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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后来向我承认，在这十年的谈判期间，美国在减少排放量方面所做太少，对美国自己的事业于事无补。另一方面，洛伊相信许多欧盟代表想强行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于想惩罚美国。欧洲的谈判代表均来自环保部。洛伊注意到，当他遇到欧洲国家外交部或贸易部的官员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环保部总显得不屑一顾。
另一方面，欧洲谈判代表也真地害怕无所顾忌地缔结一项协议，到头来却因其自身的漏洞而作废。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任何欺诈行为都会使他们想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的希望破灭。不管怎样，经过几天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洛伊和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终于达成了一致，在二氧化碳汇和排放量交易方面对洛伊做一些让步，这虽不是他想要的全部，至少是他所需要的。感恩节的凌晨4点，英美草签了一份三页的工作文件，并再次开启了香槟酒庆祝。但普雷斯科特还必须说服其他所有欧盟代表，而第二天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整个谈判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美国产生了新的总统，他的名字不叫阿尔·戈尔。
马拉喀什
乔治·W·布什本来完全可以让京都议定书继续沉睡下去。考虑到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和澳大利亚都反对，它几乎不可能获得所必需的占全球排放量55％的55个国家的承认，这样协议也就不会生效。或者布什可以重开谈判。然而，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他公开宣布美国绝不会签署这份协议。
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无论是对美国的还是对欧洲的环保人士，布什都没有什么好感。作为石油专家和商人，他相信的是钻井取油和经济增长，对政府调控则持怀疑态度。他的能源计划包括：鼓励在北极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开采石油，提高联邦政府对研究和发展煤炭技术的资金支持，以及放宽对燃煤发电厂的限制。正如一位国务院官员对我所言，“布什政府认为环境保护主义是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者的新动向。他们痛恨共产主义者。”第二，布什不相信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性，并确实认为在京都商定的措施会损害美国经济。他的经济顾问均来自能源供应界和铝业界。第三，在总统竞选期间，为了赢得像西弗吉尼亚这样关键州的支持，他向煤炭、电力、石油和钢铁公司许下了诺言。现在是兑现的时候了。他的声明之所以发表在第一次出访欧洲前夕，也是为了让欧洲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明白，华盛顿的风向变了。
除引起了一场外交和传媒风暴外，布什对京都议定书的拒签，还使欧洲人进而担当了以前从未担当过的领导角色。他们决心告诉美国，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并决意积极推动条约的签署进程。布什访问期间劝他们不要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结果只是加强了他们的决心。没有美国的签字，欧盟必须要把美国阵营的所有周边国家都拉上。他们提出，森林二氧化碳汇不要按固定标准分配，而要分国家进行谈判，这样就显得很宽宏大量，加拿大、俄罗斯尤其受益匪浅。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想要更多的排放量交易，这一点也充分得到了满足。最后，为了将所有其他人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欧盟同意了弗朗克·洛伊和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一直要求得到的东西，甚至更多。2001年11月10日，经过修订的《京都议定书》在马拉喀什签署并开始生效。副国务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只能坐在一边看着其他代表签署协议。此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美国这个环境保护主义的创始者看作是它们的敌人。
应该做些什么
2001年3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第三份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前两份报告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确认和加强。这份权威性报告称，气温在20世纪升高了06摄氏度；气温升高发生在大气层离地面8公里以内的地区（这样就解决了之前地面温度数据和大气温度数据不相符的问题）；海平面上升了01～02米；海洋温度也有所升高。降水量有所增加，大雨雪次数增多，云层覆盖亦有所增加。人类活动引发的气体排放继续改变着大气的成分，据信会影响气候。有更为强有力的新证据表明，过去50年内，全球气候变暖大都因人类的活动而致。这份报告的语气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计算机所做的气候模型得到了改进，预测过去的能力加强了，并捕捉到了过去计算时没有包括在内的因素，如太阳活动等。科学家们承认，他们无法模仿气候的所有方面，并强调指出，在云层及其与其它因素的相互作用方面，尚有不确定的因素。不管怎么样，他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下个世纪的温度将会上升14～58摄氏度。这一升幅大于20世纪的升幅，而且很可能在过去的一万年间都没有先例。所有的预测都假定人类的活动一切如故，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海平面将会继续上升，会出现更多极端恶劣的天气状况，旱灾会增多，冰川和雪线将继续退缩。这些变化也可能会因为某一事件或某些事件的出现而突然而不是逐渐地发生。
