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派出的代表，先后协助各方面军领导进行了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进攻战役、库尔斯克会战、解放顿巴斯战役、克里木的作战行动和白俄罗斯进攻战役等。白俄罗斯战役是苏联卫国战争中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之一。在战役准备阶段，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设想；一方面详尽审阅了被命名为“巴格拉季昂”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帮助大本营完成了各方面军的调动和集中，提出了他认为适合担任新编组各方面军司令的人选，供最高统帅选择。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又深入各部队检查战役准备情况，实施最直接的战役指挥。这次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解放了白俄罗斯全境，为以后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１９４５年４月，华西列夫斯基受最高统帅之命，与总参谋部的人员一起拟制了远东作战计划，并采取极严格的保密和伪装措施，将三个方面军调到中苏边境的三个主要突击方向上。７月，他被任命为远东苏军总司令，指挥对日本关东军作战。８月８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华西列夫斯基指挥１５０多万苏军发起进攻，进入中国东北等地。仅仅１０天，苏军就在三个作战方向上分别挺进了２００——８００公里，将日军分割成许多孤立的集团。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８月下旬，关东军陆续被解除武装。华西列夫斯基对这次战役的指挥，再次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战后，他先后担任总参谋长、武装力量部部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总监等职，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７７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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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副统帅朱可夫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午夜，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元帅在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斯特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接受德国投降的是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授衔的苏联元帅中，朱可夫是年纪最轻、声誉最高的一位。他作为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第一副手，参与或直接指挥了苏德战场的几乎所有决定性战役，为赢得战争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
１８９６年１２月２日，朱可夫出生在俄国卡卢加省斯特烈尔科夫卡村。父亲是一个穷鞋匠，母亲曾在一家农场干零活。父母的劳累，家境的贫寒，在朱可夫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５岁那年，朱可夫上了小学。他的成绩很好。常常得到奖状。１１岁时，因家贫无力继续供他升学，便到莫斯科跟做皮匠的舅舅当学徒。在五年艰辛的学徒期间，他从未放松过自学，后来他曾通过了市立中学的考试。当时他只想攒钱帮助父母养家糊口，从未想当一名军人，更没想过成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朱可夫应征入伍。１９１５年８月，他被分配到骑兵第５团。１９１６年春，他随部队开往乌克兰。不久，又调到著名的骑兵第１０师第１０团。部队开往前线仅两个月，朱可夫就获得了两枚圣乔治十字勋章。十月革命期间，朱可夫所在部队的士兵委员会，决定遣散士兵回家，他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回到莫斯科。
第二年２月，他决定参加赤卫队。但因患严重的斑疹伤寒而未能如愿。直到８月，他才到莫斯科第１师第４团报到。１９１９年９月，红军和白军在察里津附近展开激战。朱可夫的左腿和左肋被手榴弹的弹片炸伤，被送进医院。出院后不久，被任命为正式军官，派到莫斯科受训。
在莫斯科，他得知原来的女友玛利娅已经与别人结婚，感情受到很大的打击。他竭力抑制自己内心的痛苦，潜心研究军事。几年后，朱可夫２８岁时与亚列克山德拉结为伴侣，婚后他们生有两个女儿。
国内战争结束后，朱可夫先后任骑兵连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以及军区副司令等职。他的勇敢精神和指挥才能受到了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和伏龙芝的重视，也受到了斯大林的注意。
朱可夫担任骑兵团长的时候，就主张建立坦克兵团，反对按传统的办法将坦克分散配属给步兵，以发挥快速突击的作用。苏军组建第一批坦克部队时，总参谋部要选拔两名杰出的骑兵团长担任坦克团团长。斯大林确定的最后人选是：朱可夫和帕伏洛夫。朱可夫以极大的热情和上进心投入工作，以罕见的耐心和克制态度去做那些看来是细小的事情，并以讲究方法和深思熟虑的态度要求别人完成任务。朱可夫采取的原则是：“如果你不会干，我可以教给你，如果你不想干，我就要迫使你干”。时间不长，他就把这支使用新式武器的部队治理得井井有条。上级每次组织军事演习，朱可夫团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这不仅进一步引起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注意，而且在全军中也逐渐有了名气。此后，他虽然担任了更高的职务，但仍然十分关心坦克部队。１９３３年，他曾和当时的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一道，提出了坦克部队可以在现代战场上单独使用的新概念。这种见解曾在苏军少壮派中占了上风，但后来因斯大林未被说服，坦克部队一度解散。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斯大林对军队中的所谓政敌及其支持者进行了无情的打击，许多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元帅，都遭到了清洗。朱可夫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得到了提拔。据同时代人回忆，这一方面是由于斯大林对骑兵部队领导人的信任，另一方面是由于斯大林对朱可夫本人极为赏识，特别是对他在坦克团担任领导工作时的印象极深。
