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典型，现代的极权主义则反映了宗教的需要，并且是宗教的代用品。 对于基督教来说，极权应当成为过去，它是自由的，而非强制的极权的。 自从神权国家的暴力极权主义崩溃以后，极权主义成了特殊的现象，它将精神驱赶到一个角落里，并将其从全部生活领域中排挤出去。 按实质说，极权主义成为也应该成为特殊的——国家、民族、种族、阶级、社会、集体、技术。 现代的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有意思的是，宽大的和比较有文化的共产主义者Ｋ。，在我被逐出苏俄时对我说了一段奇怪的话（他是“艺术科学院”的主席，而我是成员）
，他说：“在克里姆林宫，人们都指望到西欧去。 您现在去那里，要站在真理的方面。”这应该意味着，我将走到非真理的资本主义世界去。 这些话只有克里姆林宫的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才能说，而新的形态的共产主义者大概不会说。 为了明白资本主义世界的非真理性，我并不需要流亡到西欧去。 我一直明白这个非真理，我一直不喜欢资产阶级世界，在《创造的意义》中，比我所有的书都更有力地体现出这点。 到西欧之后，由于充满激情的内在原因，我恢复了年轻时的社会观点，当然是在新的思想基础之上。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精神的反动——反对周围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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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２自我认识
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反对俄国侨民的情绪的反动。 我一直倾向于对周围环境的抗议，我决定反对它，然而这也就是依赖性。 我有很强的矛盾精神。 但我完全不指望克里姆林宫宣布我无罪，我坚持在精神上反对极权主义，不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 也不和不学无术的和躁狂的侨民集团混在一起，他们认为我如果不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共同体主义者”。实际上，从形而上的意义说，我比那些侨民不同流派的代表（他们的意识是由集体主义构成的，他们承认集体、社会和国家高于人性的原则）是更极端的共产主义反对者。 我一直是极端的人格主义者，承认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性。我是热衷于个人的一个性的、独特的东西的现实性，而不热衷于社会和集体。 但是，比起社会个人主义来，形而上学的人格主义的社会反应完全是另一样的。 我明白，人们按照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来了解这个是困难的。 翻转了现实性概念的人格主义是艰涩的形而上学学说。结果，我企图制定很艰难的历史观。 它完全利用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还利用历史书籍的阅读。 人们是周期性的，他们带着很大的热情唱道：“由热情激荡的、游手好闲的、被血染红了的手，引导我们走向为了伟大的爱的事业而死亡的营地。”
再往前延伸，带着可怕的祭品，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们取得胜利并庆祝时，很快又把自己变成“热情激荡的、游手好闲的、被血染红了的手。”那时，出现了新的人们，他们想离开“死亡营地”。历史的悲喜剧就是那样的没有尽头。只有千年王国凌驾于这一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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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流亡的年代
１９２２年９月被放逐的一群人从俄国出发，我们经过彼得堡，从彼得堡走海上到斯德丁（波兰）
，从那里去柏林。 被流放者近２５人，连他们的家属大约７５人。 因此，从彼得堡到斯德丁我们租用了整整一条船，轮船的名称是“ＯｂｅｒｂｕｒｇｅｒHｍｉｓｔ－ｅｒＨａｋｅｎ”。
当我们沿着苏俄的海疆航行时，谁也不相信他不会再返回来。 与进入更大的自由天地的感觉一起，我还有与祖国不定期的离别的忧愁感。轮船在波罗的海上航行，这种旅行使我们有诗意的满足。 天气美好，夜里有月亮，几乎没有颠簸。 我们，被放逐者，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感到自己在自由中，将要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柏林，德国的机关很殷勤地迎接我们。 尽管我一直和西方的资产阶级性相冲突，但我一直还是喜欢西欧，从童年起就常常来到国外，我在柏林行走，产生了不同世界的强烈的反差感。 我没有由于流亡而苦闷，但我在所有时间里都为俄国而忧愁。 德国那时很不幸，柏林充满了战争的残废者。 马克灾难性的贬值。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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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说：“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ｉｓｔ
ｖｅｒｌｏｒｅｎ“
（“德国输光了”）。
