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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一样的美国谈判人员，即是从这一实力地位出发来划定游戏场地界线的。游戏之初，美国便为它在政治上处于敏感地位的农业与纺织品市场争得了免受自由贸易规则约束的权利，实际上是将其置于被高度保护的地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制订后的头二十年，美国谈判人员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其它工业在竞争上占优势，所以就自由开放了美国的市场，而没有要求贸易伙伴相应地开放。然而，当进口在20世纪70年代末急剧猛增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态度强硬起来了。在诸如小汽车和彩电业这些领域，他们要求日本等国家的出口商“自愿”实行克制，并强烈暗示在美国建厂是明智之举。这种方式既蛮横又虚伪，等于一边享用着保护主义的禁果，一边不断宣扬自由贸易确有好处。我们的贸易伙伴自然感到十分愤慨，但他们没有多少选择。美国消费者，即便受到限制，也是城里主要的买家。另外，不管怎么说，所有的出口商都需要美国的航母特混舰队在地球上保护他们。美国因进口而失去工作的政治支持者本来在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种骗人的把戏却降低了这些压力。
然而，美国谈判人员更想采取的方案是极力推进外国市场的开放，制定对富有竞争力（或影响力）的美国工业和公司特别有利的规则。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但实行起来却会带来稀奇古怪的结果。由于美国拒绝考虑任何工业政策或经济战略方面的意见，并将这一点视为原则问题，所以它的谈判日程大都是凭机会和紧张频繁的公司游说所决定的。因此，当司法部长还在控告美国烟草业在吸烟的致癌效果方面误导公众的时候，美国烟草工业这个极富竞争力的产业在开放全球市场方面却争得了美国贸易代表的支持。有些评论家简直搞不懂，不知道美国为什么想出口癌症。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这方面的整个概念显然是西方式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的看法认为，我们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全凭个人就能发明并拥有某个特定的思想，会被看作是自私自利。但是，这却是美国高技术工业的生命线。美国谈判人员表示，应当最优先考虑将有力地保护专利权与版权纳入国际贸易规则中去，并且要严格执行。再举一个例子。制造飞机或半导体这类战略产品的公司，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投资要求作为进入其市场的一个条件强加给它们。美国谈判人员成功地消除了把这种要求纳入全球贸易规定的可能。另外一个显示美国外交技巧的实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日本银行看上去好像要把国际储备都卷走似的。主持《巴塞尔协定》谈判的美国财政部要求银行在决算表上增加核心资本。这样不仅为美国银行铲平了游戏场地（因为美国银行对资本的要求一般比日本银行高），而且还对大量购买美国财政部的钞票有促进作用，而当时正是美国急需筹措资金填补赤字之时。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时期，不独是日本的银行，连它的电子、汽车、钢铁和机械公司均在主要世界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似乎日本大有可能马上要把这场游戏从美国手中夺走。但是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协议达成的地点纽约广场饭店得名）中，美国说服日本重新估定并调升了日元的币值，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导致日本泡沫在1992年破灭的事件。此事与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暴涨，共同消除了这场游戏到底属于谁的疑虑。与市场资本主义相连的自由民主，已证明自身是理想的国家模式。由福山提出的这一历史终结论点，演化出了一种重要的推论：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会起到榜样的作用，谁忽视它就要自冒风险。在这种模式中，公司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的收益。管理人员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通过大量给予优先认股权连在一起的，这样就可以把管理人员的工资提高到生产工人的400多倍（1980年为40多倍），因为人们认为高级经理人员在商界相当于体育界的大牌明星。政府的作用是解除管制，搞私有化，然后就走开，别再干预。首要的一点是，解除束缚的自由市场被看作是最佳资源分配者和发展动力。
由于这一模式使生产率增长的幅度估计为33％，而且似乎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周期，所以对前文提到过的华盛顿一致意见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持，后者已上升为发展中国家致富之路方面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应该向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为鼓励资本的自由流通而将金融体系自由化，实行私有化，解除限制，维持高水平的储蓄与投资，为吸引外国投资而保持汇率稳定。当1997年亚洲那种危机兴起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将实行紧缩和高利率作为应急贷款的条件，以维持货币的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远没有提供体系的稳定，而是成了华盛顿一致意见那种市场基要主义观点的执行者。全球化明显就是美国化，但这有什么不对吗？正如汤姆·弗里德曼1996年所指出的，凡是有麦当劳饭店的两个国家相互从来不会打仗（这话当然再也不能说是对的了）。实为美国化的全球化据说将导致标准不断增高，标准的增高将导致民主的产生，而有了民主，就会有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反冲
