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之后，失去了继续向外扩张的地理环境，内部开始了争夺。一些较大的贵族极力想独自控制中央政权，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６世纪之前，比较强大的物部氏控制朝政。后来新兴的苏我氏强大起来，打败了物部氏，夺得了中央的控制权，扶植有利于自己的天皇。苏我氏家族不可一世，下面的中小贵族也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残酷地剥削部民，许多平民的土地也被剥夺，土地和财富不断集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奴隶、部民和平民纷纷起来造反，抗税逃亡。公元６世纪，整个社会已处于混乱状态。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如何找出更好的统治方法，以取代过时的部民制。于是在日本出现了向中国学习的改革。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苏我稻目（？—５７０年）是改革的代表人物。他曾任两朝天皇的大臣，在朝廷中掌管财政。他本人与中国的来日人员交往很多，与大陆的移民有着良好的关系。当时，与日本一海之隔的中国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向中国学习是一些上层贵族青年的时尚。早在公元５世纪，日本就与中国南朝的刘宋和朝鲜的百济交往密切，亚洲大陆上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不断进入日本。苏我稻目于５５５年在吉备五郡设立过屯仓，但部民逃跑的很多。后来他试用了编制户籍的办法，取得了良好效果，部民很少逃跑。这种作法得到了天皇的奖赏。采用建立户籍的办法，使过去以部为单位受奴役的田部民，变成以户为单位的小生产者。这些小生产者直接向国家交纳年贡，实际上成了自由的国家农民。但是改革的主张遭到了朝廷中顽固势力的反对。物部氏的物部尾舆是掌管军事的大贵族，他极力维护旧有的统治方式。引起双方直接冲突的事件是佛教信仰问题。５２２年，百济王献给日本佛像和佛经。在朝廷上，钦明天皇询问群臣可否崇拜佛教。稻目主张崇拜佛教，以佛教来统一全国的思想，尾舆坚决反对，认为佛教会给日本带来灾难，不如仍然崇拜原来各个氏族的神。半个世纪之后，两个对立的势力再次交锋。５８７年，用明天皇死，因皇位继承问题，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尾舆之子物部守屋进行了决战。在衣折战役中，物部氏被打败。苏我马子控制了朝廷。先是立泊濑天皇，后又在５９２年拥立自己的外甥女为推古天皇。５９３年，推古天皇立用明天皇的遗子厩户为太子，临朝摄政，即圣德太子（５７４—６２２年）。圣德太子对中国文化极为了解，欣赏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体制。极力主张加强皇权，并积极准备改革。６０３—６０４年，进行了“推古改革”，先后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冠位十二阶按才能和功绩授予个人，是非世袭的官位，排挤了那些世袭的贵族，使天皇的权力增大，同时使国家的政府官僚体制有了雏形。宪法十七条，用以中国儒家三纲五常为主的思想规定了日本臣民的行为守则。其中明确规定，“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宪法中还主张以和为贵，减少阶级对立。５９４年，由天皇下诏，提倡佛教，为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圣德太子在与中国加强来往的同时，不再以臣相称，而是采取了对等的称呼。他还向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但是圣德太子的改革只是一个准备，并没大力推广开来，顽固势力还相当强大。６２２年，在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害怕进一步的改革损害苏我氏独揽朝政，于是杀死了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夭折。
但是改革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苏我氏的专权遭到朝野反对。６４５年６月１２日，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在接见三韩使者的仪式中，突然发动袭击，刺杀了苏我氏的代表人物苏我入鹿，接着立即在奈良组织军队，严加防卫。１３日，苏我入鹿的父亲走投无路，被迫自杀。１４日，革新派人物组成了以改革派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为核心的集团，废黜了苏我氏拥立的天皇，拥立中大兄的舅舅轻王子继位，称孝德天皇，并效仿中国的作法，建年号“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６４６年正月元日，新政权颁布了《改新诏书》，并全力向全国贯彻。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新政权在全国各地登记人口和检查田产。７０１年又发布了《大宝律令》，使改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大化革新是个逐步的过程，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改革的纲领在实施中也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在经济方面废除了部民制，建立起封建土地国有制。在政治方面，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在京师设立了五卫府，在地方设军团，所有军队一律归中央统一指挥。
