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出去散步，不能烤制食物，更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动。总之，他们必须对外抹杀自己的存在，不能发出任何声响，晚上也不能点灯。他们和外界仅有的联系就是奥托的无线电收音机和他的四个正直勇敢的雇员，他们给奥托等人偷运来食物和书报。
这种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生活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压抑、寂寞、苦闷、忧郁使得“附属建筑”里的居民们神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争执与吵架——却又只能是压低了声音地吵——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内容。
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对于生性活泼、开朗好动的１３岁姑娘安妮？安妮是个懂事的孩子，她当然不会跟父母吵闹着要出去玩，于是她开始写日记。这本日记还是父母送给她的１４岁生日礼物呢。安妮在日记中记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动、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独苦闷心情。当然也包括“附属建筑”中的日常生活，她和这个临时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在这些朴实无华的日记中，人们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如何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可以看到一个少女对纳粹分子摧残、扭曲人性的控拆。“我就像一只被折去翅膀的小鸟，在一片黑暗中飞翔，却碰在了囚禁她的笼子上。”安妮写道。
同时，人们还可以在日记中看到，安妮是如何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具有成熟女性心理的“大人”。青春期的骚动与渴望，心理压抑的郁闷与苦恼，初恋的甜密与颤栗，都在日记中得到了真实的记载。
这些日记被保存下来并出版，完全是由于一种偶然。安妮的日记写好后，被允许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１９４４年８月４日，当纳粹警察突然搜查并逮捕“附属建筑”的居民们时，他们只顾抢掠钱和珠宝，日记被弃置在楼板上。几天后，奥托的助手冒险偷偷回了一趟“附属建筑”。她看见了安妮的日记，决定把它保存起来。
１９４５年，幸存的奥托·弗兰克回到解放了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助手把安妮的日记交给了他。奥托读着女儿的日记，不禁老泪纵横。女儿的音容笑貌清楚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过去，他太忽视她了，日记就放在他的公文包里，他却从没想到去读读它，没想到去理解女儿丰富复杂而纯洁无瑕的内心世界。如今却是物在人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忍不住抄了一些给母亲和一位密友。没想到这位密友把它推荐给了一位现代史教授。教授立即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在报上撰文推荐和评论它。
在朋友们的催促下，也依照安妮本人的遗愿——她在日记中表示了希望有机会出版日记的愿望，在朋友的帮助下，题名为《附属楼——安妮·弗兰克日记》终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不久，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版也相继出版。各国读者反响热烈，人们给奥托写来了信，寄来各种各样的小礼品，在安妮生日时送来许多鲜花。奥托不得不歇业在家，专门处理各地来信。这些信中，有的对奥托表示同情与慰问，有的对安妮不幸早逝表示悲伤，更多的人表示了他们对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制造种族迫害，造成像安妮这样的小姑娘芳华早谢的愤怒与谴责。
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自德国。德国是制造这场人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战后几年中，德国政府试图教育国民认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本质，却总是收效甚微。然而，这次，安妮的日记却使他们大大震动了，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当根据安妮的日记改编的剧本《安妮·弗兰克》在德国众多城市上演后，德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与反省之中。一位评论家说：“《安妮·弗兰克》一剧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使观众理解了历史。我们观看这出戏就像观看一份用最谦卑而可怜的措辞写的控诉书，控诉那些人丧失人性。没有人因我们是德国人而谴责我们，我们自己谴责自己。”一位过去的纳粹党员来信说：“我曾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员，但直到那天夜里看这出戏前一直不知道纳粹意味着什么。”
安妮被埋葬在贝尔森集中营的万人坑。这里每天都有人前来举行悼念活动。一位１７岁的中学生的话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
“安妮如此可悲地结束她的生命时，年龄比我们都小。她之所以死去，是因为有人决定灭绝她的种族。决不能让我们的人民中再出现这种非人道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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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工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占领了欧洲大片土地。这之后，他们对各国人民进行了野蛮的奴役和掠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各国人民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抵抗法西斯暴行的行动。
