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埃雷兹以色列”，即“大以色列”，这就意味着占领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领土。于是，以色列政府开始用金钱刺激定居者，向他们提供住房以及其它在以色列本土根本享受不起的生活便利设施。结果，定居者的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几千人增加到了现在的近40万人。定居点的总面积，包括军事区和特别进路在内，约占西岸地区面积的42％。
定居者及其支持者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宗教激进分子。他们中多数来自美国，并得到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和犹太组织的支持。其中一人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莫莉·穆尔采访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在以色列得到《圣经》中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所有土地之前，不可能有什么和平。”另一类更多的是从实质上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观点从其中一人对穆尔女士说的话中可见一斑。“问题不在于定居点是否合法，而在于应该把这些山丘留给阿拉伯人还是应该让犹太人来这里生活。这是问题的关键。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管持哪种观点，定居者都是一股庞大的势力，他们为之而战的“生存”，是要把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入以色列版图。
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是为了定居者的生存而战。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多数人愿意撤出大部分定居点，并把它们让给巴勒斯坦人，以换取真正持久的和平。大多数以色列人生活在1967年以色列边境稍作调整后的范围内便觉足矣，沿新的边境线把以色列和西岸地区隔开的墙，目前已在建设之中。不过，许多人不相信巴勒斯坦人仅仅对以色列撤出西岸和加沙地带感兴趣，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只有在消灭了以色列之后才会心满意足。
这种看法盛行过，也遭人冷落过。1993年9月，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实现历史性的握手之后，奥斯陆和平进程正式启动。当时有一阵子大家都兴高采烈，希望满怀。但是随着各种“路障”（本义和喻义兼有）不断地出现，大家渐渐不高兴起来，不再抱多大希望了。2000年夏、秋两季，戴维营会谈和埃及的塔巴会谈进行得很艰苦，但双方似乎很快便可达成协议，这又唤起了人们的希望。然而谈判最终还是失败了。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人现在骤然变得不屈不挠。大多数以色列人所持观点是，埃胡德·巴拉克先在戴维营向阿拉法特开出了巴方无法拒绝的价码，2000年12月在波林堡军事基地又进一步使价码更优惠，2001年1月塔巴会谈时以方又一次锦上添花。按照巴拉克和克林顿总统的说法，当初阿拉法特只要回答一个“行”字，那么以色列就会撤出几乎所有的定居点，巴勒斯坦就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得到约旦河西岸地区97％的土地，拥有圣殿山的主权，1948年以色列建国战争所造成的难民也可以有权回归巴勒斯坦国了。然而，据这种观点所言，阿拉法特居然拒绝了，并发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第二次暴动，实施自杀性爆炸。他的拒绝使人们得出了不愿得出的结论，即巴勒斯坦人的真正目标是最终消灭以色列。编辑兼作家约西·克莱因·哈列维对我说：“这件事令我忍无可忍。你知道，在过去20年里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起先，我以为和平没什么指望，后来我开始接受巴勒斯坦人的一些观点并相信他们的诚意。但是，这下全完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反击。”在海法市的一块指示牌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上面写着，“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定居者”。以色列的许多中间政治派别也纷纷感到，以色列被巴勒斯坦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与那些定居者同呼吸共命运了。
不过，也有人开始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会对此展开讨论）。是不是因为以方持续不断地新建定居点给巴方造成了类似的怀疑和绝望并助长了恐怖袭击，而这些袭击又使以色列人认为巴方留给他们的只有选择为生存而战了？正如一些以色列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是不是因为那些主张建立“大以色列”的鹰派人物有意挑起争端以激怒巴勒斯坦人，以便以色列人能够团结一致为生存而战？或者如以色列一个反战者所问的那样，是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所有的土地，但不要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