1999年11月29日那一周，西雅图连连有事发生，但和平与稳定不在其内。我站在斯普林街的街头，冒着呛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瓦斯，在观看反全球化的抗议者砸商店的橱窗和讥讽警察。与此同时，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部长则聚集在西雅图会议与贸易中心，试图发起新一轮国际贸易会谈。这是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首次重要会议。1994年最后一个回合的贸易谈判结束之后，世界贸易组织即宣告成立，代替了以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以往贸易会谈进行时，只有为数不多的痴迷者知道消息。但是，全球化问题事关重大，大约有5万名抗议者涌到这次会议的地点来表达他们的忧虑了。一群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人群从我面前走过，码头上和附近波音飞机厂来的高大结实的工人们向身穿“拯救乌龟”服的环境主义者呼喊着“卡车司机爱乌龟”。寻找奋斗目标的大学生加入了职业左派的行列在谴责集团剥削，尽管他们脚上穿的耐克鞋暴露出他们与此缺乏关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却与此关联甚深。他们抱怨说，全球体系偏向发达国家的利益，这是不公平的。有一位第三世界的贸易部长辛酸地指出，他和他的许多同僚甚至参加不了大多数谈判会议。会议最后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问题上失败了，但此前已让世界知晓了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可能并不平坦。
人们广泛认为，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如此，最反对它的强烈呼声有些却来自有组织的劳工。工会认为，全球化可以使资本主义得以规避国家政府多年来为了驯服它而建立的规则和制度，从而威胁到他们的艰苦斗争结果。从整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可能会从全球化中获益，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就不存在输家。例如，进口到美国的廉价服装可使消费者和整个经济都从中受益，但是却损害了美国制衣业工人的利益。这些人大都是像玛丽亚·加西亚·孔苏埃洛一样的少数民族妇女。她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的太阳制衣厂缝制了15年波罗牌牛仔装之后，失去了她每小时475美元的工作。公司宣布要把不少活儿都转移到墨西哥去，那里的女裁缝每小时只需付给1美元左右。美国消费者虽然可以从中受益，但美国没有有效的办法来补偿像玛丽亚这样失去工作的妇女。她和她的同事们以及他们的工会不为全球化而欢呼，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尤其令人气恼的是，这些工作往往会交到中国的勤实（音）厂这样的地方去做。在那里，总工会发现，在给沃尔玛公司生产凯瑟琳·李·吉福德牌手袋的过程中，工人若不能按时交活，就会受到保安的殴打。因此，先进国家的工人要求赔偿全球化带来的损失，并要求将基本劳动权利纳入国际贸易协议。
同工人一样，环境保护主义者在全球化中看到的是环境灾难性地回归到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他们担心，减少成本这种挡不住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迁到环境未受控制的地区去生产。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碰到过许多例工厂迁址的情况，迁址决定的做出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环境管理的性质及实施情况的影响。有些分析家指出，中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以相当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12％的环境退化为代价换来的。在印度尼西亚的热带森林里，每年有相当于康涅狄格州那么大一片森林被砍伐，以满足日本、中国、美国和欧洲室内地板、家具和办公文具的需要。这种贸易80％是非法的，而且会在未来十年内把苏门答腊岛的低地森林连同猩猩和苏门答腊虎一起完全灭绝掉。在巴西，大片大片的红木林正在因同样的原因逐渐减少。另外还有乌龟和鱼类。据海洋科学家说，由于渔捞过度照样受到补贴，这两种生物早已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灭顶之灾了。尽管如联合国支持的《全球契约》等志愿性努力在使多国公司支持环境原则方面也曾有过一些进展，但是，面对老布什总统说的那类说法，环境保护主义者还是感到悲观。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最高级会议之前，这位布什总统说，“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是供谈判的。”他儿子决定不让美国参加《京都全球气候变暖条约》，原因是“对美国的经济不利”。这更使环境保护主义者感到，全球化需要进行大改变。
对于职业左派和寻找奋斗目标的大学生来说，既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丧失了威望，反全球化就是攻击同一个资本主义目标的又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因素带有文化的同质化成分，这种同质化可引起怨恨。由于它往往是带着矛盾情绪屈从于诱惑的结果，所以更是如此。班邦·拉赫马迪对这一点体会很深。这位麦当劳饭店业主的85家店铺遍布印度尼西亚，“9·11”事件发生后，他赶紧挂起了牌子，上面写着：“我对慈悲和仁慈的真主发誓，印尼的麦当劳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开的。”班邦先生认为，他的饭店对印度尼西亚有好处，但他也知道这些饭店的存在标志着改变了人们十分怀念的那种稳定的老一套的生活方式。除了这种丧失感，许多人还感到，这种改变是以一种最不民主的方式发生的。印度经济学教授考希克·巴苏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即便单个国家变得更民主了，全球民主的总量却在减少，因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例如，韩国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别无选择，只好接受美国精心制订的要求它的银行业向外国银行并购打开大门的救援方案。穷国和小国在全球化的条款上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且全球化越发展，他们选择的自由会越少。
