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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和美国政府的立场很受欧盟的欢迎，但在其它许多国家那里却并非如此。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俄罗斯人拒绝接受设立有约束力的目标的建议，加拿大人和日本人则一味闪烁其辞。他们不同于欧洲人，达到正在讨论的目标对他们来说很难。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在中国的带领下再次强调，它们既不愿为发达国家在排废方面的错误付出代价，也不允许发达国家用气候变化这种现代殖民手段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们只是作为感兴趣的旁观者去京都，也许它们还会接受西方的援助。但反对最激烈的是美国的商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首先，英国有大量的天然气，法国已经核动力化，德国可以通过关停原东德破旧落后的发电厂来帮助其达到目标，美国却什么都没有。事实上，环保组织会坚决反对在美国搞法国式的核动力化。一位总裁开玩笑地建议吞并墨西哥，然后关掉那里的一些发电厂。此外，作为基准的1990年是经济衰退的一年，那年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低得出奇。而现在美国经济正在迅速增长，而且移民大量涌入，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因此，美国的排放量自1990年来剧增，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毫无生气，人口正在减少，所以根本没有这个问题。要达到将排放量降至1990年的水平这种目标，对美国经济的打击要比别国大得多。最后一点，他们认为衡量标准有误，而且他们没有因为一直表现良好而受到好评。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相比，美国已大大降低了其单位产出的排放量，降幅比英国或法国要高出50％还多。对增长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生产商和经济体系而言，着眼于排放总量而不是单位产出的排放量似乎是种惩罚。因此，美国企业界建立了全球气候联盟，以对抗他们担心会在京都达成的对其不利的协议。
这个联盟主要坚持两点。第一，这份协议会减缓经济增长，造成失业。政府曾做过一个经济分析。结果显示，若采取每吨二氧化碳征税100美元之类的措施，到2000年排放量就会降至1990年的水平，签署协议后的第一个十年，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不到1％，但之后实际上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不少独立分析家认为政府的预测过于乐观。一项基于著名的沃顿经济预测协会模型的研究表明，要达到控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目标，需要对每吨二氧化碳征税200美元而不是100美元。这将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的幅度大于2％，而且会失去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商界的第二个理由是，即便这份协议如约签署，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未来最严重的污染源是发展中国家，可它们已经被免除了履行协议的义务。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了这样一项协议，发展中国家会吸引美国公司将工厂迁址海外，从而加剧美国工作岗位的减少，但全球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环境保护主义者指出，所有这些计算结果均未包括假使我们不采取行动的潜在代价，即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有一半成为现实，其代价也将是灾难性的。这话对欧洲的领导人可能会起作用，并一定能打动岛国协会的首脑——但美国国会却不管这些。国会的态度在众议院能源与环境小组委员会就海平面上升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中反映得十分清楚。那次听证会的主持人是痴迷冲浪的达纳·罗拉巴赫，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按照科学家们的预计，下个世纪海平面将上涨3英尺，美国60％的湿地会被淹没，淹没面积将和康涅狄格州一样大。有人告诉罗拉巴赫这一点后，他回答道：“我很想问一下，这对浪头的形状和冲浪的可行性有什么影响。但我不会问。我会等以后到了非正式场合再问。”来自西弗吉尼亚的民主党人，前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罗伯特·伯德和内布拉斯加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则更为严肃一些。1997年7月，即京都会议前夕，他们提交了一份议案，申明参议院不会考虑通过任何损害美国经济或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条约。当美国代表团即将登机前往京都时，这份决议在参议院以95票对0票获得通过，给他们奉上了一纸送别函。
那年12月，聚集到京都的有三部分人。发展中国家派来了100多名代表——我怀疑他们主要是来参观京都古老的寺庙和欣赏日本故都景色的，因为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同意削减排放量。第二部分人是欧洲人和他们那些来自小岛屿国家的亲密盟友，他们寻求的是将排放量大幅削减至1990年以下的水平。最后一部分人的核心是美国人，外围是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和日本人。对美国人来说，减少排放量是件很痛苦的事，所以他们的压力最大。但这部分人的其他代表也在考虑如何才能达到各自的目标，并希望美国人能保护他们不至于做出太大的牺牲——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主要的争论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展开。谈判颇为复杂，直到最后期限过后的次日凌晨四点才结束。但实际上只有四项议题——涉及哪些温室效应气体、二氧化碳汇、排放量交易、目标与最后期限。
