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且慢！这种礼仪只关照熟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个显著特征是极低的迁徙率，绝大部分中国人在哪里出生就在哪里死亡。这样一种环境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熟人文化”，对熟人、生人，家人、外人进行严格区分，如“一回生、二回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这是不把我当外人”，等等。
中国文化这种特点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人的吃和住的方式上。中国人吃饭，哪怕是第一次见面的都同吃一碗饭。西方吃饭，哪怕是夫妻也是各吃各的碗。同样，中国 四合院 的房子将家人和外人隔开，但是在房子里面中国人就不太分彼此了。相反西方人夫妻俩在家里通常各有各的角落。妻子要在丈夫的书架上拿书，要事先征求丈夫的意见。所以在国外，许多人把家中一两间房子租给房客，和他们同吃同住。而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的确很难想象中国人会让一个陌生人住进自己的家，哪怕他不是流浪汉。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陌生人向来不怎么客气。不客气到连邻居做善事也要反对。
这种对待陌生人的差距可以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中国人问：“你有什么事？”西方人问：“我能帮你什么忙？”你看，出发点完全不同。
记得我去巴黎圣母院，发现在门口围着一堆人，我伸头往里面一望，不是有人在打架，人家围着看热闹，而是一个人鼻子在出血，围着那一堆人是在帮忙。
我到英国诺丁汉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时携带了一个30公斤重的大行李箱。在诺丁汉市下火车，我才刚刚下车，就听到有人问我：“Do you need a hand？” （你需要帮忙吗？）我转身一看，一个英国小伙子友好地看着我。然后他帮我上下火车站里的人行天桥，直到我上出租车。除非我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否则，在中国是绝对不会有小伙子来帮我提行李的。
我的另一个亲身经历也许更有说服力。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英国的一个荒郊野岭迷路了。我本来带着地图，但是地图上这片地区没有标明，偏偏路两旁的树遮天蔽日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视线。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前面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
看着这位救星的出现，我颇为踌躇，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要向她问路非吃闭门羹不可，因为天色本来已晚，再加上路两旁异常茂盛的树使得这条小路阴森森有些怕人。坦率地说，这时候要是有个壮汉向我问路，我不一定敢理他。
然而，我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鼓足勇气。没想到，对方热情地停了下来告诉我怎么走。我立即拿出地图请她在地图上说明。末了，她告诉我，她就住在我要去的那片地区附近，同时开玩笑地说，那个地方恐怕会让我失望。
望着她远去背影，我忍不住地想：“这个英国女孩对陌生人可真一点戒备心理也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告别的方式竟然像老朋友。
失衡的社会，冷漠的公民
同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却比内地人慷慨得多。1998年长江水灾，香港市民捐款2亿多港币；1999年华东大水，他们又捐款1亿多港币。前不久的东南亚海啸，在不到两周时间内，香港各界对海啸灾区的捐款已近7亿港元，为香港历史上赈灾募捐最高纪录，并创下单一城市人均捐款全球之冠。
我们的一项有关慈善的调查也许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这项调查发现阻止“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城市人民行善的几大障碍是：
“这事要老百姓来捐款，政府都干什么去了？”前不久，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社区的学者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提高流浪汉救助的经验。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名为Soup Kitchen的食堂，专门为流浪汉和无家可归人员提供免费的饮食。类似的慈善机构在西方国家到处可以见到，有些是教会办的，有些是政府办的。以前，在他们那里服务的都是志愿者，负责烧饭和发放饮食。后来，他们将流浪汉的姓名和以前的职业记在卡片上，或者挂在墙上，或者做成胸卡。
接下来，他们让曾经在餐饮或者与餐饮相关行业工作的流浪汉参与到烧饭和发放饮食的工作中来，让被服务的对象变成服务的主体。仅此一项措施就大大地提高了流浪汉的自我评价。
从上面这个澳大利亚的例子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发达国家已经在考虑如何提高流浪汉的自尊心问题，而我们目前在为每一个流浪人员提供救助上还有一定困难，确实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二，西方国家的慈善工作也不是由国家独自承担，而是由个人、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据统计，美国人一年捐出来的钱接近2 000亿美元，尽管比尔·盖茨是个人冠军，但是其中的70％仍是由你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捐出来的。