然而，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许多人认为美国人领导的全球化对他们不起作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包括最近的中国，在过去十五年里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其余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起色。中东、北非和拉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只增长大约15％。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中欧与东欧、以及中亚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在减少。国内政策不当和对外开放程度不够固然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全球化的影响也从中起了作用。
此外，有些重要国家虽然明显遵循着全球化的既定规则，却依然在走向失败。以墨西哥为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使墨西哥完全踏上了全球经济的轨道，贸易壁垒减少了，金融市场放开了，保护知识产权等被认为可吸引外国投资的措施也全都采取了。在七十一年的一党统治之后，墨西哥还变得民主了。当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没有规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发展资助或者是劳动力流动（像欧盟吸纳欠发达的国家参加欧盟时通常所做的那样）的条文，而美国对自由市场解决方案的崇信则使得那些东西似乎代价又高又没有必要。从另一方面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又大大刺激了墨西哥的出口和外国资本在墨西哥投资的增加。1991至2001年间，墨西哥的出口增加了12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160亿美元，可是在墨西哥境况好起来的人却寥寥无几。实行了二十年自由市场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签署有十年了，50％的墨西哥人仍是每天靠大约4美元过活。20世纪70年代我在墨西哥时，约60％的人口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今天的比例降到了35％，并仍在下降。在众多国内问题中，主要的一个是随着工厂的关闭以及迁往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工作机会正在离墨西哥而去。例如，2000年夏天，卡拉韦高尔夫球俱乐部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因此减掉了一半墨西哥雇员。当年秋天晚些时候，我遇到了墨西哥主要纺织品生产商中的马耶尔·扎加。他告诉我说，在墨西哥市场上很难与进口的中国纺织品竞争。
另外一个例子是巴西。迫于压力实行了政治民主和市场全球化之后，巴西于2002年秋季总统选举期间遭受了一场经济危机。由于担心左翼候选人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获胜后不履行债务义务，外国投资者纷纷抽回了资金。正如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鲁本斯·巴尔博萨当时对我所言，“你们让我们为民主选举付出了代价，这似乎不公平。更糟糕的是，你们对我们想卖给你们的半数产品都设置了贸易壁垒，这样一来，我们挣钱偿还债务岂不是更难了。这些产品包括：大豆、食糖、橘汁和钢材。”
对美国的壁垒和有害限制问题，许多地区都有同感。“9·11”之后，巴基斯坦对美国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支持态度，可美国只是象征性地增加了对巴基斯坦纺织品进口的严格配额，巴基斯坦对此很难接受。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对美国严格限制进口农产品也颇有微词。
非洲和印度则别有一番抱怨。在这些地区，艾滋病十分猖獗。富裕的西方国家虽然也有药品并已用在艾滋病患者身上，成功地挽救他们的生命，但这些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太昂贵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保护专利的规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非专利药品生产商无法廉价提供药物。因此，这些国家的有些人实际上把全球化看作最大的死因。
然而，在这些抱怨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全球化的理论正确与否的问题。乔治·索罗斯最近对我说，“一般看法认为，市场总是对的，但以我的经验来看，市场几乎总是错的，尽管能自我验证。”墨西哥与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全球化理论认为，国家如果向货物和货币的自由流通开放市场、实行私有化、解除管制、严格实行法治、保持透明度、在财政与金融方面采取谨慎态度，大家就会涌上门来。不过，由于世界上的制造商纷纷涌上中国大地，中国实际上在吸纳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然而，中国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