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褐色瘟疫！”
后面有一个龙凤飞舞的签名：“罗曼·罗兰”。
纳粹党徒们暴跳如雷。原来，褐色衬衣是纳粹党的规定服装。人们据此送了他们“褐色瘟疫”的“雅号”。他们一边飞报纳粹党部部，一边四处搜查，同时还争论不休。
一个问：“这罗曼·罗兰是谁？”
一个说：“嗯，这定然是一个化名。”
第三个说：“什么化名，这是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名称。”
当这群无知的党徒还在争吵的时候，柏林纳粹党总部的头目们却正在为罗兰的事情伤脑筋。慑于罗兰的国际声望，他们不能公开与他为敌，也不敢派人暗杀他。他们想来想去，决定拉拢他。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１９３３年，纳粹分子蓄意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借机对德国共产党进行大迫害。罗曼·罗兰此时已上了纳粹的黑名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为营救德共总书记和季米特洛夫而四处奔走。这下终于彻底激怒了纳粹分子，他们撕破了脸面，开始公开把罗兰称为“德国的敌人”。罗兰的书被禁止，一本论文集《自由精神》刚刚印好，被全部销毁；一家已经谈妥出版小说《母与子》德译本的出版社撕毁合同，拒绝出书；《约翰·克利斯朵夫》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一些德、俄共产党人的书籍一起，被列为“罪恶书籍”
罗曼·罗兰得知这一切，并不感到惊奇。他反而很高兴，认为这是对他作品的最高评价。他一如既往地工作：写作、演讲、组织集会、签发传单他的精力惊人地充沛。在如此繁忙的日子，他也没有停下他的创作。或许是对自由的热爱，对和平、民主、进步的渴望支持着他。正象他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呼吁的：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么沉重！打开窗子，呼吸一点英雄的气息！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大举进犯法国。不久，罗兰的家乡被占领。此时他早已从瑞士回到故乡小镇。这样。罗兰落入了魔掌。他的住宅被监视、行动被跟踪、电话被窃听。不时接到恐嚇电话或匿名信。身穿褐色衬衣的党卫队员们肆无忌惮地在他家进进出出。“褐色瘟疫”蔓延到家门口，侵入了他的生活。法国傀儡政权听命于纳粹主子，也参加了对罗兰的迫害。他的政论集《战斗１５年》被销毁；他的作品被禁止在大中小学讲授。
然而，尽管已是年迈多病的罗兰却没有被吓倒，他早已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这些人类自由灵魂的血液。他的精神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战斗不屈的精神。他一面等待着最坏的事情来临，一面抱病坚持写作。在法国被占领的４年中，他撰写了回忆录《内心旅程》，写出了传记《贝吉传》、《伟大的贝多芬》。他让自己与这些英雄们同在，让英雄们的不屈精神鼓舞自己的意志。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这位伟大的人永远停止了他自己的战斗生涯。告别了人世。然而，他充满战斗的一生、他为人类创作的众多精神食粮、他那不屈于黑暗势力的崇高人格，却将永远与人类同在，永远鼓舞后人，为人类的进步与和平、为自由与光明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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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发明
１９２５年的一天，伦敦一家最大的百货店顾客盈门。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涌向店内两间相连的小室。据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接收到的图像再现出来。
观众们乘兴而来，但扫兴而归。因为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模糊不清的影子和闪烁不定的轮廓。
“这不是吹牛吗？这叫什么图像。”
“追求广告效应，不讲真话，应该告这个所谓的发明者”。“不是他的错，是百货商店老板的馊主意”。
人们议论纷纷，有一些热心者则不断地向发明者追问：“你怎么不把图像弄清楚些呢？”“你能不能传一只动物什么的给我们看看？”
“对不起、对不起。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办法。”发明家贝尔德在一边无奈而又尴尬地回答着人们的追问。
贝尔德是个不到２０岁的英国青年，当时无线电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通讯、广播了。世界上许多发明家，其中有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大师，都想发明能传播现场实况的电视机。但都没有成功。贝尔德却立志要发明电视机。
贝尔德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黑斯廷斯，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实验窒。但他没有实验经费，只好用一只盥洗盆做框架，把它和一只破茶叶箱相连，箱上安装了一只从废物堆里捡来的电动机，它可转动用马粪纸做成的四周戳有小洞洞的“扫描圆盆”，还有装在旧饼干箱里的投影灯。几块透镜及从报废的军用电视机上拆下来的部件等等。这一切凌乱的东西被贝尔德用胶水、细绳及电线串连在一起，成了他发明机的实验装置。贝尔德知道电视机的原理：应该把要发送的场景分成许多小点儿，暗的或明的，再以电信号的形式发送出去，最后在接收的一端让它重现出来。
贝尔德在他简陋的实验室里年复一年地实验，他实验装置被装了又拆，拆了又装。经过十八年的努力，１９２４年春天，贝尔德成功地发射了一朵十字花。但发射的距离只有３米，图像也忽有忽无，只是一个轮廓。
为了找明图像不清晰的原因，贝尔德又开始了新一番试验。他想原因也许是电压不足？于是他把好几百个干电池连接起来。他接通了电路，可是不小心左手触到了一根裸露的连接线，高达２０００伏的电压立即把他击倒在地，他昏迷了过去。第二天的伦敦《每日快报》马上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贝尔德触电的消息。贝尔德一时间成了英国的新闻人物。
