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华盛顿一直真诚地希望卢的对手，美国的老朋友李会昌当选，以改变金大中对北朝鲜的阳光政策。
卢武铉不仅获胜，而且获得了年轻人压倒多数的选票。他当选之时，恰逢北朝鲜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之际。北朝鲜不仅透露了它先前的一个秘密浓缩铀计划，而且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并准备重新启动在宁边的核反应堆。北朝鲜可从这一设施提取可用以制造核弹的钚，这不仅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也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有关协议。正当华盛顿坚持在北朝鲜停止这些威胁活动之前它不会与其谈判之时，卢武铉却宣布说，他不仅将继续实行阳光政策，而且自己还要与北朝鲜展开谈判。在这一裂痕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在华盛顿前所未闻的有关朝鲜局势的观点。当然，这一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正如韩国一位高级谈判代表最近向我解释的那样，美国人理解这一观点非常重要。
美国人自己知道美国没有侵犯北朝鲜的打算，但北朝鲜却不了解这一点。迄今为止，仍没有缔结一个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50年来，美国一直在韩国驻军近4万人，并拥有对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再加上美国明显打算进攻伊拉克并将北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家，所有这些都使北朝鲜将美国视为对自己安全的威胁。美国人的观点源自他们认定不能相信北朝鲜会遵守任何双边或多边承诺。朝鲜违反1994年在《框架协议》中与美国所达成的协议而启动浓缩铀计划，就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例证。然而，1994年协议的具体条款是为了中止北朝鲜钚生产设施的修建而制定的，那些条款并没有被破坏。此外，美国本身也未遵守这项协议的关键条款。它所承诺的到2003年底20亿瓦核动力发电量的设备没有交货，“完全实现政治及经济正常化”这一点没有兑现，美国也没有作出“不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不使用核武器的正式保证”。这样，在北朝鲜人的眼里，美国得到了它最想要的——即冻结北朝鲜的钚计划，而北朝鲜得到的却大都是空头诺言。
此外，2002年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在访问平壤期间，美国已了解到有浓缩铀计划。当时，北朝鲜主动提出停止这一计划。作为交换，美国要承诺不进攻北朝鲜，并继续其承诺过的关系正常化进程。但是，凯利告诉他们必须停止此项计划，事情到此为止，没有谈判的余地。根据韩国谈判代表的看法，北朝鲜最想要的是美国的承认和一个结束战争状态的互不侵犯条约。鉴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美国、日本和法国除外）都承认北朝鲜这一事实，韩国不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就如此困难。韩国人认为，华盛顿的政策是在鹰派强硬思想路线的逼迫下做出的，这些人想要北朝鲜彻底崩溃。他们要维持敌对状态的目的，是为了在太平洋更广泛的地区部署美军寻找正当的理由。这样，在许多韩国人看来，美国和北朝鲜一样，都是解决问题的障碍。
除此之外，韩国人憎恨华盛顿所采取的横暴手段。最近有消息透露说，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曾认真考虑过发动空袭摧毁北朝鲜的核工厂。最终它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通过谈判达成了关闭该工厂的《框架协议》。然而，韩国人吃惊地发现，他们的政府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获知进攻计划，而政府当即强烈反对。韩国的首都汉城在边界以南仅17英里处，而且北朝鲜已将它作为世界上最密集炮火的靶子，任何类似的攻击几乎肯定都要导致汉城被夷为平地。美国是韩国的坚定盟友，在他们干这种会摧毁韩国首都之事的时候，竟然连问都没有问他们一声，这对韩国人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华盛顿把朝鲜列入“邪恶轴心”时，或以美国的强硬路线来损害韩国的阳光政策时，同样没有与韩国人商量。总之，韩国人认为美国对他们不重视，并对此极为憎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憎恨系由在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和商人中新近占支配地位的民主思想所引发的。他们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并已返回国内，希望韩国人与他们的美国朋友享有同等的权利。当美国并不依照它的观念行事时，他们即与许多欧洲人一样，往往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有一件新鲜事十分耐人寻味，韩国已开始向美国派送传教士了。在过去的50年间，韩国已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主要为新教，特别是基督教长老会。许多韩国人开始认为，美国越来越需要精神更新。
另外一个重要的动因便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已成为韩国产品的一个主要进口国，数量大得令韩国人预计到总有一天对中国的出口将会超过对美国的出口。此事在韩国引起了对区域贸易战略及区域化的普遍讨论。随之而来的还包括对驻韩美军地位的争论。50年来，美国人一直说在韩驻军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韩国。当然，国防部长科恩1997年有关即使朝鲜统一后美军仍要留驻的那番话一语道破了天机。事实上，美国把那些部队部署在韩国，这是它在亚洲总体军事部署的一部分。如今，麻木不仁及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政策，也许恰恰会损害美国一直在设法保持的驻军地位。