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从此，日本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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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 唐 使
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场。
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侍巨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船队在人们的祝愿声中，离开了港口，驶向了茫茫的大海。
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唐代，经济、文化都很繁荣。日本在６４６年大化改新后，开始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按照隋唐王朝的政权形式，建立起新的制度。日本全国上下对吸收中国文化非常积极，于是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其中正式使节包括大使、副使，有时还有大使之上的持节使、押使、都是日本天皇任命的国家大臣。使团中还有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僧人、工匠等。
一千二百多年前，要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海并不是容易的事。风暴经常使航船倾覆，或者把它们吹到台湾甚至越南等很远的地方。但是，大海和风暴阻挡不住中日间的友好往来。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的两百人，多的有四五百人。
遣唐使的船队离开难波港后，先沿着日本海岸航行，最后在九洲北部开始横渡大海。早期的路线是向北到朝鲜半岛附近，经渤海在中国山东北部上岸。后来就直接西渡东海，在中国大陆的扬州和明州（今宁波）登陆。
遣唐使一到中国，就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隆重接待。当地政府提供方便交通，送他们到首都长安（今西安）。唐朝的皇帝常常亲自接见他们，有时为表示特别欢迎，还令画师为大使画像作纪念。
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然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公元７１７年间，一位１６岁的年轻留学生阿倍仲麻吕，随着一个五百人的遣唐使团来到了中国。经过五、六年高等学府“太学”中的苦学，他和许多从“太学”毕业的东方和西方的留学生，参加了考试。考试题目很难，想不到他竟捷足高登，以优异成绩中了进士。
从此，阿倍仲麻吕开始在唐朝政府中担任官职。后来，他被提升为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唐玄宗还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晁衡。
晁衡和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仪等很多人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他们常常以诗歌唱和，留下许多动人的佳作。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晁衡在中国已度过了４０年。他抑制不住长期深藏在内心的思乡之情，多次提出回国的要求，最终，唐玄宗答应他作护送第十次日本遣唐使回国的使节返回日本。
得知晁衡归国的消息，长安的诗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王维即席写下《送秘书监还日本国》的诗篇。五十岁的晁衡解下心爱的宝剑，赠给中国诗友，也挥毫赋诗：“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留明主，海外忆慈亲西望怀思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这年１０月，晁衡等人乘坐四艘帆船，从苏州黄泗浦启航，驶往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船队中还有一位扬州延光寺的著名高僧鉴真和尚也和他同行。这位６５岁的高僧从１１年前接受日本友人邀请，决心东渡日本讲学，已曾五次率弟子渡海，但都被风浪所阻，没有成功。这次是鉴真第六次出海。
不幸，船队在中途遇到了大风暴，他们被冲散了。鉴真坐的那条船和其他两条船各自开到了日本，而晁衡所乘的船下落不明。直到第二年３月，仍然杳无消息。
晁衡遇难的传闻传到唐朝，在南方漫游的李白非常难过，写下了《哭晁卿行》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写出了对诗友晁衡悲切的思念之情。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晁衡的船并没有沉没，他们随风飘泊到了安南（今越南）沿岸。公元７５５年，晁衡和十多位幸存者历尽艰险，回到长安。以后，他又担任过唐王朝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官职。公元７７０年１月，７３岁的晁衡在长安去世。
那位鉴真大和尚则在日本生活了１０年，最后死在日本。鉴真也把丰富的中国文化，如宗教、建筑、雕刻、医药等传到了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和尊敬。鉴真曾经居住过的奈良唐招提寺里，直到现在，还供奉着鉴真大师的在世时就做成的他的塑像。日本政府立法尊奉它为“国宝”。
阿倍仲麻吕（晁衡）和鉴真，是八世纪时日本人民如饥似渴学习唐朝文化的缩影和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友谊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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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在哪里