贝尔德灵机一动，就利用报纸来为他筹集资金。他设法为记者们做了一次实物表演。一家小报做了通讯。伦敦的一家无线电老板闻讯赶来。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但要收取发明的收益的一半份额。
贝尔德同意了这样苛刻的要求。他的实验装置从黑斯廷斯运到了伦敦。
但经费很快又用尽了。他的试验似无重大突破。
一家百货店的老板又来同他订了合同。每周付他２５英镑。免费提供一切材料。但贝尔德必须在他商店门前操作表演。
现场表演又是失败。贝尔德生活日见艰难。没钱吃饭，没钱付房租。他只好忍痛把设备的零件卖掉，以此维持生活。他家乡的两个堂兄弟得知贝尔德陷入绝境后，给他寄来了５００英镑。贝尔德得救了，他立即又投入试验。
成功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终日陪伴他的木偶头像“比尔”的脸部特征被清晰地显现在接收机上了。这一天是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清晨。
“成功了、成功了”贝尔德兴奋地喊叫着冲下楼。一把抓住一个店堂里的小伙子，拽他上楼，把他按在“比尔”的位置上。小伙子吓得直打哆嗦，但几秒钟后，他也吃惊地喊叫起来：“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因为贝尔德的“魔镜”里映出了他的脸。
贝尔德终于震惊英国，资助他的人纷纷涌来。贝尔德更新了设备。开始更大规模的试验。
１９２８年，贝尔德把伦敦传播室的人像传送到纽约的一部接收机上。
不久，又出现了新的奇迹。贝尔德把伦敦一位姑娘的图像传送给她正在远洋航行的未婚夫。
贝尔德的名字在全世界传开了。他申请在英国开创电视广播事业，但没有得到批准。但要求电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提交给议会，经过激烈的长时间的辩论。议会决定了开展电视广播。
１９３６年秋，英国广播公司正式从伦敦播送电视节目。此时的贝尔德又开始埋头研究彩色电视。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贝尔德传送的首批完美的彩色图像获得成功。可惜的是贝尔德的实验室被希特勒的飞弹击毁了。但贝尔德重新开始研究。１９４６年６月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开始播送彩色电视节目，但劳累过度的贝尔德却在这一天病倒了，没有收看他的研究结果。６天后，他离开了人世，终年５８岁。
在英国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里，游人能看到贝尔德发明的第一架电视机，还有陪伴他多年的木偶比尔。比尔咧嘴笑着，仿佛在向游人诉说贝尔德的艰苦发明的故事，也好象在为贝尔德成功而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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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汉子”海明威
１９６１年７月２日，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用自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个世界都为此震惊，人们纷纷叹息这位巨人的悲剧。美国人民更是悲悼这位美国重要作家的陨落。１８９９年７月２１日，海明威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镇一个医生的家庭。
他的父亲酷爱打猎、钓鱼等户外活动，他的母亲喜爱文学，这一切都对海明威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中学毕业后，海明威在美国西南的堪萨斯《星报》当了６个月的实习记者。这家报馆要求新闻报道简捷明快。海明威在《星报》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怀着要亲临战场领略感受战争的热切愿望，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投身意大利战场。
大战结束后，海明威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获得中尉军衔。伴随荣誉的是他身上２３７处的伤痕和赶不走的恶魔般的战争记忆。
康复后的海明威作为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常驻巴黎。他对创作怀着浓厚的兴趣，一面当记者，一面写小说。他的创作得到当时著名小说家的鼓励和指点。在近１０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许多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写的是像海明威一样流落在法国的一群美国年轻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战争给他们造成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他们非常空虚、苦恼和忧郁。他们想有所作为，但战争使他们精神迷惘，尔虞我诈的社会又使他们非常反感，他们只能在沉沦中度日，美国作家斯坦因由此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这部小说是海明威自己生活道路和世界观的真实写照。海明威和他所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因而也被人称为“迷惘的一代”。
１９２９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好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享利是个美国青年，他自愿来到意大利战场参战。在负伤期间，他爱上了英籍女护士凯瑟琳。享利努力工作，但在一次撤退时竟被误认为是德国间谍而险些被枪毙。他只好跳河逃跑，并决定脱离战争。为摆脱宪兵的追捕，享利和凯瑟琳逃到了中立国瑞士。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而宁静的生活。但不久，凯瑟琳死于难产，婴儿也窒息而亡。享利一个人被孤独地留在世界上，他悲痛欲绝，欲哭无泪。小说在战争的背景下描写了享利和凯瑟琳的爱情，深刻地指出了他们的幸福和爱情是被战争推向毁灭的深渊的。
