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化学战条约、生物战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等等。要说明造成美国和世界疏远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际社会限制各种武器，以及我们对军事手段的依赖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布雷
地雷深深地埋在地下，有时会默默地躺上几年的时间，在那里等待着玩耍的孩子，寻找孩子的母亲，踢足球的年轻人或者是犁耕新田的农民。它等待的总是毫无戒心的人。然后，当这些毫不提防的人恰好走到那里时，它就没有任何先兆地爆炸开来，将受害者的身体炸个粉碎，或者炸断他们的胳膊和大腿。
尽管在美国内战期间地雷就研制出来了，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它才大量投入使
用。当时坦克刚刚发明出来，打破了堑壕战长期僵持的局面，地雷则作为对付坦克的手段大出风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共布了3亿多颗反坦克地雷。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反坦克地雷就暴露出了一个致命的弱点：敌人可以把它们挖出来重新布设。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很快又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地雷——杀伤人员地雷。这种雷往往埋在反坦克地雷的周围，以防它们被人移动。这种雷中最具威力的可能当属德国的跳雷，它被触发后可以弹到臀部的高度，然后向周围宽广的空间射出数千块致命的碎钢片，以此来杀伤敌军。地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很快就不仅用于防御，在进攻中也开始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器技术突飞猛进。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不规则布撒的地雷，这种雷可以从飞机上投掷下来，触及地面时自动激活。一队飞机很快可以布撒大量的地雷，再不用人费力地一个一个地埋设了。不规则布撒的地雷最早由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使用，它是隔离敌军部队与其基地联系的武器，也是将敌军赶往不利地形的主要武器。这种地雷还被双方用来毁灭村庄，毁坏良田及破坏道路、桥梁和水源等。有时，地雷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军就常常发现在撤退的时候正好穿过自己布设的雷区。据估计，美军在战争中近三分之一的伤亡是由己方的地雷所造成的。
随着六七十年代低强度战争的频频爆发，地雷不仅被政府军大量使用，也受到了准军事部队、警察和游击队的青睐。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用的是一种经过改进的新型不规则散雷，称为“蝴蝶雷”；而且投得阿富汗几乎到处都是。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雷区常被精确地标出并绘制成图，以使人们能避开并最后将之清除，但散雷的出现及人们对它越来越频繁的滥用，使得雷区不可能被全部标出并绘制成图。阿富汗就是这种状况最真实的写照。尽管苏联人最终在1989年被穆斯林游击队赶走了，但地雷却留了下来。
英国前陆军军官，绰号“疯子米奇”的科林·米切尔中校对这一痛苦的现实感受尤深。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往阿富汗帮助阿富汗人恢复农业生产。他发现那里的地雷多如牛毛，不将其清除就不可能像样地进行耕作，由于已有的雷区没有地图，也没有标记，扫雷是一项异常危险的任务。不管怎样，米切尔没有放弃，他发起了“光荣的信托”行动来执行清除地雷的人道主义任务。
阿富汗远不是受地雷困扰的惟一国家。柬埔寨、越南和其它七十来个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战事平息后仍然残留着大约11亿颗地雷。这些地雷每年杀伤的人数大约在26万左右。1991年1月，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妇女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泰柬边界的难民营照看了地雷受害者几个月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那年夏天，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在柬埔寨成立了它的第一家康复诊所。9月，人权观察组织和人权医生组织发表了《懦夫的战争：柬埔寨的地雷状况》，也加入了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的阵营。以上这些及其它一些组织最后于1992年秋汇聚成一股力量，组成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代表们挑选了一位意志坚定、精力充沛的女性来领导这项事业，她就是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的乔迪·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这项史无先例的事业中去，最后将85个以上国家的1300个非政府组织召集到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的旗下。这一运动非常强调建立尽可能庞大的同盟，并很早就经常会见宗教、劳工、商界、科技、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人。