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上没有哪条能让美国满意，于是它和中国、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卡塔尔及以色列一道，投票反对成立国际刑事法庭。最终投票结果为120票赞成，7票反对和21票弃权。这项条约只要有六十个国家签署，国际刑事法庭即可开始运转。
国际社会对美国意愿的挑战，使美国对这个法庭的成立展开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讨伐战。克林顿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签署了这项条约，但只是为了让即将上台的布什政府能有机会和联合国一道来完善这个法庭。然而，布什政府却早早就暗示它可能会走到撤签的那一步。2001年秋，参议院通过了由参议员赫尔姆斯提交的保护美国军人法案，这项法案将禁止美国以任何形式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并禁止美国向任何支持该法庭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这项法案还提出，美国可使用任何方式，包括武力，解救这个法庭关押的任何一名美国公民。正是这句话使这项法案得到了一个绰号，“入侵海牙法案”。这个法案没有成为法律，但却成了限制美国和国际刑事法庭合作的措施。
当年冬天到2002年春天，法庭成立所必需的六十个签约国显然很快就要凑够了，这时，美国政府开始向各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阻拦它们在条约上签字，结果劳而无功。4月11日，第六十个国家签署了条约，法庭开始运转。此时美国采取了极端行动。副国务卿博尔顿前所未闻地致信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通知他美国实际上正准备将其签名从条约上抹去。他解释说，美国“在世界上承担着独特的责任，要帮助人们保卫自由并推动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因而美国人可能会成为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诉讼的目标。所以，美国拒绝成为这项条约的缔约方。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尽管该法庭在美国没有审判权，但美国公民却有可能在国际刑事法庭缔约国境内活动，法庭最后还是可能会不经美国政府同意就对美国公民行使审判权。美国官员认为，在美国政府不是缔约方的情况下，让美国公民在任何地方受这项条约的约束都是不公平的。反对者则指出，如果美国人在国外犯下一般罪行，外国政府有权不经美国政府批准而提起诉讼。如果犯下暴行，那该国政府完全有权力委托国际刑事法庭进行诉讼。此外，美国只要签了这项条约，就可以对任何此类诉讼的进程施加极大的影响。他们还强调指出，尽管美国确实在全球热点地区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并不是只有美国如此，法国、英国及其它国家在各个冲突地区均驻有部队或人员，他们似乎与法庭并无摩擦。最后一点，即便美国人在别国被起诉，根据该法庭的规定，美国也有权先行起诉。只有在美国拒绝调查的情况下，国际刑事法庭才有资格介入。反对此论点者则认为，如果美国认为指控毫无道理，可能会有充分的理由不去调查。
但这次争论的不是非实质性论点，而是权力问题。美国官员展开了施压活动，想迫使签署了该条约的国家专门与美国签署双边协议，允许美国公民在该国的领土上免受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在欧洲，这种做法使得美国政府和欧盟发生了冲突，后者警告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国家，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可能会影响它们欧盟成员国的候补资格。
美国威胁说，如果安理会不批准美国所有维和人员永久免受该法庭的审判，它将从波斯尼亚开始，否决所有联合国现有维和任务的例行延期。安理会最后勉强给了美国人一年的豁免权。这不过是一种挽回面子的半拉子解决办法，但安理会表示会每年都延长这一豁免权。看上去美国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墨西哥大使阿道弗·阿吉拉尔·辛塞尔的发言道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他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不对的。”另外一位来自美国最早、最亲密的盟国的大使私下对我说了本章引语中那句话：“美国总是宣扬法制，到头来却总是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约翰·博尔顿和杰西·赫尔姆斯在本文中已多次出现，他们集中地体现着一种体制上的关键性特征。众所周知，他们两位都是“保守的共和党人”，这一般意味着他们致力于“自由”事业，并且不信任政府。他们将美国看作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府形式，坚定地倡导美国的信条，并把美国的力量和生活方式看作最终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世界都会向它靠拢。尽管赫尔姆斯在2002年退休前多年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并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博尔顿也曾在国务院身居高位，但他们坚持对别国政府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不如美国政府民主，而且更贪图安逸，他们还认为其它国家都羡慕美国的自由。他们不喜欢联合国或其它国际机构，认为这些机构腐败，缺乏民主，一心只想限制或阻挠美国施展它仁慈的力量。他们绝对相信美国的力量，并把保持美国的绝对霸权和行动自由置于首位。