“我自己还需要别人来捐助，贪官污吏一年贪污的钱不知道可以盖多少希望小学。还有公款吃喝一年2 000个亿。”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的过不下去，只是由于巨大的贫富差异导致心理的不平衡。比如，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一个月收入千余元，他觉得收入低，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一个月赚一万多块他也不满意。“我怎么啦？赚的是不少，可这都是血汗钱！一年365天，一天12个小时，你见我休息过吗？”原来他知道一个有“关系”的人，整天什么事不干比他挣的还多。可是那位也不满意，“我这算什么？毛毛雨。”因为他知道更多“关系”的故事。
我后来碰到一个“企业家”，光别墅全国各地就十几栋。他总算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正在办移民。
“我一个月800块钱就要交税，歌星、大款一次收入几千、上万，甚至十几万却可以逃税。”有些中国明星在捐款时确实没有偷税漏税时积极。远的不说，就是上次东南亚海啸，一级方程式 赛车 冠军舒马赫捐款1 000万美元，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捐了150万美元，小帅哥迪卡普里奥也捐了100万美元。桑德拉·布洛克戏演得不咋的，看来也挺大方的，捐了100万美元再看看中国的明星，据说，有的“大牌”只捐了1 000元，甚至，娱乐圈中某位牵头人劝人捐款竟好几次遭到拒绝。
“我把钱捐给你，我怎么知道你拿它去干嘛？” 近几年，不停地有扶贫款、希望工程款被贪污、挪用的报道。或者雁过拔毛，变成了某级政府的楼堂馆所的建设费、高档轿车的购置费，甚至吃喝玩乐的开支。这些事件的发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捐款的积极性。
“这种事只能是谁遇上谁倒霉。”有一辆公交车上一个乘客突然晕倒在车上，司机掉头就朝医院跑，由于送医院及时，那位晕倒的乘客得救了。但是，车上的其他乘客纷纷指责司机耽搁了他们上班，因为上班迟到要扣奖金的。司机忍不住问这些乘客，“将心比心，要是晕倒的是你呢？”“这种事只能是谁遇到谁倒霉。”
许多年前，我看过多部美国电影。这些电影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电影的开始出现“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二，故事都是有关一个美国人遭受了某种不幸，我记得有比如被刹车系统有先天缺陷的汽车制残者，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因政府某项不好的制度而失去亲人者。遭遇这些不幸之后，主人公历经艰辛，最终利用法律武器赢得巨额赔偿。第三，获得这些赔偿后，他（她）们将钱拿出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资助今后类似事件的受害者。我记得，在媒体采访时，电影的主人公都说同一句话：“这件事能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不采取措施，它就可能发生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
“他们是被黑帮控制的。”有一次，我在给一个乞丐小孩钱，就在这时，城管大队来驱赶，小孩吓得连钱也不要就跑了。“你下次不要给他们钱。”城管对我说。“小孩怪可怜的。”“看上去可怜，实际上是被黑帮控制的。那些黑帮靠他们乞讨来的钱住宾馆、盖房子。说不定比你还有钱呢。”
一个大雪纷飞、异常寒冷的下午，您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遇到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乞丐。乞丐穿着单薄，您注意到他浑身发抖。假设您是一位极富有金钱、极富有怜悯、极富有慷慨的“三富好人”，您将？
A。 把他接到您家过冬。B。 给他足够多的钱，让他到宾馆过冬。
中国人今天真的这么“坏”了，这点必须直面。
但是，西方人也绝对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如果他们今天还和19世纪他们发家以前过着一样穷困潦倒的生活，你看他们杀不杀人，抢不抢人家东西，讲道德，是哪个西方民族也不能和中国人比的，都穷到今天这个份上了还不抢不乱，这忍耐力谁能和中国人比，不敢想象，如果西方人不是今天这么富有，不靠工业而靠农业生活，如果他们没有今天这样大的生存空间（从欧洲一直占到了美洲、澳洲），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是会帮助陌生人，还是会杀死陌生人。
看了你的文章让我非常震惊，作为泱泱大国竟然无一热心之人，不过现在的中国对小偷和骗人的乞丐也是见怪不怪了，国人都已经麻木不仁了，何来的礼义仁智信，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措施来保护这些流浪汉了。
看了这篇文章真叫人难过！国外是有很多慈善机构，我们国家的确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记得小时候，常常会有各种捐款，我母亲很支持我，我平时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有固定零花钱，只能找她要，但是捐多少是要我自己决定的，那时候普通人家人平均工资每月百元左右吧！我通常会捐十元，却总是全班捐得最多的，其他同学基本上都捐5元以下，两毛钱或五毛钱是最多的！我一直是个内向不爱出风头的孩子，那种时候，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让我很尴尬，可是我是真觉得应该为那些遭难的人做点什么！我家附近有一个疯的乞丐，我每次经过那，都会把身上的吃的送给她！过节的时候，会特地拿很多糖果，放在她手里！看着她开心的笑，后来她离开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突然在某一天，一个惊天大新闻震撼了我们的小城，附近有一个乞丐居然成了万元户，还买了房，娶了亲。那时候的万元户真的是人人羡慕的对象，同时，这样的现实深深地伤害了人们，感觉到自己似乎被利用了！
到了大都市念书，有次和同学去玩，在饭店门口，有一个抱着俩孩子的中年男人，过来乞讨，我掏了些钱给他，然后就进去了。等我出来时，他还在乞讨，又向我伸出手来，我说我刚才给过你了，他一听，居然把手伸向我身边的同学，理直气壮地说：“她给了，你还没给我呢！”
