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之间引起竞争，那么，这种竞争有可能引起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争斗。这是因为在世界上的所有列强中，惟独欧洲具备可用来挑战美国的规模、资源、体制和技术。实际上，包括福山在内的一些观察家早就在问，“西方”一词究竟还有没有意义。鉴于美国业已宣布要实行防止挑战者崛起的政策，这种思路突然使得有关美国入侵海牙的笑话（该笑话是由于美国拒不签署国际刑事法庭公约而杜撰出来的）变得不那么好笑了。当然，实际的入侵不会发生，但是美国与欧洲之间出现某种冷战显然是有可能的。
美国人几乎都还没有认识到欧洲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反，欧洲立场的难于统一，没完没了地成立委员会，专心致志地制订八万多页令人头脑发木的欧盟全套规章制度等等，往往令我们感到不胜其烦。但是，正如肯尼迪总统1962年在发表支持欧洲统一努力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建设“联合欧洲”的任务远比建设美国的任务艰巨得多。20世纪70年代，当我作为斯科特纸业公司欧洲市场营销部的负责人在布鲁塞尔工作期间，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有过切身体验。当时，我们在欧洲主要国家里都设有分公司，并且正在努力规范我们的营销活动，以使这些活动得以在全欧洲，而不只是在某个国家里开展。
这一努力常常需要把各个不同国家的市场营销经理们召集到一起商讨市场变化。其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我们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然而，这样做并非总能行得通。此外，还有上千条理由说明全欧洲的营销策略行不通。比如说，我们在意大利北部有一家造纸厂，在比利时北部另外还有一家。我们想让这两家造纸厂向法国市场供纸。可是，比利时的纸巾卷比意大利的碰巧宽一点。这样一来，把货物运到法国超市后就造成了混乱。还有，在英国标签上的信息必须与在荷兰的有所不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不过我们已从中窥其概貌。这是一个冗长乏味、经常急得人发疯的过程，而我经管的只是一个公司和一个相当简单的产品流程。对那些正在为欧盟一次制订一个标准的欧洲官员们所表现出来的精力、耐心及奉献精神，我实在感到惊奇。
我们来看看欧洲所取得的成就吧。欧盟制服了疯狂的通货膨胀，减少了恶性国家预算赤字并对新的赤字做了限制，设立了一个欧洲中央银行，而且使用了单一的货币。如今，你可周游欧洲各国而不必兑换货币或出示护照了。人们常说，美国的经济居世界第一，日本第二。这种看法已经过时了。2002年12月13日，欧盟决定吸收10个新的成员国，2004年6月生效，欧盟的人口总数将因之达到45亿，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9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日本的两倍，仅次于美国的10万亿美元。此外，如果欧元大大强于美元，那么欧元还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货币。
对于这一发展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在全球经济领域，欧洲是一支羽翼丰满的超级势力，它使得美国无法采取单边行动。欧盟可以通过一名高级官员用一个声音说话，就像它在贸易、农业、技术标准、竞争政策及货币等事务上所做的那样，它完全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一点儿都不用受别人的摆布。假如这类事情发生，欧盟自己往往会制订标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及工商大亨杰克·韦尔奇以切身之痛领教了这一点。为了在退休前做出最后的业绩，韦尔奇试图实现通用电气公司与霍尼韦尔公司的合并。当该方案顺利通过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审查程序后，他和华尔街的人士们都认为这笔交易已是板上钉钉，并订购了香槟酒。后来证明，他们过于心急了，没有把欧盟竞争政策专员马里奥·蒙蒂考虑在内，结果正是此人扼杀了这笔交易，也毁了韦尔奇的退休宴会。蒙蒂以此证明，任何两家在欧洲设厂但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未经欧洲批准就无法实现合并。通过此举，他也维护了注重对竞争者而不是对消费者的影响这一竞争原则的有效性，而这也正是美国的典型做法。
还有比竞争政策更重要的，那就是货币。货币是王牌。以前，华尔街，尤其是《华尔街日报》总是说，欧洲货币的统一永远不会发生。当欧洲货币统一后，人们又说统一的货币无法流通，即使真地流通，欧元也不会对美元构成挑战。欧元是否能够长期流通，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它对美元的冲击。由于美元呈持续走软之势，2003年2月底，俄罗斯将它的部分外汇储备由美元换成了欧元。欧元正在成为60年来世界上从未见过的东西：一种可以代替美元的独立外汇储备货币。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在利率、存款利息及贸易赤字方面的行动自由越来越多地受到抑制。这一点美国已有感受。美国也会发现，自己要为争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系统的控制权而同欧洲扭打争执了。如果欧美之间在更大范围的全球事务上加大分歧，这一竞争有可能变得尤为激烈，最终将有可能影响美国能力的施展。