这一争论牵涉到生存问题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犹太国”的存留问题。这一点美国人不甚明了。在以色列，人们不仅经常可以听到“犹太国”这个词，而且几乎跟听到有人提起许多与伊斯兰教关联的阿拉伯国家一样自然。导致建立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根本出发点，毕竟是建立一个犹太人不再受迫害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是犹太人的，而且由犹太人控制的。如今，犹太人的控制与以色列本土及被占领土上的人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色列的国民包括500万犹太人和120万阿拉伯人，但阿拉伯人的繁衍速度要比犹太人的快得多。过去，犹太人人口不足的缺陷通过移民得到了很大弥补。但是，由于冲突持续不断，加上一些国家如俄罗斯的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移民人口已经减少。因此，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民很可能是阿拉伯人。
这样的发展趋势会带来一些令人极其苦恼的问题。如果要让以籍阿拉伯人彻底融入以色列社会，他们肯定会淡化犹太国这一概念并提出异议。如果不让他们彻底融入，那就必然意味着实行某种形式的隔离统治，这有损于犹太文明和以色列国的根本价值观。然而，令人感到不妙的是，在以色列，你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谈论“迁移”一事，就是把以籍阿拉伯人全都迁出以色列。这种主张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有点像种族清洗。而定居点只会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在被占领土还有350万巴勒斯坦人，他们的繁衍速度也远远超过以色列犹太人的。据估计，到2010年，生活在原来受托管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以籍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要多于犹太人。如果定居点继续存在并且增加，那么，届时已占人口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在“大以色列”的地位会怎样呢？正如一位以色列教授对我说的那样，“如果阿拉法特够高明，他就会放弃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表示巴勒斯坦人愿意成为以色列人，条件是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有选举权。”
正是这样一个前景，促使拉宾总理于1993年把流亡于突尼斯的阿拉法特重找回来，并以他作为主要对话者，开创了奥斯陆和平进程。他认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在稍作变更的1967年边界内只有以小以色列面貌出现才能生存。他需要一个巴勒斯坦实体和一个能与其共建和平的人。尽管阿拉法特浑身毛病，但他是惟一可能的人选。
这就导致了最后一个问题。即便是在小以色列，以籍阿拉伯人的地位问题和以色列究竟是一个犹太教国家还是一个非宗教国家的问题仍很棘手。列夫·格林伯格说：“用任何一个标准衡量，以色列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辞。对于犹太公民来说，以色列是周围地区最为喧闹最富活力的民主国家之一。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文将要见到的那样，一些以色列人认为，与巴方达成协议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太多了”。但是，以籍阿拉伯人显然是二等公民，这也是事实。雷茜克是一名给人印象不错的以籍阿拉伯妇女，来自雅法，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法语和英语说得都很流利，在一个维护以籍阿拉伯人权益的机构工作。她指出，阿拉伯人社区的学校、公共事业和道路维修部门，与犹太人社区的相比，资金明显不足。她还说，对阿拉伯人购置土地和开办企业都有严格的限制；学校的教科书只反映以色列人的历史观；阿拉伯人不是征兵对象，而且也不鼓励阿拉伯人加入以色列军队。尽管造成后面这一局面的原因显而易见而且也可以理解，但是在以色列，有服役的经历是获得晋升的必要条件。这种二等公民地位的情况竟发展到出现这种事的地步：在2003年初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两名以籍阿拉伯人议员一开始竟被中央选举委员会禁止参加连任选举。最高法院后来虽撤销了这个决定，但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尼西姆·卡尔德龙所说的犹太国理念和民主之间的矛盾。
西岸地区
不到约旦河西岸地区，你根本感受不到问题的复杂性。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说：“阿拉法特主席可以见你，但你必须在下午5点赶到拉马拉检查站。”从那以后，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问题有多复杂。拉马拉实际上地处耶路撒冷郊区，在正常情况下，赶到那儿不会超过半小时。
但是，西岸地区的一切都不正常。这一地区实际上已被以色列占领达35年。出于保护越来越多的定居者的需要，以色列人绕过各巴勒斯坦人口密集的区域，不可思议地建立了一个由多条特别通道构成的交通网，绵延400公里，供定居者和以色列军方的车辆快速安全地通行。不过，这个网络中的许多道路不是被阻断，就是要绕好长的弯。到处都是军事检查站，动辄要求车辆行人停止行进。由于上述原因，我勉勉强强地按时与我的几个向导见上了面，其中有伯利恒市市长，市长的兄弟以及尚未赴任的巴勒斯坦驻美大使。在由卡车、自行车、毛驴以及行人构成的长长队伍中，我们缓慢地向检查站挪动。以色列的士兵都是些小伙子，年龄大约在18岁至25岁之间。他们很有礼貌，而且细致周到，但我不难感觉到我的几名陪同有羞辱感。他们都是成熟而有经验的官员，却在自己的家园里被一帮毛孩子盘来问去。
一过检查站，我便发现坦克给城市街道带来了什么后果——路面变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阿拉法特设在木卡塔的总部大楼一部分已被推土机推倒。通往大楼的道路车辙深陷，坑洼密布，我们乘坐的汽车也只好颠颠簸簸，东倒西歪。几天前，沙龙盛怒之下派出他的坦克和推土机又一次挤逼阿拉法特。我们继续往前走，穿过了以军对已塌垮的大楼建立的坦克包围圈，然后停放好汽车，穿过铁丝网和沙袋进入楼内。