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是较早转向这项事业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和依利诺伊州的议员莱恩·埃文斯一起提出了将美国杀伤地雷的出口暂停一年的议案，1992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来证明，这是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从此开始考虑，既然美国能采取这样的行动，这项事业就真有可能取得重要进展。1993年2月，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访问柬埔寨期间，宣布法国将禁止地雷出口；很快十几个国家纷纷效仿，发表了类似的声明。1994年6月，瑞典国会要求全面禁止地雷。8月份意大利议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禁止所有地雷的出口。接着，压轴戏开场了，在当年9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开幕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呼吁“最终根除”地雷。紧接着，他在1996年5月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到1999年，美国将在除朝鲜之外的地方停止使用“迟钝”地雷，在达成国际协议前将无限期地继续使用“灵巧地雷”（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自爆的地雷），将努力通过谈判来达成一项禁止杀伤地雷的国际协议。
这就为1996年10月召开的引人注目的渥太华会议奠定了基础。加拿大遍邀所有赞成全面禁止地雷的政府共商大计。与会者包括50个国家的政府和24个观察员国家的代表；另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团体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宣布；加拿大政府计划一年后再召集这些国家，以及其它愿意加入的国家，在1997年12月签署一项条约，立即全面禁止所有种类的杀伤地雷。与联合国在同一问题上拖沓的会谈相比，它成功地提供了另外一种快捷的方式。
但是，正当渥太华进程积聚力量时，美国的说法听起来却带上了几分迟疑。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卡尔·F·因德弗斯说，“我们不准备明确确定日期，但我们打算立即行动起来。如果渥太华进程能够在那一时间框架内完成，并且能解决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的话，我们将非常支持。”这话口气上虽然肯定，却有一大堆的“如果”。实际上，美国在地雷销毁方面正走在世界的前列，它已经销毁了武器库中的300万颗地雷，为世界范围内的地雷销毁提供的财政支持也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美国还不断延长地雷出口的禁令，并在联合国提出要通过一项决议，号召所有国家“积极奉行”禁止地雷的政策。然而，随着渥太华进程的展开，美国官员却开始表示更偏好联合国拖沓的进程了。
这是因为美国国防部想尽力达成一项能满足其关键性防御需要的条约，因此它要求有三点例外：须允许在南北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使用地雷；须允许美国在复合反坦克系统中继续使用地雷；美国须保留使用“灵巧”地雷的权利。它辩称，朝鲜应不受任何条约的束缚，因为它是冷战的最后一个战场，而地雷是37万保卫汉城的美军和非军事区另一侧100万北朝鲜军人之间仅有的屏障。无论如何，灵巧地雷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因为它们到时间就会自爆，所以不应该在被禁之列。
这一立场使莱希和其他国会领袖及世界上众多媒体一片哗然。大不列颠的戴安娜王妃在去安哥拉期间看望了地雷的受害者，以此含蓄地批评了美国的立场。克林顿8月份相应地改变了方针，同意参加将于约两周后在奥斯陆进行的渥太华进程的会谈。这些会谈系为条约的最后制定和12月份在渥太华的签署所做的准备。但是，尽管美国同意加入渥太华进程，它仍然坚持那三点例外，至少是暂时性的。克林顿收到了一封十位退休四星上将写来的信，称这项条约“存在明显缺陷、没有根据、无法实施且徒劳无益”。这封信进一步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保持原有的立场。经过又一个星期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克林顿于1997年9月17日宣布，如果这项禁止地雷条约不作修改的话，美国不会签字。因此，当122个国家，包括美国所有的亲密盟国，于12月初在渥太华签署《禁止地雷条约》时，美国只能远远地旁观。克林顿总统说：“我们国家的责任与众不同作为总司令，在派我们的战士去保卫美国人民的自由或其他人的自由时，不会不尽一切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但克林顿的讲话并不是最后的裁决。条约签署后不久，乔迪·威廉姆斯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克林顿政府后来宣布了其意向，它打算搞一些替代性方案；以代替现行体系，到2003年在朝鲜以外的地区停止使用所有的地雷，并于2006年签署禁止地雷条约。2001年5月，八位退休的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几位前驻朝美军司令官和西点军校的前校长，给新总统布什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签署禁止地雷条约。除其它看法外，他们着重强调了两点：地雷在保卫韩国方面远远没有起到关键作用，反而更容易迟滞和阻碍美军及韩国军队的行动；再说，非军事区的地雷属于韩国政府管辖，因此即便美国签署了此条约也不会受到影响。他们在信中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杀伤地雷已经过时，对美军而言弊大于利。这种观点系因某些人的说法而致；譬如说，在越南战争中因地雷而失去了双腿的前陆军上尉埃德·迈尔斯；他说“这种武器再也没用了，不管过去它的威力有多大”。8月，布什总统公布了白宫关于地雷政策的审查文件；几名官员强调；美国负有特殊的安全责任；应当首先考虑保护自己的部队及盟友（我们所有的盟友均已签署该条约并销毁了他们的地雷）。2002年2月底，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刊登了一系列全页广告和电视插播广告，敦促总统在条约上签字。到我写本书时，此事仍在研究之中。
