚的，这种理性主义建立于关于存在的合理性的教条主义假定基础之上，关于物质存在的合理性的假定特别令人无法理解。 但是，合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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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认识的世界。 哲学的来源１０１
及其规律、决定论的和因果的联系都是派生的世界，而非第一性的世界，它是理性化的结果，它显示派生的、纯理性化的意识。缺乏哲学文化的普列汉诺夫未必完全懂得我所说的。我在发展自己哲学的认识论方面作得不够，在宗教探索时期更妨碍了这方面的工作。不过，我的目的是揭示自由世界，而不是揭示第二性的理性和客体。后来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对从巴曼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 阿奎那、很多新的哲学学说直到索洛维约夫和他的世界统一学说的本体论传统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是向印度哲学的靠拢，不过思维的这种类型可以从Ｊ。伯麦、康德那里引伸出来。存在主义哲学应当是反本体论的，不过我从海德格尔那里没看到这个，他想构造本体论，在萨特那里也是如此。 其实，海德格尔的哲学是“Ｄａｓｅｉｎ”
（此在）哲学，而不是“Ｓｅｉｎ”
（存在）哲学，不是“Ｅｘｉｓｔｅｎｚ”（生存）哲学，不是“Ｕｎｇｒｕｎｄ”
（深渊）哲学。 通过自己的哲学道路和精神体验，我得出了基本的形而上学思想，这种思想的首要精神，不是存在，而是自由。 存在居于自由之上则导致决定论和对自由的否定。 如果有自由，那么它不可能被存在所决定。 关于自由的大部分哲学学说我都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关于“自由意志”的传统学说。 有些年，伯麦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很喜欢他，读了他很多书，后来还写了一些研究短文。但是，把我关于自由的思想归结为伯麦关于深渊的思想，那是错误的。我把伯麦的“深渊”解释为第一性的、存在之前的自由。 但是，在伯麦那里，深渊是在上帝之中的、上帝的奥秘始原，在我这里，深渊则是在上帝之外的。这只是对于Ｇｏｔ（上帝）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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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自我认识
言，而非对Ｇｏｔｈｅｉｔ（神）而言，因为关于无法表述的ＧｏｔHｔｈｅｉｔ，无论什么也不可能思考。我写《自由的哲学》很早，在３５岁以前，这本书从哲学上说很不令我满意。 一般地说我不是那种很容易满意自己的书并且喜欢重新阅读它们的作家。 相反，我不喜欢对自己过去的书百看不厌，不喜欢引证它们。 对我来说，创造热情的体验是宝贵的，不过也不抛弃这种创造热情的成果。 每一本书我都想重新写过。 比较晚的时候，在我已经被逐出国界以后，我以《自由精神的哲学》为书名（法文版的书名更好些：Ｅｓｐｒｉｔ
ｅｔ
ｌｉｂｅｒｔé）重新写了自由哲学。 这本自由哲学写得比较好，但我现在觉得，我可以把它写得更好。 其实，自由问题渗透于我的所有著作之中。回想我走过的哲学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生活的节奏性：创造高涨时期、发光时期、创造热情减退时期、热情冷却时期。 奇怪的是，创造热情减退和冷却时期，在我的青年时代常常出现，而在晚年，当我写出了最有意义的书以后，却几乎没有出现。 不过，应该说明，在创造思维比较衰弱时期，创造思维并没有停止。 我从哲学上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每一天，从早到晚甚至夜里。 我已经说过，哲学思想可以在任何不适宜的条件下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在电影院里，在读小说时，在和人谈话（不涉及任何哲学的谈话）时，读报时，在花园散步时。 当我发烧到３９摄氏度时，当炸弹落到我的房子附近（１９１７年秋天）时，当听到不幸事件时，我仍能从事哲学研究，想、写、读。 有时创造思想的高涨与激动及愤怒有关。 我的思想常常是激怒的，因为我好走极端。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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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认识的世界。 哲学的来源３０１
我的哲学问题始终是如一的。 我思考的中心一直是自由、个性、创造问题、恶与神正论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人的问题，人的使命，人的创造的辩护。 在我过去的重要著作《创造的意义——人的辩护体验》中阐述了自己关于人、关于上帝需要人的创造行为的直觉。 这是Ｓｔｕｒｍｕｎｄ
Ｄｒａｎｇ（狂飚突进运动）
，这本书我是以整个的创造激情写出来的，关于它，我在其他地方还要谈到。 但是，重要的是要指出，这本书表现了我的全部生活的主题。 后来我写了以前形式上已经提出来的书，在这本书里思想进一步发展，更加彻底，术语更加精确，不过在《创造的意义》中我是集中精力于哲学的，有时，“目前大众注意的问题”也吸引我。 但是，如果认为我把自己的力量献给了“政治”
，那是错误的。 我从来不是政治家，我关于“目前大众注意的问题”的思想任何时候也不是政治的，它所关心的依然是问题的哲学方面、道德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