朱可夫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职务时，随同一个苏联军事使团到中国观察日本人的战略战术，并担任了驻华军事顾问。随后，苏方派出１０００多名军事顾问、飞行员，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１９３９年春，朱可夫接到通知，要他立即离华回国接受新的任务。不久，他被派往蒙古，任驻蒙苏军第一集团军群司令员，以加强苏联在远东对日本的防务。这时，苏、蒙军队和日本关东军正在进行哈勒哈河战役。朱可夫到任后，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并亲临前线指挥，从而取得围歼日军重兵集团的胜利，他本人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失利。朱可夫作为大本营的代表，曾同西南方面军指挥员一起，使用几个机械化军在布罗德地域组织实施反突击，阻止了德军闪电般的推进。这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但却为他以后使用坦克机械化部队提供了经验。１９４２年７月，基辅危在旦夕，担任苏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放弃基辅，以便在耶尔尼亚组织防御，阻止德军向莫斯科进攻。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并说这是胡说八道。朱可夫压抑不住冲动的感情，几乎忘记了站在他面前的是最高统帅，便反驳道：“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这里也就用不着我了。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把我派往前线。”斯大林果然在几小时之后命令朱可夫立即动身去担任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员。到任后，他率领方面军在耶尔尼亚地域成功地实施了卫国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进攻战役，重创了德军突击集团。
此后，哪里形势危急朱可夫就被调到哪里。１９４１年９月，列宁格勒形势危急，他受命出任方面军司令员。到任后立即停止了正在研究撤退方案的会议，果断地撤换了两个集团军司令，制定了守城计划。在人民的支持下，终于阻止了德军的进攻。列宁格勒方面还处在胶着状态，德军又以１８０万大军向莫斯科发动总攻，首都在危急中。朱可夫奉命于１０月７日乘飞机到达莫斯科之后，与斯大林只谈了一刻钟的话，就前往西方方面军，指挥极端困难的莫斯科战役。开始，他奔波于各部队之间，了解情况，部署任务，组织部队顽强地阻击敌人。１８日，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朱可夫立即建议统帅部宣布全城戒严。１０天之内，朱可夫便把４万多工人、科技人员和大学生等编成了４个师，加强莫斯科的防御。从此，稳定了局势，保证了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游行和红场阅兵。１１月中旬，正当德军准备再次发动进攻之前，朱可夫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组织西方方面军与加里宁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协同作战，发动了反突击，给敌以重创。将其驱至距莫斯科１００—３５０公里一线。
１９４２年１月，朱可夫担任了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总司令。７月底，轴心国军已有３０个师向斯大林格勒逼近，苏军也集中了三个方面军部队７月１７日，一场恶战开始了。朱可夫指挥的部队。顽强地抗击疯狂进攻的敌人，虽然大量消耗了德军的有生力量，但战场形势仍十分危险。８月２７日，朱可夫被国防委员会任命为最高统帅的副手，负责全盘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朱可夫只用一天时间在大本营研究形势，第二天就乘飞机前往前线指挥部。他以天才的指挥艺术和超人的工作效率，解决了防御作战中一系列极其困难的问题，保证了防御的稳定。从１１月开始，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等制定了“天王星”反攻方案。１１月１７日，苏军揭开反攻序幕，到１９４３年２月初，以苏军全歼被围的３３万敌军而结束，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８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这年他４８岁。
卫国战争的最后阶段，朱可夫担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率部于１９４５年初协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维斯瓦——奥德河进攻战役，歼灭了德国“A”集团军群，解放了波兰大部分领土，随即进入德国作战。１９４５年４——５月，他率部在其他方面军的配合下，胜利地实施柏林战役，歼灭了希特勒的重兵集团，攻克柏林。
战后，朱可夫先后任驻德苏军总司令、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部长等职。撰有回忆录《回忆与思考》。１９７４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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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鼠”蒙哥马利