整个世界的覆灭和新世界的诞生与我在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相符合。我看到人们中存在异乎寻常的转换，第一的成了最后的，最后的成了第一的。我的第一个沉重感来自与侨民们的冲突，大部分侨民都遇到秘密派遣的和不友好的一小群流亡者，事情甚至是这样的，请允许我说，这些人不是流亡者，而是为了分化侨民而秘密派遣来的。 在我抵达柏林不久，进行了一部分流亡者和某些属于白色运动的侨民代表的会见。 这些白色侨民团体的首领是司徒卢威，我过去和他有老关系。 我和他彻底断交，不再见面，中断了一切来往。 只是几乎在他去世前我们才和睦地相见。 在我的住宅里与白侨的会见以完全破裂而结束，我激烈地大声斥责，以至房屋主人出来把警察叫来。 我对通过武装干涉而推翻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进行了完全的否定。 我不相信白色运动，对它没有好感。 这个运动向我推荐的是过去生活中失去了全部意义的甚至已经变成了有害的东西，是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我希望的只是布尔什维克的内在的克服。 俄国人民要自己解放自己。 我期望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白色”侨民引起我极大反感，他们具有顽固的死不悔改性，缺乏自己的过错意识，相反，却具有占据真理的自傲意识。 我感到，侨民的右的倾向现在不能克服，他们仇视布尔什维克完全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消灭了自由。 思想自由在这个侨民的圈子里并不比由布尔什维克俄国承认得更多一些。 侨民情绪的敌对性使我备受折磨，由于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这里的侨民通常都产生一种躁狂，他们不论讲什么事情，总是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就是处处看到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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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３６２
的奸细。 这是真正的心理变态者的集合体，而且至今也没有治愈。在１９２２年我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西方国家应当在形式上承认苏维埃政权，这样，就可以停止苏俄的隔离状态，它将深入于世界生活之中，能够使布尔什维主义的坏的方面变得温和起来。 这个意见甚至使左派侨民的代表大吃一惊。 到国外的最初时间我决定避开与俄国侨民的来往，而和流亡者团体保持较多的交往。 只是到了巴黎我才开始和较广泛的侨民交往，但主要是和左派侨民交往，这些人我还比较能够忍受。 在快要抵达柏林时，在流亡者团体中（他们中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小）
出现了一系列创举，人们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在柏林的第一个冬天，我成了自己所描绘的那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倡导了不同的创举。 不久便使我很疲劳，在后来的年代里，我则埋头于自己特殊的创造思维。在流亡者中有科学家、教授，这使在柏林建立俄国科学学院成为可能，我积极参与了这个学院的创立，成为它的部门主任，在很大的教室里讲俄国思想史和伦理学。 德国政府十分关心这个举动，对它的实现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总的应该说，德国人十分关心流亡者，帮助建立我们集会和讨论的声誉，部长们也来参加会议。 当时的政府由天主教核心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组成，我认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部长，但他们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乏味的。 究竟德国人比法国人更关心俄国的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ｅｌｓ（知识分子）多少，几乎是不可能比较的。 尽管在柏林的第一年里我对俄国科学学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实际上，学院的制度于我是格格不入的，对我来说，在柏林建立俄国宗教—哲学学院倒更有意义得多。 这已经是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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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动权。 还是在离开国境时我就出现了建立类似于莫斯科自由精神文化科学院和宗教—哲学学会的继承机构的想法。 对于建立宗教哲学科学院来说，俄国在国外的力量，主要是在流亡者之间的力量是足够了。 命名为“科学院”是过于巨大，而且不适合我的风格。 我任何时候也不认为宗教—哲学科学院是科学院，但是别的名字我们想不出来。 宗教—哲学科学院之能够建立有赖于美国的基督教青年协会（ＹＭHＣＡ，它到现在还继续存在）的积极帮助。 建立宗教—哲学科学院的决定是在ＹＭＣＡ的秘书—Ｐ。
Ｆ。安捷尔索娜（一个漂亮的人，一直异常关注俄国）的房子里被通过的，由于安捷尔索娜、拉乌里和其他人的帮助，在侨民中的文化工作能够得以进行。 我相信，当俄罗斯响起自由的声音时，ＹＭＣＡ的无私活动（它出版了在自己祖国被禁的作家的作品）将受到俄罗斯的高度评价。 从俄国出来的，还有弗兰克，在柏林他是我亲近的同事。安捷尔索娜引导我会见了端士人Ｇ。Ｇ。 库利曼（他也是ＹＭＣＡ的秘书）
，还有活动家里加。 那奇娅。Ｇ。Ｇ。 库利曼以其对进化的亲切感受和很多问题的观点与我们之接近而使我和弗兰克惊奇不已，这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化水平的人，后来和他有很多的联系。 美国的ＹＭＣＡ促成了俄国基督教大学生运动（名字并不准确，因为它不是由大学生组成的）的建立。而宗教—哲学科学院也是和基督教青年运动联系着的。我们积极参加了基督教团体，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普谢洛夫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宗教—哲学科学院以我的论俄国革命的宗教意义的公开报告开始了活动（这个报告的观点和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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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很不一致）