日本
从朝鲜渡过海峡就是日本，那里的形势要复杂得多，而且还在缓慢地发展，但特点与朝鲜相类似。日本实际上处于危急之中，尽管这场危急悄无声息，基本上不被人注意。假如你漫步东京街头或周游日本全境，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交通流量大得让人难以置信，餐馆里顾客满堂，火车正点运行，地铁刚好停在开门标志线前。建筑吊车随处可见，甚至连最小的村庄都通上了高速公路和快速列车。而这正是危机之象。尽管外表上光泽耀眼，实际上日本的经济正处在灾难的边缘，它的政治也已从心里腐烂，其证据就是那些建筑吊车及不知通向何处的高速公路和火车。在过去的50多年里，除了大约2年时间外，日本一直在自由民主党的管理之下，该党的权力支撑是一个铁三角，其中包括农场主与乡村居民、建筑公司与它们的雇员及相关活动人员、以及小工商业者与店员。如同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其政治体制受到腐朽的享有自治特权的市镇的操纵。由于选票的统计方法所致，日本农场主的一张选票大约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2张。自民党通过大量补贴和保护维系着这一铁三角的存在。它通过世界上一些最高种类的关税，保护着农场主不受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农场主还可以得到大量的补贴，致使国内的大米价格高到了世界市场的10倍。小工商业者同样能以各种方式得到政府的津贴，而且最妙的是，它们几乎不缴纳税金。建筑业依靠和政府签订修筑连接乡村的公路和桥梁的合同而得到大笔接济。结果是，建筑业的开支大约占整个日本经济的10％，约为美国该项花费的两倍。
此外，多年来，日本经济大都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而未曾受到进口和外国投资者的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采取了一条以出口带动经济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指导下，政府强迫实行高储蓄，这些储蓄通过银行系统集中流入诸如汽车、电子和钢铁一类的大批量生产制造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多数产品出口了，而把国内市场主要留给了日本的产品。这一系统运作得十分成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多进口少的问题十分突出，日元被迫依照1985年的广场协定升值。这时出口战略本应改变，然而，让如此成功的模式调头改向却并非易事。结果，政府并未改变出口战略，而是把资金注入经济，以抵消较为坚挺的日元所带来的冲击。这样，日本的出口可以不受较为坚挺的日元的影响而仍具有竞争力。结果造就了一个典型的泡沫，这一泡沫在1991～1992年间终于破灭，从而导致许多公司几乎破产，多家银行拥有大量无法偿还的贷款。然而，这些公司中不少都是与自民党有着密切联系的建筑公司和银行。在过去的10年里，自民党非但没有大刀阔斧地清理这些债务，而是一直在把越来越多的钱用于发放补贴。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停滞，因为早已背负过多坏账的银行仍给那些不景气的公司贷款，以使其生存下来，结果使这些银行的坏账进一步增加。现在日本的国债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仍在上升。日本现已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之中，惟一的解决办法是采取大幅度通货膨胀的措施，但这有可能影响到家庭财富；抑或可以来一场20世纪30年代式的经济大萧条，肯定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
在这当中美国都起了什么作用呢？自民党是美国的产物。1955至1958年间任中央情报局负责东亚地区活动的艾尔弗雷德·C·小厄尔默，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里担任情报与研究部门领导的罗杰·希尔斯曼，以及1966至1969年任驻日大使的U·阿历克西斯·约翰逊，均承认1955至1972年间曾向自民党行贿。另外，中央情报局与自民党以及“野寇崽”（即日本的黑手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到现在，华盛顿在日本一直支持自民党，因为它一向反对共产主义，向美国提供基地，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一直追随美国。许久以来，美日之间一直有个交易：美国负责日本的安全，并可使用日本的基地；作为回报，美国支持日本，至少要接受日本的经济政策。近年来，美国与日本在结构和金融上如此盘根错节，以至于对日本的经济政策与其说是接受，倒不如说是几乎无能为力。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日本的弊病，尤其是在其压制真正的民主的弊病中，美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病因（但远非惟一的病因，甚至也不是最大的病因）。
美国还以其它重要方式使日本畸形发展。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把讨论日本天皇作用的问题排除在外了（由于美国认为需要通过天皇来统治日本），因此日本人一直认为，这些审判不过是胜利者惯常的审判，日本从未认真对待过这段战争历史。总的来说，日本在学校里也基本不讲授这段历史。这就使日本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无法结束战争。近年来，日本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日本的战争亡灵，包括被判刑的战争罪犯的亡灵），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愤慨。而这种愤慨令许多日本人费解，他们认为参拜靖国神社与拜谒美国的阿林顿国家公墓没有什么两样。除此之外，美国就像在欧洲一样，在日本也创造了一种幻境：日本在保卫石油通道或在亚洲整体战略事务上没有承担真正的责任，它既可以肆意享有很低的国防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又可以避免应付棘手的问题。（有趣的是，美国现在不再抱怨日本国防开支的水平低，虽然日本比欧洲少得多。）驻日美军的地位给日本当局带来的实际司法权问题，其实比给韩国带来的还要多，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日本是受美国保护的国家，也是其附属国。在有关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方面，美国也没有充分同日本协商，尽管日本肯定也会成为朝鲜导弹的靶子。