温室效应气体
一般说，温室效应气体主要指的是燃烧矿物燃料时产生的二氧化碳。但二氧化碳只占大气中所聚集的温室效应气体的65％左右，另外35％为甲烷（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稻田）、含氯氟代烷烃、含氢氟代烷烃和一氧化二氮。由于通过蒙特利尔协议后含氯氟代烷烃的排放量已在削减，美国派的这部分人便想将之包括在内，以便更容易达到最终的目标。
二氧化碳汇
森林和海洋可吸收目前排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55％，这样就形成了“二氧化碳汇”。二氧化碳汇有助于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长。因此，像美国东北部那样重新造林便可大幅度减少净排出量。实际上，碳建模协会有证据表明，如果将二氧化碳汇计算在内，美国可能不是个二氧化碳纯排出国。不管怎样，美国这一派想把二氧化碳汇也算在内，以便易于达到最终目标。
排放量交易
排放量交易是一种利用市场的力量，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减幅的方法。此事说来可能十分复杂，但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一旦确定了排放量目标，排放者将各自分得允许其排放的许可额度或配给额度。如果某个排放者认为没有必要使用全部的配给额，他或她可以将之卖给那些有超过限度危险的排放者。如果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的话，这个方法会充分发挥效力。在发达国家，为达到缩减排放量的目标而关闭正在运行的发电厂，代价将十分昂贵，等于白白扔掉部分投资。但发展中国家需要增建新厂，如果卖出其排放许可额度，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得到必需的资金来建造虽比较昂贵却更加清洁的电厂，而发达国家的电厂也可以继续运行，直至它再也无利可图为止。这是一种双赢的情况，但参与者越多就越好，尤其是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话。美国人自然希望进行这种交易，所以他们开始敦促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只要出于自愿即可。
目标与时间表
美国人仍愿意将目标定在1990年的水平，但并不想低于这个标准。事情已经很明显，包括欧洲人在内，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原来在里约热内卢所计划的那样，在2000年达到这一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将最后期限定为2010年，将三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15％（欧洲的意见），还是在2008至2012年间将六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的水平（美国的意见）。显而易见，后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使新技术得以应用。这自然是美国所希望的。
欧洲各国和那些岛国开始时认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奢侈浪费，美国的经济政策自私自利，并且经常滥用美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特权地位。它们认为，所有这些二氧化碳汇、温室效应气体以及排放量交易问题，都是美国想出来的巧妙逃避办法，目的是避开它对国际社会应负的责任。美国的虚伪本质就在于，一面声称要做世界正义的领导者，一面又四处找空子钻。美国的人口虽然只占世界的4％，它的污染量却占全球的25％还多。美国现在要么站出来，要么就缄口不言。所以欧洲反对美国寻求的弹性目标，并再次将之视为阻挡世界上普通民众挽救环境的惟一障碍。
德国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的开幕辞等于是为本次会议定下了基调。他先是表扬了美国人创新的传统，然后话锋一转说，“人们一般都期待先驱者定下比较高的标准。决不能让后人遭受我们的疏忽之累。”作为欧盟的发言人，他进而建议，到2010年排放量要达到在1990年的水平上再减15％。这一标准虽低于岛屿国家所提出的20％，却远高于美国阵营的计划。考虑到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这样的目标意味着美国要在现有水平上将排放量减少近35％。
接下来，英国环境大臣迈克尔·米彻也不甘落后，他呼吁他的美国同行做出“更大的努力”，站出来助他们一臂之力，提议到2010年将交通和工业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再减少20％。此外，欧洲人不想考虑什么二氧化碳汇、排放量交易以及除三种主要温室效应气体之外的其它气体问题。他们想真正减少实际的排放量，而不是弄虚作假。当时，副国务卿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他明白，如果他带着这样的一份协议回到华盛顿，他非被绞死不可。到达京都前，他曾说过“我们想达成协议，但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其时副总统戈尔插话说，“我们随时准备退出我们认为不起作用的协议。”然而，没有起作用的却是副总统的虚张声势。欧洲人拒绝让步，一周后，会议似乎要以失败而告终了。为了挽救这次会议和他那环保主义者的名声，戈尔不顾一切地飞赴京都，向与会代表发表讲话。更重要的是，他指示执拗的艾森施塔特要“表现得灵活一点”。结果达成了一种日本式的妥协。美国阵营的温室效应气体涉及范围得到了认可，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笑气）和三种替代含氯氟代烷烃的卤烃。二氧化碳汇这一条他们也拿到了，但定义和吸收的计算标准则留待日后再另行研究（细节部分往往都由下边去干）。不过排放量交易问题没能通过。在最重要的目标和时间表问题上，协议规定，在2008至2012年之间，欧洲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将排放量减少8％，美国减少7％，日本减少6％。发展中国家无须承担任何义务，但被邀请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进来”。一旦经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签署，议定书将立即生效。香槟酒塞终于按时开启，疲惫的谈判代表和大多数参与这项环保事业的人一起欢庆了协议的达成。然而，这还不足以使他们在海牙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