，听我的报告的人很多，（东正教的）都主教叶夫洛金从巴黎到这里参加报告会，我是第一次见到他。除了演讲以外，宗教—哲学科学院每月都举行带辩论的报告会。在这里，有时我苦闷地感到自己和侨民观点不一致。 在国外的俄国人圈子里我一直是苦闷的，我完全不想走进这个环境。我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他们接受我并不是因为我实际上的面貌。 我最珍惜的是思想家的独立性和自由，我不会加入任何营垒，环境不仅被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动所充满，而且被一般的根据最原始热情的反动，特别是在宗教领域中的反动所充满，在这种环境中我一直呼吸困难。 使我苦恼的还有大部分青年人智力关注的惊人下降，文化水平的可怕滑坡，浅薄，缺乏任何的课题研究。 虽然也能遇到个别的有另外气质的、比较有知识的人，但大多数人关心的或者是推翻布尔什维克的白色运动，或者是令人窒息的宗教仪式。 我不仅对于与西方人交往感到艰难，而且对于越出俄国人的封闭圈子，也感到很艰难。
G G G在柏林，我认识了一些德国的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斯。舍勒（Ｍ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
，先是在柏林相遇，后来在他去巴黎时又在那里相遇。我很重视与舍勒的会面，因为根据他的著作，他在很多地方与我相近。 我发现他书中的某些思想我已经表述过，虽然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的。 但是，第一次和他会见使我很扫兴。 首先，我发现他不仅脱离了天主教，而且脱离了基督教。他的谈话是有兴趣的，思想是丰富的，友善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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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些天真。 但我惊讶于他不加掩盖的自我中心主义，他的全部谈话皆归结于自己，归结于他的书，归结于他的作用。他是天真的，直接地表现这种自我中心主义。 这是十分有才能的人，最关心今后的德国哲学。 但我没感受到他关于生活的中心思想。在柏林这段时间我还遇见了赫尔曼。 凯泽林（ＨｅｒHｍａｎＫｅｙｓｅｒｌｉｎｇ）
，后来和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给我的印象是杰出的。 但他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 他是欧洲最有天赋的人之一。 他俄语说得极好，正如他能极好地说很多种语言一样。凯泽林对我的态度一直令我感动，他对我非常关怀，非常亲切。 帮助出版了我的书《历史的意义》德文版，并且为之写了序言，他写文章评论我的论文，对我的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最后的时间里经常给我写信。 然而，所有的人都发现他有沉重的特点，害怕与他交往。 凯泽林对我的同情态度有时令我奇怪，因为按实质说，我们有着很不相同的世界观。 他的精神始原和大地始原的不可克服的二元论（在这种世界观里，大地的始原决定了政治，而不从属于任何道德始原）对我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印度教（而不是基督教的）的精神，也是与我歧异的。 有一次我在柏林与施本格勒相遇，然而这次会见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我觉得他的外表是很资产阶级化的。 舍勒和凯泽林是很富表现力的。 在柏林我准备着我关于宗教哲学的书，我从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并且重读了整个的文学。 １９２３年在柏林我写完了《新的中世纪》的草稿，它被认为是很成功的著作。《新的中世纪》被翻译成１４种语言，人们写了很多文章来评论它，这是一本小册子，在其中我力图思考我们的时代和它的灾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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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它使我在欧洲成了知名的人。 我不想抬高这本小册子的意义，但是在这本书中我实际上有很多的预见和预言。 我强烈地感受到历史的裁判，这对我来说是矛盾的，因为我受到不喜爱历史的折磨。 当很多外国人把我主要看作《新的中世纪》的作者时，我并不高兴。 按实质来说，我写书有重大的意义，它并不比使广泛的学派普遍接受的意义更小。 在柏林的最后的日子即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的冬天，德国的气氛成了沉重的和灾难性的。 在我的房子里按老传统举行了集会，会上讨论了不同的精神问题。 很多年轻人参加了，其中有些人并不使我愉快。 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当时在柏林也还感觉不到俄国侨民和苏俄的绝对断绝，我珍惜这点。 有可能举行侨居国外的作家和苏维埃作家共同参加的文学集会。 那时还存在第三种范畴——流亡者。 在巴黎则已经感到很大的隔绝。在柏林的两年时间的生活是我在西方生活的前奏，只是在巴黎我才完全进入西方生活，我才在开阔地带开始了与西方领域的频繁的交往。 我是带着自己的俄罗斯思想来到西方的，但是这些俄罗斯思想同时又是广博的。 按人生观来说我一直是广博的，而同时这种广博的思想又是俄罗斯的思想。我是西方文化的人，甚至可以说，西方文化对于我是内在的，我对西方文化也是内在的。 我带着怎样的俄罗斯思想来到西方的呢？
我想，首先，我带有历史裁判的世界末日论的感觉，这对西方人和西方的基督教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可能只有现在才在他们中唤醒了这些。 我带来了自己的思想，它产生于俄国革命的灾难之中，产生于俄国共产主义的终结性和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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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中（俄国共产主义提出但并不解决基督教的问题）。
我带来了自己的历史上基督教危机的意识。 我带来了个性与世界和谐的冲突意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意识，这些在历史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 同样带来了俄国对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