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极大地加强了这类观点的影响力。条约必须经过美国参议院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而在参议院对条约投票表决前，必须由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将条约列入议事日程并召开听证和辩论会。这位主席可以将某项条约尘封数年而不进行表决，抑或可以坚持要求采取其它一些行动，以作为对某项条约付诸投票表决的交换条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统和大多数国民都支持某项条约或法规，但由于一位位高权重的委员会主席的反对，该条约却得不到通过。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观点与体制上的权力的结合，是美国常常与整个世界闹别扭的一个原因。
军火经济
美国军国主义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经济。美国曾企图把世界主要国家当作自己的准附庸国，它也曾企图控制关键的武器和军事技术。1948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为91亿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这和占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1945年相比，已经大幅减少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的军事预算马上翻了一番。冷战期间，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这已经成为一种经验法则。由于美国经济实力庞大，这笔开支的数目也是惊人的——在整个冷战期间，所有军费开支相当于现在的158万亿美元。与苏联最终因军费开支过多而导致经济崩溃不同，美国的经济承受得起这个负担。不过，美国有时总是担心落伍，有时又为可以保护美国免受攻击的不可战胜的武器系统而兴奋，而每一次这样的循环都会促成军费开支的增加。
美国的第一次恐慌发生在1954年。当时苏联“五一”阅兵的画面显示，苏联似乎已拥有大批新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并非源于英国或是美国的设计，而且可以飞至美国本土。事实上，后来有情报表明，苏联仅有为数不多的这种飞机，只不过是在“五一”阅兵时让这些飞机不停地做循环飞行，这样就使飞机的数量看上去好像是无穷无尽似的。当时美国国内对“轰炸机差距”的极度担心使美国压力很大，它一定要生产出更多的B…52来“赶上”苏联。直到1956年U…2间谍飞机第一次飞越苏联上空，才发现这种差距的优势方其实是美国，其后这种压力才消失。但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住总统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的竞选中，他强调要缩小与苏联之间正在危险地加大的“导弹差距”，建立一支难以摧毁的报复性洲际导弹部队，而这项花费高达3000亿美元。肯尼迪当选后却发现，实际上美苏在导弹方面根本没有差距，可这一事实也未能阻止他拨出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来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导弹部队。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导弹和核弹头军备竞赛，很难说到底是美国还是苏联发起的。
20世纪70年代，随着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各种限制核试验措施的出台，形势似乎稳定了一些。但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又一次使美国开始寻求免受攻击的机会。里根称，当时指导美国核威慑战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方针本身就是疯狂的。自愿接受易受攻击的可能性不是美国人的理念，于是里根提出了耗资500亿美元的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以研发一种能够将任何射向美国的导弹在其到达之前击落的武器系统。几乎没有几位科学家认为能够造出一个可以有效运转的这种武器系统。但此系统的目标是使美国免受攻击，因而无论是怀疑还是高昂的成本都不成为其问题。冷战结束后，这个项目的研发放慢了脚步，但并没有停下来，而是演变成了现在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正是因为这套系统，美国2001年才废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正如前文所述，这套系统说是用来防范“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的，但看起来却有对付中国之嫌。对其效用，人们仍然疑虑重重。正如负责采购与技术的前国防部副部长雅克·甘斯勒2002年8月对我所言，这套系统从未按照哪怕最简单的操纵指令工作过，而且容易受到诱饵及其它规避措施的影响。
当然，如果这套系统真能为美国人口集中的主要城市提供保护，使之免遭毁灭打击的话，多花点钱也值得。但当前却有几件事颇具讽刺意味。首先，尽管已经研究多年，也投入了几十亿美元，但这套计划中的系统对于9月11日袭击世贸大楼的那种导弹却无能为力。对于便携式“毒刺”导弹，这套系统同样束手无策；而这种导弹曾帮助穆斯林游击队在阿富汗取得胜利，还差点在2002年11月28日于内罗毕击落一架以色列客机。据估计，世界上约有70万枚这样的导弹，其中许多都是由美国供给那些与恐怖分子有联系的国家或组织的。这才是无赖们使用的武器：便宜，便于携带和隐藏，能够使空中旅行完全停滞。而政府却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控制或防范此类武器，当然更没有堪与“战略防御倡议“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相比的措施了。