我们只相信枪支、导弹、炸弹、毒气和细菌
小型武器是美国不愿控制其使用的另一类武器。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化学、生物和核武器，而小型武器则是穷人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联合国估计，约有5亿件这样的武器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在过去12年间发生的49起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小型武器是其中46起的首选。小型武器容易得到（不管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的途径），易于隐藏，简单易用，并难以控制。AK…47式冲锋枪的黑市价格甚至成了武装冲突的重要信号。AK…47式冲锋枪的正常价格为230至400美元。如其价格低于100美元，就说明在一段时间的激烈冲突后，和平即将来临。反之，如果AK…47冲锋枪的价格高于1000美元，那就是麻烦快要来临的严重警告。
由于司空见惯，我们已经变得麻木了。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在电视上看到小型武器造成的后果；却看不见这些武器本身。但是在塞拉里昂的沙场上，东帝汶的丛林里，索马里的沙漠里以及其他地方，过去十年间小型武器射杀了400万人，其中90％为平民，80％是妇女和儿童。
为了控制这种混乱状态，联合国大会1995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研究小型武器的问题。经过这个小组几年的努力，终于在2001年7月于纽约召开了联合国小型武器和小型武器非法交易全面会议。考虑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主要武器出口国的反对，仅召开此次会议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同时，为了使会议得以召开，在“非法交易”这个重点问题上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问题远不止纯粹的非法交易这么简单，但每个人都明白，谈及其它便会碰上美国这块顽石的强烈反对。即便仅涉及到非法交易问题，后来也证明极其困难。宽泛地说；这次会议的目标是讨论“非法武器交易中，所有导致过量积存小型武器和小型武器且会破坏稳定的相关因素”。眼下的主要目标是形成一项政治协议，而不是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以便将这些武器的生产和贸易仅限在注册生产商和代理商的范围之内；并可以给这些武器标号、对供应渠道进行追踪与核查、回收和销毁“热点”地区的武器，以及解除原战斗人员的武装并将其遣散或重新整编。对于像南非和挪威等许多国家尤其重要的是；采取可能的措施限制平民拥有这类武器并禁止将其出售给非政府实体。
美国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立即给与会代表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在会议之初的发言中说，“理论上，这次会议的目标和宗旨是值得称道的”。但他接着强调；他所说的只是军事武器，不包括猎枪或手枪，而且仅限于非法交易：“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假定所有的小型武器和小型武器都一样，或者都会造成麻烦。”为回应南非、挪威和其它国家的代表对到处都有武器的不安，他强调指出，“（美国宪法的）第一和第四修正案分别保障的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安全。同理，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公民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武器销售仅限于政府认可的实体这个问题只能到此为止了。为防止有人误解他的意思，博尔顿补充道：“我们不支持采取限制小型武器和小型武器合法交易和制造的措施。我们不支持提倡无政府组织发起国际呼吁活动。我们不支持采取禁止公民拥有小型武器的措施。我们不支持只能将小型武器售给政府的措施，美国也不会支持召开强制性会议。”除此之外，他认为大会的提议或许有一些可取之处。
这次大会以公布了一套淡而无味的“指导各国处理此项问题的准则”而宣告胜利闭幕。这套准则里根本没有提到限制平民拥有枪支问题。但只有美国人沾沾自喜。“美国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南非代表琼·杜普雷兹说。墨西哥的代表路易斯·阿方索·德阿尔瓦称美国的立场“令人遗憾”，而会议主席，哥伦比亚人卡米洛·雷耶斯则这样表达他的失望之情，“我必须要说，由于一国的缘故而使整个大会未能达成一致；我感到很失望。”许多人离开时都相信，每个美国公民都能拥有一支AK…47冲锋枪的神圣权利，将导致接下来的十年间死亡人数增加数百万。但美国人认为这和他们没多大关系。
在地雷和小型武器问题上；美国打算避免达成武器控制条约。而2001年12月13日，布什总统则通知俄罗斯，美国将于六个月后，即自2002年6月起废止一项条约——当时在两国间尚有效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这项条约是美国在1967年6月首先提出的，目的在于限制双方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1972年5月条约签署生效。它之所以能提供安全保障，是因为两国相信这样双方都不会认为自己可以免受导弹的攻击，从而不会有哪一国敢于实施首先打击，因为它明白自己躲不过对方毁灭性的报复。由于这项条约似乎正如所预想的那样促成了核僵持局面的产生，它被废弃的可能性——布什政府刚上台时首次提出——连同这届政府推行与条约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