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建立了许多集中营。在这些集中营里，他们专门关押和杀害无辜的群众和战俘。
在众多的集中营中，坐落在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德国法兰斯一个最大的杀人工厂。
奥斯维辛原是波兰的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农村，波兰人民在这里过着祥和安静的生活。１９３９年波兰被德国侵占后，这里布满了铁丝网，一个布满杀人的毒气室、焚尸场和化验厂的杀人工厂建立起来了。
从１９４０年６月开始，成批的战俘和无辜的百姓每天从世界各地运送到这里。
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和女人从军用火车下来后，立即被送进消毒站。他们被剃光头发，换上一身破旧的囚衣，每个人的左臂都编有号码，还有一块颜色不同的三角布：红色是政治犯，黄色是犹太人，黑色是拒绝劳动的人。
失去劳动力和没有劳动力的人一下军用火车后，立即被送到集中营里的毒气室成批地杀害。
毒气室从外表看一点都不可怕，这里有修剪得很好的草地，四周还有鲜花，入口处挂着“浴室”的牌子，两旁伴随着美妙的轻音乐。
“犯人”们鱼贯而入，开始他们还认为只是把他们带来消灭身上的虱子。一走进“淋浴间”，他们发现这完全是个骗局，因为哪有２０００多人像沙丁鱼似地挤着淋浴呢？
这时，重实的大门关上了，加了锁，“淋浴间”被密封起来。德国兵从屋顶上砌有蘑菇形的通气孔倒下紫蓝色的毒药，倒完后立即把气孔封上。
不一会儿，里面的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直到痛苦地死去。二、三十分钟后，抽气机把毒气抽掉，大门打开了。尸体被运往焚尸炉烧焚，再将骨渣运到工厂磨成粉末，最后用卡车运到拉索河边，倒入河中。
死人和“犯人”身上的黄金和贵重的物品被搜走了，死者的牙齿和头发被敲掉和剪下做法西斯的战略物资有的犯人的脂肪做成肥皂，有的人皮被剥下来做灯罩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有时一天竟毒死６０００多人。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也有一家“医院”。这座医院并不是给“犯人”们看病的，这里的医生实际上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身体太虚弱或无法医治的人被扒光衣服，关进一间专门房子时，给他们的心脏注射一针毒液，几秒钟，最多一分钟，病人就会死去。
法西斯医生还经常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其他“科学”试验。一个叫门格勒的纳粹医生专门做双生子的生物学“研究”。来到集中营的孩子，一般送到毒气室毒死，而双生子则被送到门格勒处接受试验。一对双生子之一死于某种异常病症，另一个双生子则被门格勒用手枪击中脑部，并立即解剖，目的是为了确定他的器官上是否有他同胞兄弟姐妹的类似的病症。
做苦工的“犯人”被逼着做繁重的劳动，他们如果干活不好或稍有犯规，则受到各种残酷的刑罚。他们常被皮鞭或钢索抽打得血肉横飞；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被强迫趴在地上，跳起来匍匐前进，再双膝行走
对于企图逃跑的人，更受到最残酷的刑罚，直至死刑。从１９４０年第一批犯人运到集中营里，到１９４５年１月奥斯维辛被苏联红军解放为止，这里被法西斯残酷杀害的人共有４００多万人，他们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族，其中有波兰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法国人、捷克人、希腊人、中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
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了，他们没有犯有罪行，也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或党派，他们被送往集中营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的民族出身他们不是被饿死、病死、被拷打折磨而死，就是被毒气杀死。
今天，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建成一个博物馆，它屹立在那里，向前来参观的人们控拆德国法西斯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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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
“一下，两下，三下”
棍子击打在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抽打的鞭数。现在，他几乎已感觉不到疼痛了，似乎那沉重的木棍不是打在他的身上。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
“谁是你们的领导？”
“电台在哪？印刷所在哪儿？”
“快说！说！”
几个人轮番抽打，嘴里不停地叫嚷着，伏契克什么也没听见。唯一的感知是他的嘴唇和喉咙。嘴唇咬破了。它的疼似乎已经超过那皮鞭与棍子的抽打，而喉咙那儿干得好像已经着火了。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优秀共产党员、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者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受刑。伏契克曾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１９３６年后，纳粹德国侵吞欧洲的魔掌蠢蠢欲动地伸向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了严重威胁。伏契克和他的同志们一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写下了许多尖锐犀利的文章揭露纳粹分子的阴谋。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纳粹分子的铁蹄辗碎了捷克斯洛伐克美丽的山河，伏契克和他的同志们转入了地下斗争。由于叛徒出卖，于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４日晨在一次抵抗组织的会议上被捕。