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７日，英国伦敦一个牧师的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贝纳德·洛·蒙哥马利。他的祖父罗贝特爵士，曾是印度战争中的英雄，外祖父却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他的父母在性格上也是迥然不同。父亲是一位有圣者之风的主教，而母亲则是一位意志坚强，为人严肃的家庭主妇。这些不同类型的人，对幼年时期蒙哥马利的成长都有重要影响，其中，母亲对他心理素质的形成影响最大。
少年时期，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顽皮孩子，为此经常挨打。１４岁那一年，他才正式上学，学习成绩极差，这不是因为他智商太低，而是桀鹜不驯的性格使他变成了劣等生。但是，他的体育却格外出色。他善于游泳，板球和橄榄球也都很出众。也许是因为他的性格与职业军人的素质有某种吻合之处，蒙哥马利向往军旅生涯，２０岁时考入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他毕业后，被分配到驻印度的皇家华维克夏团服役，任少尉排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了１９１４年１０月的伊普尔会战，战斗中负了伤，并获得了服务优异奖章。这是他荣誉的起点。伤愈之后，他任师司令部的上尉参谋。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青年时代的蒙哥马利有重大影响。战争进一步激起了他对戎马事业的热爱，更坚定了献身于此的信念。因此，这段时间的实践对他以后漫长的军事生涯是举足轻重的。１９２０年１月，他进入参谋大学深造，同年１２月毕业后，被分配到步兵第１７旅任少校参谋，并参加了爱尔兰战争。１９２６年１月，被调回参谋大学任教官。１９３０年，陆军部选派他做步兵教材的重编工作。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奉调到巴勒斯坦任少将师长。１９３９年８月，又接任远征军第３师师长职务。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７日，蒙哥马利与卡弗太太举行了婚礼，此时他已４０岁。新娘是一位已有两个男孩近４０岁的寡妇。但俩人婚后相敬如宾，１０年后卡弗太太去世，给他留下了９岁的儿子戴维。此后，蒙哥马利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蒙哥马利不吸烟，不喝酒，也没有其它业余爱好，他把敏锐的智力全部用在军事专业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２０年间，蒙哥马利潜心研究战争理论与实践。他有近似狂妄般的勇敢和自信，但对部属却仁慈而富有人情味，他性格孤独，不善交际，但却能以自己的卓越表现赢得部下的拥戴，他治军严格，善于用人，信奉“一种能凝聚士兵于共同目的之下的能力与意志，一种能激发鼓舞信心的性格”，不拘泥于细节琐事，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决策重大问题，他是一位众口皆碑的好教官，也是一位杰出的师长和守备区司令。尽管他才能出众，但人事关系却非常一般。这一方面是由于蒙哥马利的自命不凡，得罪了周围的同行们，另一方面英国军界的保守思想暗流容不得他的激越雄心和创新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率领第３师随布鲁克军横渡海峡，出征西欧，参加了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斗。在希特勒的“闪击战”面前，多数指挥官惊慌失措，控制不了部队，蒙哥马利却能在混乱中保持冷静，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所以尽管他人际关系恶劣，但凭着其超群的军事造诣，却巩固了国内的基础，布鲁克，邱吉尔等英国军界、政界的名人，都成为了蒙哥马利的坚定支持者。出征西欧失败后，英军于１９４０年６月撤回国内，不久蒙哥马利即升任第５军和第１２军军长，接着又在英国感到威胁最大的东南部任守备区司令。在完成这些使命的过程中，蒙哥马利都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才干。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日，北非沙漠中的英国第８集团军的新任司令官受到德国战斗机的攻击而毙命。于是，本已奉命指挥“火炬作战”的蒙哥马利，在２４小时之后又奉命飞往开罗，出任第８集团军司令。第８集团军是一支由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英国人组成的部队。失败的阴影、沮丧的气氛笼罩全军。蒙哥马利受命于危难之间，到任后立即整顿部队，分析敌情，把新的目标和必胜信心灌输给官兵。他命令部队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得从阿拉曼战线撤退。他针对隆美尔引诱盟军装甲部队先攻击、后用火炮击毁盟军装甲目标，从而使德军的装甲部队主宰战场的惯用战法，一反过去的战略战术，采取以逸待劳的方针，进行阵地防御战，迟滞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８月３１日，隆美尔的部队补足了油料之后，向盟军发起攻击。蒙哥马利在战前做了严密认真的准备，并靠自身的洞察力和新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对德军的这一行动了如指掌。他简单、精确的诱敌计划，预备队的慎重集中，装甲兵力的严密控制，严峻环境下的沉着应战，很快使英军化被动为主动。在德军装甲纵队预定出发前两小时，英国皇家空军夜航轰炸机对处于集结状态的德军运输车辆实施破坏性攻击。战斗开始后，英空军又专门对付行进中的德军坦克，使德军遭到了重大伤亡。经过两天的激战，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反被包围，无力重新发动进攻。蒙哥马利乘机由防御转入进攻，严令部队紧紧抓住德军的一切弱点给以致命打击。在作战中蒙哥马利身先士卒，经常奔波于各战场。他不戴头盔，却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