阿拉法特个子不高，七十七岁，患有帕金森氏症，显得苍老。很难想象他就是令以色列人害怕的根源。但他的思维依然敏捷，当天我们主要讨论了美国人最近一次冒犯，即国会刚刚通过的一项议案，该法案令总统把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那天早晨，以色列媒体兴奋得近乎病态地报导了这件事。对巴勒斯坦人来说，美国迁馆就会使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合法化，使得巴勒斯坦人收复失地的希望更加渺茫。我向他解释说，事情的前前后后只是美国人政治上的一次动作。该议案留有一个漏洞，那就是如果总统认为迁馆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他可以不遵从这一指令，而他肯定会丝毫不差地这么认为的。通过议案只是国会耍的一个手段，既迎合了国会中亲以势力，又不必冒正式实施动议的风险。美国政治把戏的确玩得很高明，可你很难向一位满腹狐疑的外国听众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清。
阿拉法特竭力想说明他既没有下令，也没有授意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色列军队几乎摧毁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所有警察局和政府机关，还关闭了巴勒斯坦人的大学，甚至拿走了计算机的硬盘驱动器。谈论这些情况时，他说他几乎没有任何能力指挥任何事情。他说：“布什要求我们实行改革，举行选举。但是，如果我们连一个电话都打不了，我们怎么能够举行选举呢？”他认为自杀性爆炸是激进组织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实施的，这两个组织正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竞争，争取获得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他同时指出，以色列对他本人的攻击越猛烈，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破坏越严重，哈马斯的力量就越壮大。他还否认是他拒绝接受克林顿的主张和塔巴和平计划的内容。相反，他说，是巴拉克在承认自己无法让以色列民众接受和平计划之后离开塔巴谈判桌的。（事实上，在后来的大选中，他输给了沙龙。）我们会本能地怀疑像阿拉法特这样的脱难老手，但他的一番评论还是很吸引人的。他说，他欢迎由美国或者由美军和国际部队保护下的国际机构实施的解决方案。他这一说法和一些以色列人的评论不谋而合。他们对我说，惟一的希望是美国人强行干预，解决问题。
萨阿卜·埃雷卡特是巴勒斯坦的首席谈判代表。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旧金山生活了八年，参加过戴维营、塔巴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所有谈判。他也是杰里科市的市长。我准备第二天下午在杰里科拜会他。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一名以籍阿拉伯人，第二天他带我来到杰里科检查站，但以军不允许他送我进城。我只好下车，步行穿过检查站，换乘杰里科市内的一辆出租车来到埃雷卡特的办公室。
我立刻问埃雷卡特，为什么无法阻止自杀性爆炸和恐怖袭击，同时，我也提到作为一个了解美国的人，他肯定了解每一次袭击对美国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力度的破坏是何等严重。他的回答着实令人不安。他说他心里当然明白。“但是，克莱德，你听我说，在杰里科，应该说我是有点权力的，但是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快成一副空架子了。杰里科市真正的头儿是检查站值勤的阿龙中尉。是他在决定谁能进城，谁能出城；老太太是否可以去医院看病；燃油是否可以运进城来。而且不止是阿龙中尉在挖我的墙脚，那边那些人”他朝清真寺一指，“也在架空我。他们跟巴勒斯坦民众讲，埃雷卡特给你们办不了任何事，只有真主能够帮助你们。我给你说说恐怖袭击吧。西岸地区的生活如同地狱。大部分地区的失业率近80％。有一半人住在草棚里，每天靠两个美元生活，而且还得在检查站等候，让以色列人优先通过。以色列人抱怨自杀性爆炸，我也认为它们不人道，但是，现在被杀死的更多的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人。每次沙龙下令实施报复和组织暗杀，就使得更多的人转而支持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他在学校经常受到骚扰和辱骂，因为我这个做父亲的被看作是一个亲美的软蛋。我只能每天晚上祈祷他不会变成一个自杀性爆炸分子，用年轻人的狂热捍卫家族的荣誉。在沙龙把我们的整个基础设施都夷为平地后，我们还能够阻止什么呢？布什是不是在开玩笑？”
至于戴维营谈判，埃雷卡特强调，他和阿拉法特都曾恳求克林顿在会谈开始前能给他们点时间做准备，但是毫无作用。当时，克林顿的总统任期还有六个月，巴拉克只希望利用谈判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巩固其日益动摇的地位。埃雷卡特强调指出，恰恰是巴方一直在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建议。例如，巴方曾建议以方把境内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土地给巴勒斯坦，作为交换，以方可以把约旦河西岸地区一些主要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入以色列本土。他还强调说，巴勒斯坦知道以色列不会同意巴勒斯坦难民大规模回归，所以建议采取自主选择回归的办法，这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可以向人民交待，巴方已经对这个感情性很强的问题作了处理，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