公元６２７年的一天，一位僧人离开了当时唐朝的首都长安。许多的僧徒和百姓来到城外为他送别，保佑他一路上顺利平安。有人仍担心地劝他回心转意，放弃旅行还来得及。他坚定地回答，虽然路途遥远，但他一定会克服艰难险阻，取回“真经”。
这位僧人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玄奘，也就是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形。他此行是要去到佛教的发祥地天竺国（今印度），去求取佛教的经典。
佛教创始人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乔达摩·悉达多。相传，他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释迦族的王子，２９时岁出家修行，最后来到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之南）。他在城外尼莲河畔的菩提树下闭目沉思，静坐了六年。到第七年，他终于悟出了人生真谛，从此得道成佛。佛，就是大智大觉之人。他的弟子们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所经历的“生、老、病、死，一切皆苦；一切苦因在于欲望，有欲望就有行动，有行动就会造孽，就不免受轮回之苦；必须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达到不生不灭的涅磐境界；而要达到涅磐就必须要修道。早期佛教着重伦理教诲，不拜偶像，主张众生自救，佛只指出途径。认为修行能入涅磐，但不能人人成佛。
到公元一世纪时，佛教受印度婆罗门教影响，开始主张佛有许多化身，造出各种菩萨。崇拜偶像，认为只要虔诚信仰，人人都能成佛。
由于对佛祖释迦牟尼的教义持有不同的观点，佛教徒僧众教团分裂成两大派，“上座部”以佛教正统派自居，“大众部”则属于新兴教派。“大众部”鼓吹“普渡众生”，创立了“大乘空宗”和“大乘有宗”的宗教理论体系，自称“大乘”，意即“大道”或“大业”，而把原始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最先翻译的大都是“小乘”经典”。到东晋时，才有人译出“大乘空宗”的经论；到南北朝中、后期，才译出“大乘有宗”的经论。
玄奖研究佛经是从“大乘有宗”入手。在长期的钻研探索中，他觉得自己所请教的大师各有师承，对教义的解释也不同，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当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并不多，译文也难以表达原意，尤其是他研究的“大乘有宗”的经论更加缺少。
正在这时，印度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门徒波颇密多罗来到长安。玄奘向他请教后得知：戒贤法师通晓全部经论，学识渊博，在那烂陀寺主持讲经。于是，玄奖决定，西出长安前往那烂陀寺取经。他向唐朝的皇帝请求，并得到了恩准。位于印度古城王舍城外的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大、最壮观的佛教寺院。收藏着浩繁的大乘、小乘佛教经典以及婆罗门教最古老的经典和天文、地理、技艺、医药、数学、音韵等书籍。寺院的主持人戒贤法师已年近百岁，对佛学理论有精湛的研究，是当时印度的佛学权威，被尊称为“正法藏”。
据说，在当时那烂陀寺主、客僧众一万多人中，通晓２０部佛经理论的有一千多人，通晓３０部的有五百人，通晓５０部的连玄奘在内也只有十个人，而通晓全部经论的只有戒贤法师一人。
玄奘在那烂陀寺早晚不辍地潜心钻研了五年佛教经论。最后，在公元６４５年时，他带着五百多夹共六百五十多部佛教“真经”，回到了唐朝长安城。
在前后共１８年的时间里，玄奘跋山涉水，克服了千难万险，行程二万五千多公里，游历了当时１１０个国家，受到了包括国王和僧侣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欢迎。这位来自大唐王朝的“唐僧”，也被公认为全印度的第一流学者。
玄奘还将自己的旅途见闻撰写成了《大唐西域记》。因为，当时去往天竺（印度）就是要走出比唐朝西域更远的地方，人们都把它看成是遥远的西方世界。到公元１６世纪，明朝小说家吴承恩根据玄奘取经的故事，创作了著名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从此，“唐僧”更成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实际上，“唐僧”所去的“西天”，也就是天竺国王舍城外的那烂陀寺。
随着佛教从１２世纪在印度逐渐衰落，那烂陀寺这座最古老的、全印度最宏伟的佛教寺院，也在公元１１９７年和１２０３年两次被战火夷为平地，失去了踪影，直到１９１５年，印度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译本，步步追踪，才发掘出了这座堙没已达千年之久的古代名刹遗迹。１９５０年，中印两国合作曾在王舍城那烂陀寺玄奘原居处建造了一座纪念堂。附近还有一间博物馆，珍藏着当年从那烂陀遗址发掘出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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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侵
１０９５年１１月，法国克莱蒙城郊外的空地上，集合起了大批教士、封建主、骑士和老百姓。在初冬的寒风中，万头赞动，人声嘈杂。
太阳升到了树梢，只听得一阵号角伴着鼓声，一队人举着巨大的十字架从远处走来，后面是一辆装饰华美的大马车。十字架被安放在用石头和泥土筑成的约３米高的台子中央。教皇乌尔班二世从停在台旁的车中走出，登上了高台。二百多名手执长矛的卫兵在台子四周肃然环立。
人群安静下来，人们的视线集中到了教皇身上，等待着这场宗教大会的主角发话。
立在巨大十字架前的教皇，挺了挺身，举起手中的《圣经》，用铜钟般洪亮的声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