换个角度看，我们称之为“邪恶轴心”的北朝鲜和伊朗这类国家之所以企图获得核武器和导弹；可能更多地是为了防范而不是威胁我们。我们推翻其政权的意图和对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的重视；明明白白地向许多国家的政府发出了危险信号。我们最近在北朝鲜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不为人所知。北朝鲜有几枚核武器和导弹，并以汉城作人质，我们就被迫收回了对它的威胁，但是却继续恐吓伊拉克说会随时发动进攻。这里面传递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你有核武器，美国就会对你比较理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不会改变这种策略，因为其核武器不一定非得对准美国的国土。
坚持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及其它系统的行为；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方面。你无法取消哪套武器系统或哪个基地。某个项目一旦启动，在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中攀上支持者；这些人就会将项目资金引向重要的国会选区。军火工业有意广泛分布在全国
的各个地方，就是为了确保获得尽量多的国会议员的支持，尤其是一些重要委员会主席的支持。比方说，1998年，尽管空军说不想要，但众议院议长，来自左治亚州的共和党人纽特·金格里奇还是设法追加了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以购买飞机，因为飞机是他所在的州生产的。各地保持武器系统运转的经济与政治需要导致武器产量剧增，这种剧增反过来又产生了部署和使用这些武器的压力。所以，尽管F…15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而且美国拥有一千多架F…15，美国国防企业仍计划用更先进的F…22将其取而代之。这种运作方式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有人提议部署太空武器；以防美国的空间设备受到攻击；并可用其击毁他国的卫星和空间设备。美国目前在太空根本没有任何已知的威胁，但将太空军事化的诱惑依然存在；原因在于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对某些人而言，这种计划还意味着研究拨款、工作和选票。
军火工业还是美国的主要出口业，并能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商品经济中一条铁的规律是，要尽可能扩大生产，以减少单位产品的研发成本，并逐步收回本金和研发投资。由于美国在全世界军事研发开支方面占到大约70％，所以军火出口成为美国一大产业也就不足为怪了。商业部、国务院和国防部都雇有大批人员在推销武器，或为美国武器向世界各国的出口提供便利。1999年是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世界军火贸易额经历了从1989年的700亿美元到1994年的400亿美元的大幅衰减后，上升到了近520亿美元。其中一半多一点由发达国家购入，余者为发展中国家购入。美国的出口额在世界总销售额中占64％，而且根据已经签订的销售协议，美国的份额在将来还有可能接近70％。美国武器的主要买家是沙特阿拉伯、台湾地区、日本、英国、土耳其、以色列、韩国、埃及和希腊。如果你感觉美国有时似乎是给冲突双方都提供武器，那么你的感觉并没有错。
问题并不仅仅是武器出口这么简单。美国会借武器协议来巩固与重要国家的关系，规范全球的装备和程序，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外国政府的政策。举个例子，2003年1月波兰宣布，作为加强其武装力量以履行北约新成员责任之计划的一部分，它将从美国购买48架新型F…16战斗机。此举显然对制造F…16的通用动力公司和美国经济有利，但也会带来其它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欧洲飞机制造商因此而失去了一宗生意，其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这样就会增加其成本，并使得其他客户更有可能购买F…16。（这与美国压欧洲进行更多的防务改革的作法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做还使波兰空军和美国空军有了共同之处，却未必和北约其它武装力量协调一致。由于波兰还需要美国供应它零部件，如果它要用这些飞机做某件违背美国意愿的事，美国官员手中则握有拥有影响其决定的筹码。当然，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那么；波兰空军到底要这些飞机干什么呢？北约和波兰均没有面临须用F…16对付的严重威胁，有人可能会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波兰可以更好地利用这笔资金。而这正是巴西的看法，巴西的新总统“卢拉”几乎与波兰同时宣布，他将取消上届政府订购的美国战斗机，因为巴西对这笔钱有更好的用途。此举给一位国家元首贴上了“危险的左派”的标签。
波兰也许是一直在期待以后能得到像美国与日本、韩国及其它不少国家签订的那种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这些国家可以与美国合作生产甚至合作研制武器装备。美国武器系统，尤其是飞机的销售；常常是建立在签订这种被称作“补偿”协议的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购买国；譬如说韩国；将得到在国内厂家生产部分或整个飞机的许可，而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技术也将由美国的原生产商传授给韩国。许多国家都以这种方式购买美国的飞机，以发展本国原来一穷二白的飞机工业。事实证明，日本尤其擅长此道，它一点点增加飞机零部件的生产，最终完整地参与了下几代飞机的研发。这种方式其实提高了最终产品的成本，因为和全部在美国制造并将库存产品出口相比，产量要小得多。日本的新式FSX战斗机大约要15亿美元一架，而从美国库存中购买的话，同样一架飞机的开销却不到这个价格的一半。抛开直接损失不谈，技术转让不仅会影响美国工业的领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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