纳粹分子见伏契克数次到了死亡的边缘，却坚不招供，便心生一计，他们把伏契克的妻子押进来。当着伏契克的面拷打他妻子。伏契克心中对这群法西斯分子惨无人道的做法极端愤怒，却以极大的毅力挺住了。他妻子也非常英勇，始终坚持说并不认识伏契克。敌人又失败了。他妻子被带走了。他知道这是他们的永诀了。他心中悲痛，却尽量以快乐的目光向妻子告别。
伏契克在纳粹的监狱中受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他以超人的意志克服了肉体上的痛苦，保持了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并组织和领导了狱中的政治斗争。他的精神感动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看守。在这位好心的看守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些铅笔头和碎纸片，他就用这些简陋的工具，写下了那部举世闻名的不朽之作——《绞刑架下的报告》。
伏契克在这部以他的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书中记述了他和他的同志们对纳粹分子的斗争经历以及自己被捕入狱的经过，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和故乡的深深眷恋。他告诉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这是这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优秀儿子临终前以生命发出的呼喊，它提醒人们要警惕一切象纳粹德国这样的黑暗势力，激励人们要为光明的未来而奋斗。
１９４５年５月，纳粹德国战败，伏契克的妻子出狱，她找到了那位捷克斯洛伐克看守，从他那里要来了伏契克的手稿。她把这些手稿整理出版。这部凝聚着伏契克和他战友们鲜血和生命的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才得以与世人见面。伏契克本人却没能等到这一天，他在纳粹的监狱中被囚了４１１天，在受尽了种种肉体和精神折磨后，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８日被纳粹分子秘密杀害。
伏契克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形象、他的事迹和他的著作却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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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救援组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不用说了，就是在欧洲其它国家的犹太人也都岌岌可危。德寇铁蹄所到之外，犹太人首当其冲地成为消灭的对象，甚至连妇女儿童也难逃厄远。如在法国，就有一万五千多名犹太儿童被德国人抓起来运走，其中的大多数被毒死在设在波兰的煤气室里。
但是，就在纳粹德国极端惨无人道地挥舞屠刀的时候，有一个组织却与他们针锋相对，专门从纳粹手中拯救犹太儿童。这个连锁组织横贯全德国，其中三个领导人是两位天主教神父和一位基督教新派牧师——夏里特神父、杜瓦克神父和保尔·维格拉牧师。
夏里特神父是一个耶稣教徒，他有些神经质，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他的脸色苍白，倦态毕露。他一个人就设法庇护了四千多名孩子，是这项仁爱之举中的卓著人物。
１９４２年初，维希政府兜捕了几千名犹太人并把他们用船运往德国，夏里特神父得知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被迫留下了他们的子女，共有１２０名，就千方百计地搜寻这些孩子，把他们安置到德国人找不到的地方，然后设法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先派出一些年轻的助手们——通常是些２０岁左右的姑娘——骑着自行车到乡下走访农户，以弄清这些农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否靠得住，同时还要考虑到他们有没有奶牛或奶羊，能不能给孩子提供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这些年轻姑娘们的足迹遍及了里昂周围方圆百里的地方，为大多数孩子找到了庇护所，另一些孩子被妥善地安置在教堂办的孤儿院或学校里。
就在夏里特神父把这些孩子藏起来后几个月，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越来越变本加厉了，他们甚至向里昂下达交出２００名犹太人的限额。维希政府十分恐慌，警察们向夏里特神父提议交出这些孩子去凑数。夏里特神父听罢勃然大怒，断然拒绝。警察对他恨之入骨，把他送进了集中营。
但是，夏里特神父不但没有向黑暗势力低头，反而以加倍的努力与他们作斗争。他在狱中写了一封致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的公开信，号召所有教会帮助犹太人，反对希特勒。这封信被偷运出去，并寄发给了一万名神职人员。这封信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鼓舞了无数的青年加入了抵抗阵线。３个月后，夏里特神父出狱，他放弃了教会干工作，并将组织转入地下。
夏里特神父以超人的智慧，组建了一个藏匿犹太孩子的复杂机构，成功地进行了许多救援行动。他的救援行动逐步地扩展到法国的每一个角落。他被公认为抵抗阵线的精神领袖，戴高乐任命他为地下组织的社会服务工作的总负责人。
杜瓦克神父属于教派。他身材魁梧，脸色红润，满脸的大胡子。战前他就以一个反排犹主义者闻名欧洲，他的家被纳粹抄了，他的住处被盖世太保每天２４小时监视，但他仍在二战中救出了一千多名犹太孩子。
１９４２年７月，德寇在巴黎围捕了一万三千名成年犹太人，把他们驱赶到一个大体育场里，并把他们的孩子强行拉走，整个体育场上哭声震天，善良的邻居们收留了这些孩子。杜瓦克神父冒着危险，派出修女领回了３０个孩子，并立即趁黑夜把他们分散到巴黎的亲朋好友家中，接着在城外给这些孩子们寻找安置的地方，使他们脱离了危险。后来，杜瓦克神父又把一批批这样的孩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孩子落到了盖世太保手中，并被送到了集中营，受到了非人折磨。他们在冰冷的库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