我当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碰到实在觉得可怜的老弱伤残的乞丐，我才会拿出钱来！
别的不说，做人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希望那些官员，别太贪了，会遭报应的！给自己和家人积点德！
近年，社会经济繁荣了，而社会文明是否更进步了呢？是民众素质的落伍吗？非也！而大量的事实孕育了这可悲的现实，而且还将这现实无情地延续下去。而我们理论的宣传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与其说这是国民的悲哀，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哀。
经历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人，道德在沦丧，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个时代毁灭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道德观，然而毁灭是一件容易的事，要重新建立却并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能做到的。
如果你还是不服气，那请你摸着良心回答：如果你是文中的小区居民，你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如果你的回答是不会像那些小区居民，那你的亲人们呢？你的朋友们呢？有几个能做到像那对美国人所做的呢？我并不说那些小区居民有多坏，相反他们做的在中国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的父母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也许我们又是这样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当然老师是不会这样教的，但这有意义吗？）——你认为呢？但是从这种认同中，你难道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吗？这说明了在中国冷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至少道德的分界线在发生重大偏移要不这样说吧，就算不写外国人是怎么做的，光是看到我们的同胞所为，你就真的没有一丝的羞惭？
中国人的两大致命缺点
国人的优点很多，勤劳、勇敢、善良如果你有空，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列下去。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有些缺点，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是人都有缺点。但是，以下两个缺点却是致命的。
第一大缺点：不认真
2003年1月1日，我看了上海《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愣是吓得我半年不敢坐飞机。
这篇题为《英雄虎胆震长空——“飞豹”战机惊心动魄试飞故事》热情讴歌了我国试飞员为了试验我国的新型飞机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文章中说，“当高度降至1 540米时，只听‘嘭’的一声巨响，前座舱盖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强大的气流将他（试飞员谭守才）压在座椅靠背上动弹不得，气流的呼啸声震耳欲聋，谭守才既看不到前方的空域，也听不到耳机里地面指挥员的声音，而且，由于座舱盖飞掉，使弹射跳伞系统失去了保险，谭守才随时都有被弹离飞机的危险。这种故障在飞行中是很少见的。死神正一步步地向两人进逼！”
“事后查明，工厂的工人在安装座舱盖时将活门螺钉装反了。”
看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说这样的飞机工人兄弟们都敢把螺丝装反，那么普通的民航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应该感到意外。
对于飞行安全，我绝对是一个外行，但是我却敢断言，就中国的情况，飞行事故主要是人为因素。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国民航的致命事故，国际航线至今只有半次，其余的都发生在国内航线。
有人说，国际航班飞机大，国内航班飞机小；国际航班飞机新，国内航班飞机旧；国际航班机长老，国内航班机长嫩。我说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国际航班所有的人都比较认真；国内航班嘛，反正都是中国人，能马虎一点就马虎一点。
我要声明一下，我这番话不是只针对中国民航的。不过我仍欢迎民航总局的权威出来告诉我错了，那样的话，我非常高兴地向他们和全体读者道歉。
在中国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日本人是当年到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方的那2 000个中国童男童女的后代。日本文化脱胎于中国文化这个我信，要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裔我不信。原因很简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此不认真的中国人怎么一跑到一个小岛上就变得如此认真起来了呢？
我单独和日本人一起吃过饭、上过课、游过欧洲。我承认，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有一种对日本人的本能的不喜欢。但另一方面，我也承认，我对日本这个民族始终保有一种敬意。
我念大学的时候为了学英语买过好几个国产的小型录音机随身听，每个用一两个月都出现同一个毛病：电机转速下降。如此这般之后，我都把自己变成一个修理工了。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后来我下决心买了一个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