１９２８年，海明威离开了巴黎，居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古巴，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他经常去狩猎、捕鱼、看斗牛。但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无法再过宁静的生活了。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随军行动，并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
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艇，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为消灭敌人提供情报。１９４４年，海明威随同美军去欧洲采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受重伤，但痊愈后仍深入敌后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获得一枚铜质奖章。
１９４０年，海明威发表了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作品描写了主人公美国青年乔顿，他志愿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奉命在一支山区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指定时间炸毁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乔顿炸毁了桥梁，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独自狙击敌人，等待他的是死亡。乔顿有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他因自己能为反法西斯斗争捐躯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１９５２年，海明威发表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老渔夫桑提亚哥在海上连续８４天没有捕到鱼。起初，有一个叫曼诺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可是过了４０天还没有钓到鱼，孩子就被父母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跟着老头不会交好运。第８５天，老头儿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马林鱼。老头儿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腥踪，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老人奋力与鲨鱼搏斗，但回到海港时，马林鱼只剩下一付巨大的骨架，老人也精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在陆地上。孩子来看老头儿，他认为桑提亚哥没有被打败。那天下午，桑提亚哥在茅棚中睡着了，梦中他见到了狮子。“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桑提亚哥的生活信念，也是《老人与海》中作者要表明的思想。通过桑提亚哥的形象，作者热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孩子准备和老人再度出海，他要学会老人的一切“本领”，这象征着人类这种“打不败”的精神将代代相传。
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是“硬汉子”。“硬汉子”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
海明威一生勤奋创作。早上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写作。他写作时，还有一个常人没有的习惯，就是站着写。他说：“我站着写，而且是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海明威于１９５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对于这一赞誉，海明威是当之无愧的。
获奖后的海明威患有多种疾病，给他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没能再创作出很有影响的作品，这使他精神抑郁，形成了消极悲观的情绪，终于以自杀这种方式解脱了自己。这也是海明威“硬汉子精神”的一种追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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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雄”甘地
提起印度，许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位苦行僧式的人，这个人剃着光头，上身赤裸，皮肤黧黑，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架木制纺纱机，他一有空就纺起纱来。他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阵阵激动的欢呼，会有一群信徒自愿跟随着他。他就是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甘地出身于印度一个古老的家族。在印度这个等级森严、种姓界限分明的社会，这种优越的出身使他有机会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这种教育使甘地认清了印度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屈辱现实。他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还在国外时，他就开始从事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大学毕业后他在南非作律师。非凡的智慧、超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使甘地不仅成了一名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