没有人明确知道其中哪些会发生，因为人类和自然的活动肯定都要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许能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也许会使其恶化。考虑到现在的知识水平，忽视这一问题似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赌博。另一方面，要确保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大幅度地削减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但因此而造成的经济后果无人能恰当地估算出来。多数的观察家在内心深处均认为，总会有新技术或人类行为的其它改变来缓解这个问题。这实际上似乎是惟一现实的答案。既然我们不能老老实实地坐以待毙，我们就应该——以美国的方式，从最好处着想——找出我们自己的出路。
但这需要时间，而现在问题却在不断恶化。拿一些旨在缓解问题或拖延时间的措施当保单似乎很明智。惟一的问题是这份保单的成本和效果如何。一项价值不菲的保单若是起不到什么缓解问题或拖延时间的作用，那它就不会有吸引力，除非它能使我们朝降低保单的成本或缓解作用更强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方向迈进。对美国而言，原来的京都议定书肯定是一份价格昂贵但缓解作用甚微的保单。它是否是通向正确终点的一步也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经过马拉喀什会议的修改，京都议定书已大有不同，而且代价小得多了。美国轻易就能付得起这种代价，本应该在马拉喀什就签署这份协议。它在经济方面是划算的，并能免去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极大怨愤。既然我们在马拉喀什错过了机会，如果我们在“9·11”事件之后，作为美国和那时给予我们极大支持的朋友们之间团结一致的表示，而签署这份协议，也堪为英明之举。但我们也错过了这次机会，不过现在若亡羊补牢仍为时未晚。
第六章 我们只相信武力
教给他们打仗而不是读书
美国不仅仅是世界上主要的武器出口国，而且是最重要的战争教官。譬如说；美洲学校就是1946年在美国控制下的巴拿马运河区成立的，迄今已有来自拉丁美洲各国及美国的六万多名军官、学员和军士从这里毕业。成立这所学校是想达到好几个目的。一个就是要在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军事人员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据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向他们反复灌输美国文官控制军队的概念，而且能在教授他们特种行动和军民协作行动等时训练他们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理论上虽然是这样，而实际上，由于拉丁美洲的许多前独裁者均毕业于这所学校而且他们在人权问题上引发了诸多怨言，美洲学校已被称为“独裁者的学校”。公平地说，这所学校也有一些如洪都拉斯的帕斯·加西亚这样的优秀毕业生，在将权力交还人民民主管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独裁者的下台，拉丁美洲和南美各国在近十年里也成了民主国家。但这些与美洲学校关系甚微。
在最近一项更加多元化的项目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矛盾的状况。在后冷战环境下，美国军方的部分重要任务是“塑造国际环境”。这意味着大量增加军事交流，包括军事训练、禁毒计划、反恐活动、培训人员和提供武器装备等。这些活动主要是由美国特种部队来实施的，这支部队目前部署在140多个国家，其预算已远远超过30亿美元。1991年的联合交换训练法允许他们在国外和外国的部队一起训练，并且在外国部队不能负担自己的开支的情况下，允许美国特种部队代为支付。这项法律表面上旨在为美国特种部队人员提供关键性的训练；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它同时已经演变成了一个范围广泛的项目，实际上美国是在以这个项目的名义训练全世界的部队。国务院驻外机关事务局所属官员才4000名，而参与联合交换训练的人员却超过了此数；在任何时候均有大约45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全球。
看看这笔账的另一面，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如何相信武器的。1948年，即冷战开始的第一年，美国在援助及其它外交和非军事国际项目上的开支总额高达６０亿美元（1948年美元），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的3％还多，大约与当时美国的军事预算数目相当，或者说相当于2002年的1040亿美元。目前，美国全部海外非军事开支，包括大使馆的开销、援助、教育和其它所有项目，已降至不足170亿美元，或者说大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017％。而且其中近40亿美元大都是通过对外军事资助项目进行的军事援助，目的是提供一项资助计划；使外国政府能够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所以，实际上仅有大约130亿美元或者说013％的国民生产总值被用于通常意义上的援助，其中约30亿美元给了以色列，埃及也得到了20亿美元（这仍是1979年埃以和平协议的部分回报），剩下的则分给了其它各个国家。尽管有冷战的结束、和平红利、全球爱滋病的迅速传播和非洲饥荒的蔓延这些因素存在，这些可怜的数字实际上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如果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美国成了工业化国家中捐赠最少的一个。