以上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日本产生像韩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反美情绪，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是与美国经济关系较大的受益国，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民主没有韩国发展得那么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日本人不那么外向的缘故。但是也有些重要的信号值得注意。例如，近年来，日本轰动一时的电影大片之一是《骄傲》，这是一部颂扬东条英机将军的片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领导之下，后来他被判有罪并作为战争罪犯被处死了。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加濑秀明目前正在写一本有关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书。他说，“东条过去是个超级明星，现在仍然是。”另外，最近在东京喝咖啡时，日本最受欢迎的漫画家小林善纪告诉我，对日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把亚洲从西方殖民化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战争。最重要的是身为小说家兼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他与索尼公司的前总裁盛田昭夫一起写过一部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石原是个外向的民族主义者，他的观点虽说微妙深奥，但有点儿鼓吹沙文主义的味道。在该书中，他建议日本中断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以此来回答美国对日本贸易壁垒的抱怨。在一个厌恶腐败并对美国支持下的连思想都表述不清的自民党领导早已厌倦的国家来说，他现在成了全国惟一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一直有人作为可能的首相人选提到他的名字。假如他当选，他很有可能加入韩国人的行列，提议把美军赶走。（我曾经在日本的电视节目里与他辩论，他没有忘记强调他反对美军使用日本基地。）即便没有他的那番言论，日本要求减少美军规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日本外相川口顺子2003年2月2日宣布，日本政府将努力减少在冲绳的美军人数。
日本对美军及其基地作用的看法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大相径庭，明白这一点十分重要。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在保卫日本，日本人应该感激才是；而日本人把他们为维护基地所提供的资金称作“同情预算”。在日本，政治领袖们并不把这项拨款当作一个盟友应当对关键性联合任务所做的贡献，而是将其视为对美国的一份恩赐或礼物，以使他们得以满足自己的霸权野心。我想再说一遍，观察问题的视角至关重要。日本人喜欢美国人。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以及我与日本长达40年的接触可以证实这一点。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前任驻泰国大使的那种观点。他曾对我说，“美国需要冲突来维持其经济的运行。”日本不会明天就背弃美国，或许永远都不会。但是，美国政府里那些坚持认为日本是美国“战略伙伴”的人，也许会发现自己非常失望。
中国
美国今天与中国的关系，如同与俄罗斯的一样，比“9·11”以前明显为好。自从1972年尼克松“向中国敞开大门”以来，美中关系一直呈上下波动之势。在里根政府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在遏制苏联方面的共同利益，曾把两国拉在一起。作为里根政府的一位官员，我参加了一些与中国的早期经济谈判，可以证明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有极大的兴趣。然而冷战的结束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使两国关系冷淡下来了；而老布什政府迫于工商业界的压力以及出于更广泛的战略利益考虑，又使两国关系得到了恢复。1992年竞选总统期间，比尔·克林顿曾指责布什政府“纵容”中国人，并许诺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作为总统，在人权及其它一些问题上，他起初的确态度强硬，但不久便屈从了经济发展逻辑，首先提出了“接触政策”，并称中国为“战略伙伴”。此举激怒了一些日本人和共和党内许多右翼人士，前者认为日本才是“战略伙伴”，后者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仍怀有宿仇。
2001年，随着小布什政府的上台，美国实行的路线又一次强硬起来。中国被贴上了“战略竞争对手”的标签，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监视也有所加强。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似乎需要一个替代苏联的敌人，它选择了中国。
奥萨马·本·拉丹的出现似乎令北京喜出望外，他们迅速表示同情并主动提出与华盛顿合作，此后两国关系大大升温。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