这两个经济实体还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发生其它方面的冲突。正像罗马帝国分裂后，罗马和拜占庭最终发展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一样，美国和欧洲也已演变出了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而且由于全球化的原因，这两种社会经济模式之间的摩擦正在日益加剧。差异的核心是对个人与政府的作用及责任的不同看法。美国当然强调个人而不信任政府。它信奉机会均等，但会欣然接受大量不平等的结果。2002年8月26日，《每周商务》杂志在它的头条社论中敦促在美国采取会扩大贫富差别的政策。它这样做的理由是，尽管贫富差距会拉大，可穷人的绝对收入水平也会提高。这在欧洲却是个不受欢迎的论点，因为欧洲强调的是调节不平等的结果，而人们认为政府在提高社会福利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在有关发展与福利国家的辩论中，美国一向认为，政府对工商业的自由放任政策不仅可以保持低失业率，而且还可以促进工商业的启动、创新、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提高。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们往往强调欧洲的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而欧洲人则争辩说，他们的失业人员比美国许多有工作的人生活得还要好。有那么多的美国人缺少医疗保险，而且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欧洲人为之哀叹。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这一争论似乎有可能以美国人获胜而告终。欧洲人开始设法取消政府调节并实行私有化，同时还大谈“股东”一词，并创建了纳斯达克的翻版。可是，随着科技泡沫的破灭，美国模式看上去不再那么诱人了，这一争论继尔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倾斜。正如雷诺公司首席执行官路易斯·施韦策最近在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认为，一种股票在某一短时间内的价格，是估价一家公司的价值或一位经理的工作表现的最好方法，这种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尽管美国通常对“欧洲僵化症”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欧洲许多实行高税收和高福利待遇的经济实体，如瑞典及荷兰，却运转得相当好。而且总的说来，欧盟的表现并不比美国的表现落后多远。比如说，如果对结算方式作适当的调整就会发现，美国近来大肆宣扬的生产率增长，实际上落后于欧洲的生产率增长。更重要的是，欧盟的经济基础看上去在许多方面优于美国的经济基础。欧元的储蓄率为635％，而美国的大约为3％。美国存在着很大的结构性贸易赤字，而欧盟在这方面却大体上持平。因此，为取得所谓的经济增长优势，美国每年不得不从欧洲及其它地方借债5000亿美元。正如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如今美国举债过高，已到了近乎无法支撑下去的地步。另外，欧洲有将自己的民族经济彻底融入欧盟之中的独特经验，许多人认为欧洲在全球化进程及技术方面更为先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欧洲会积极地推销自己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将会十分诱人。这样一来，全世界也许不选择美国的结算标准而采用欧盟的；而且在有关国际互联网隐私的规则上，全世界也许会摒弃美国的而采纳欧盟的。全球化也许很快就不再是美国人的游戏。
欧洲人有充分的理由对以上成就以及对取得这些成就起了主导作用的价值观感到自豪。许久以来，美欧对话的祷文一直是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然而，我们虽说是同一个大的文化背景的后嗣及民主的支持者，实际上却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之一是宗教。半数的美国人在每个周末去一次教堂，欧洲的这一数字却不足15％。欧洲人一般对美国人有关堕胎及进化与创造之争难以理解。更让人难以理解和令人气愤的是，美国的政治领袖们频频乞求上帝保佑美国，好像这个国家比其它国家更值得上帝保佑似的。托尼·布莱尔或雅克·希拉克绝不可能在对公众讲话时乞求上帝保佑英国或法国。
欧洲人担心这种对宗教的虔诚会以一种十字军精神加二元论的成分深深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导致不必要的和不一定非要发生的剧烈冲突。因为不相信有那么多的善恶之争，欧洲人倾向于寻求问题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就像欧洲人不赞同美国对宗教的笃信那样，他们也不赞同它的超级爱国主义。一名瑞士的交流学生在我家住了几个月后，对他在美国见到的悬挂国旗及经常保证报效国家的现象感到震惊。再者，在欧洲有一种感觉，认为这种强烈的崇美主义很容易转变为敌意。由于历史原因，欧洲人往往贬抑民族主义，似乎更热衷于用无休止的谈判来解决危险的问题。
美国人强调机会均等，欧洲人则更重视结果平等。诺基亚是世界上生产手机的主要厂家，但付给其经理们的薪金却相对较少。欧洲人纳闷，为什么美国需要付给经理们比他们的工人多那么多的薪水。他们对美国工商业由股东驱动的价值观存有疑问，认为股份持有者含义广泛，除了企业所有人之外，还应照顾到雇员、供货商、顾客及当地社区的利益。这种对社区的重视还包括，相信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强调个人主义而不信任政府的价值观，导致了社会上犯罪盛行，暴力充斥，其监禁率（白人为４17‰；黑人为３４０８‰，而欧洲则少于1‰。）简直令人咋舌。他们尤其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美国那么容易就能得到枪支，更不能理解需要用枪支来保障民主的论调。他们认为自己的民主是有保障的，尽管没有把每个居民武装到牙齿。他们觉得死刑尤为可憎，并拒绝把恐怖分子嫌犯引渡到美国，假如这些人有可能面临死刑的话。的确令欧洲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信奉宗教的社会怎么竟热衷于一种如此无情的刑罚。最后，他们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易受大量专门利益的影响，所以是极不完美的。然而，尽管他们发现美国社会存在着缺点，但是连法国都有61％的人仍对美国持有一种总体上肯定的态度。