我们也是国际组织中最不负责任的捐助者。譬如说，到2001年12月31日，我们在缴纳了以前欠下的一些会费后，仍欠联合国近9亿美元。我们的盟国已经听厌了我们总是谈论特殊负担，难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然而，即使我们真地决定提供资金，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把钱送出去，剩下的人中许多甚至都不能和接受者交谈。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务院大刀阔斧地削减了领事馆和海外办事处的数量。例如，我们在中国的领事馆数量比1939年时还要少。而且，根据总会计局的调查，国务院在多个关键岗位上都面临着人员短缺的情况，而在位的人又往往不够资格。比如，总会计局在调查中发现，在驻外机关事务局派往中国的官员中，62％的人不能达到他们的职位所需要的语言流利程度。在派往俄罗斯的官员中，这种人占41％。在沙特阿拉伯，公共外交处的处长根本不会讲阿拉伯语。为了宣传美国的理念而由艾森豪威尔政府建立的美国信息局于1999年被撤消了。“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成立了一个名为“全球联络办公室”的机构，并请了一位麦迪逊大街上的广告经理担任主任。这个办公室是既灵活又有效还是光灵活而无效，还有待于检验。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下面的事实，就一点儿也不会因为上述情况而吃惊了：美国人中只有14％持有护照，许多大学已经不再要求毕业生必须掌握一门外语了。最近的民意调查发现，87％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
冷战结束时，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短期构想过的一样，美国又有机会来考虑以某些国家真正分担维持和平的责任为基础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了。苏联已经解体，而中国也开始转向市场经济并日益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此时，联合国已成为一个将来更具可行性的机构。美国也有时间来反思像北约和日美安全条约这样的主要联盟存在的理由，以及是否有必要在海外驻军。然而美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诚然，国防开支最终降低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军事设施的规模也多少有所缩减。但考虑到苏联的军事实力大幅下降与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幅度，美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是相对增强了，并保留了基本的部署和任务。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美国倾向于参照外部威胁给自己定位，并总爱寻找敌人。在1992年之后没有具体敌人的情况下，美国仍然认为它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并以此为由保留了在海外的20多万驻军。
说来也奇怪，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总在变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不稳定”居然成了它的大敌。现有盟国及部署发生任何变动都有可能引发危险的“不稳定”，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此种情况发生。“9·11”事件和反恐战争的开始，以及对伊拉克政权更迭的注意，为美国提供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不那么危险的敌人。但这些也凸显出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经指出过的一点：在国际扑克牌游戏中，美国过于依赖军事这张牌。我们不想把自己看作好战的民族，但如果我们只相信武器的话，怎么能指望别人认为我们“热爱和平”呢？
引言
美国，一个律师最多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法制国家。这里律师的数量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我国每千人中的律师比别的国家高出好几倍。比如，有人曾经说过，美国任何一个中型城市拥有律师的数量比整个日本的还多，此话一点不假。任何一个从事国际商务的人都知道，在美国，签任何一项商业合同要考虑的法律事务都比别处多得多，文件也比其它国家的厚出好几倍。只有在美国；才会出现多数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出身于律师的状况，也只有在美国，学习法律才往往会成为通往大公司顶级职位的途径。在外交舞台上，美国也总是法治的捍卫者，尤其是总把它作为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挂在嘴边四处宣传。（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自己就经常身体力行。）当然，在国际上扩展和保护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起，美国就一直担任牵头发起国际条约谈判的角色。
然而，2002年4月尼可尔·德勒撰写了一份题为《权治还是法制》的报告，评论了美国对八项主要国际条约的反应。作者指出，美国“通过妥协或行动，以某种严酷的方式破坏了我在本报告中仔细研究的每一个条约”。当然，美国是几千项国际条约的缔约方，要说它从未完整地执行过其中哪怕一个条约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近年来，美国拒绝或削弱了好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其中包括禁止使用地雷的条约、禁止小型武器贸易的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化学战条约、生物战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等等。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