海牙
京都的整个讨论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性质。欧洲和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盟友，但是却为了排放量削减目标上15％的差异而相互攻击。长时间以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一直在说，要想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以免到2100年人为地造成全球气候变暖，需要马上削减60％～80％的排放量。但在京都，没人提出哪怕是近似的方案。另外，发展中国家即将超过发达国家，成为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这一点早已十分明显。因此，只要暖化是人为造成的，气温上升就会持续下去，京都议定书到2100年只会对气温产生零点几摄氏度的影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除了那些岛国，大部分国家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当然，欧洲方面很有诚意，但欧洲可能是在牺牲美国的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装好人。艾森施塔特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将此看成一次能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机会。至于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采取那种方案，他们多半都是大输家。因此，它们采取的批判老殖民剥削者并拒绝与之合作的策略，也许在感情上能带给他们满足，但终将会自取灭亡。美国阵营的外围国家则尽力想讨各方喜欢——本国的选民、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终促成这项协议的是日本人。美国人最后利用自己的机构设置和政治制度耍花招。他们与欧洲其它议会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同。签署完协议之后，他们不一定能保证它在国会能通过。即使通过了，也保不准会闹上法庭。他们不得不一边向国会表明他们是在保护美国的利益，一边还要向己方环保主义的支持者们说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然而，大家共同的标准还是经济。谁也不是真想改变美国的制度，尽管他们会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抱怨美国人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批评美国以世界人口的4％占了全球废气排放量的25％强。正如前文所述，对后者的恰当回答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了全球的25％强，并且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惟一发动机。难道有人想让这个发动机减缓速度吗？没有。即使是最最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他也要计算成本和收益。如果你真以为子孙后代会有大难，那就得接受科学家们提出的60％～80％的排放量削减幅度——当然，除非这意味着现在就大难临头。可是，事实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连欧洲人提出的减幅都那么低。再说，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这项协议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这又进一步降低人们愿意为不确定的收益所付的价码。如果说京都议定书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只是能为惟一可行的补救措施即新技术的应用争取时间而已。但新技术的应用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来配合，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感到满意，甚至于热衷于它。在京都，每个人都在原则上同意了，但实际的体系还有待于去设计。
正如事先所料，这项协议一到美国参议院就石沉大海了。多项研究均认为，为避免这个没有多少人相信会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的灾难，成本大概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4％。有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50％多的美国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仅有17％的人表示愿意为避免这个问题而每加仑汽油多付50美分。除了成本因素之外，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项协议肯定不会在美国的参议院获得通过。
然而，从京都会议到正式签署，这中间还有一系列的过渡性谈判会议，以便就细节问题达成一致，对任何一个地道的谈判代表而言，这样的“细节会议”一向是重开谈判的好机会。关键性会议是2000年11月13日至24日在荷兰的首都海牙召开的。当时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还有待法院裁定，这可能是世界各国最后一次能和一届真正支持环保事业的美国政府谈判的机会了。这次领导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是副国务卿弗朗克·洛伊，一位环保事业的资深人士和国际谈判老手。洛伊非常需要欧洲人伸出援手，需要他们慷慨地同意将森林二氧化碳汇计算在内，需要在排放量交易方面获得尽可能多的进展。他还希望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施加一些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