反过来看，美国人则把欧洲人的无神论视为他们易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毁灭性世俗信仰影响的根源，以致在上个世纪美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从中拯救出来。他们还视欧洲人为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认为欧洲人遇到独裁者就姑息迁就，还利用美国的保护伞作防护，可是暗地里却又摆出一副道德高尚的样子。在美国人看来，欧洲人尽管自己的人口在下降却反对外来移民，在批准土耳其要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的申请上又表现得犹豫不决，还对以色列的政策提出批评，这些都略微带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味道。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欧洲根本不是个民主政体，而是一个由远离普通民众、半似贵族的精英所统治的官僚主义大杂烩，他们决意要遏制比较生机勃勃的美国，是出自嫉妒和留恋已经失去并永远不会再次获得的全球控制权。我必须再次强调，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欧洲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批评又同时是主要评论家所表达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触到了问题的症结——欧洲和美欧联盟的未来。从一开始，欧洲规划就提出，要通过经济的逐渐融合而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经济融合现已基本完成，欧洲的领导人正在考虑亨利·基辛格所提出的众所周知的问题：拨哪个电话号码能打到欧洲？我写本书时，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正在组织起草一部欧洲宪法，计划于2003年6月提交给欧洲的领导人考虑。如果被采纳，它将创建一个用更真诚的声音讲话的更统一的欧盟机构。不过，它的目标早已在文件和讲话中有了预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1999年5月在接受查理曼奖时说道，“对欧洲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外部世界所提出的，即我们如何使欧洲变得强大和富有影响力，以及我们如何充分利用欧洲所具有的潜力来永远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势力。”布莱尔后来强调，“这是一个有关集体的力量和影响力的规划此举可造就出一种超级势力。”2000年9月，欧洲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发出指示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欧洲扮演一种全球性的角色，有着与我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分量，能用有力的声音讲话，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当然意味着将由来已久的主权让位于大欧洲一体化。因此，欧盟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在牛津大学举办的2000年查塔姆讲座上指出，“如果从不受约束的行动自由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主权，那是胡说八道。一个赤身露体、饥肠辘辘、独自一人呆在撒哈拉沙漠之中的人倒是拥有主权——但却是必死无疑。”瑞典首相卡尔·比尔德也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作为独立的角色已不存在。”
这种观点是不会引起美国政客或政治家的兴趣的，然而，正如《时代周刊》的编辑约瑟夫·乔菲向我指出的那样，“欧洲领导人正在与自己的无能为力作斗争。”这种无能为力在整个冷战期间被掩盖起来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列强时代划上了句号，但欧洲作为冷战主战场的地位，以及随后美国需要与欧洲人商讨并密切合作的状况，使欧洲维持了仍居列强地位的幻觉。实际情况改变许久之后，这种幻觉仍然存在。苏联崩溃及美国人的兴趣转移之后，欧洲人的电话就没有以前响得那么频繁了。
这种无能为力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即有所体现。1991年波斯尼亚爆发种族冲突时，正值卢森堡任轮值主席。卢森堡的外交大臣雅克·普斯飞去进行他认为的救援活动，并且宣告说，“这是欧洲时代，而不是美国人的时代了。”一想起这番话，普斯现在仍然如鲠在喉。后来证明欧盟根本无力处理局势，还是美国人最终起草了结束战争的代顿协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科索沃那份尴尬。欧盟不仅无法在自己的后院发起一场有效的军事行动，甚至几乎不能够支援美国的行动。此外，尽管欧盟极不同意美国主要针对贝尔格莱德的空袭策略，而主张在科索沃本身动用地面部队，但它无力改变美国的行动计划。欧洲的反应是复杂的：对美国人的努力导致米洛什维奇政权的垮台感到欣慰，对自己的能力不足感到尴尬，对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之间的技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