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萨马·本·拉丹的出现似乎令北京喜出望外，他们迅速表示同情并主动提出与华盛顿合作，此后两国关系大大升温。然而，中国人仍旧担心，一旦恐怖威胁得到控制，他们有可能再次成为美国敌视的目标。
台湾是中美关系难题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如前文所述，对大陆上的中国人来说，把台湾置于中国的旗帜下，意味着中国最终重新获得了在19世纪鸦片战争中被西方殖民主义掠去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完全被视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除了美国有意要削弱和遏制中国之外，此举根本无法解释。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每当台湾领导人会见美国领导人，以及每当布什总统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卫台湾一类的话时，就是要鼓励台湾领导人抵抗中国旨在重新统一的努力，从而给北京的领导层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中国人曾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讲过（大多数专家都相信他们的话），有一点几乎肯定会引起战争，那就是台湾宣布独立。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台湾对面增加兵力部署会构成威胁，迫使美国做出反应；而中国人的观点恰似其翻版。他们认为，除了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姿态所构成的威胁做出反应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在他们看来，是美国首先制造了台湾问题，他们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视为企图遏制和破坏中国日益提高的国力及影响力这一更大目标的一部分。
这就涉及到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难题——霸权的争夺。有位中国教授所说的话，不管真实与否，却十分说明问题。他评论说，“中国曾经有过150年不幸的岁月，但如今我们复兴了。”一旦不可避免的台湾问题讨论过后，中国上层人士心目中的第二个主要话题，就是该国光明的前景以及重返各国前列的问题。不是中国人，你也许无法完全理解上个世纪的忧患给中国人带来的深深的历史耻辱感。然而，中国当前的成功所带来的愉悦和期望感却很容易感受得到。不过，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焦虑，他们认为，美国害怕中国成功，并想对其加以限制。
前文所说的美国观点的翻版又一次在起作用。例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001年初美国一架EP…3型电子监视飞机在海南岛迫降的那次事件。美国人视其为一次无故敌对行为，叫嚷这又一次证明美国为什么必须当心中国。然而，中国人则问，为什么美国飞机要不断在他们的沿海巡逻，故意触发中国的国防通信系统以便监视中国的防卫能力？中国指出，他们不仅没有这样的飞机，而且也没有在美国沿海或亚洲周边国家沿海巡逻。在他们看来，美国从充当霸权大国中获益，并且谋求保持这种霸权地位，甚至不惜通过强行阻止对手崛起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美国的所作所为，当然还有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以及其他官员要求进行预防性战争及防止任何竞争势力崛起的言论，大大增强了这种感觉。从北京来看世界，中国人看到了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部署军队和舰队，将先进的美国武器送往台湾，美国与俄罗斯缓和关系，因阿富汗冲突之故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几个与中国临界的中亚非民主国家驻扎美军。他们看到了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努力，表面上这是针对北朝鲜一类的“无赖国家”，但也是在消除中国核弹的威慑力；他们看到了美国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持下在伊拉克采取单方面行动；还看到了它那无比先进和强大的军火库。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令中国人惊恐的画面。这一画面向他们表明，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威胁。中国坚持说，它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扩张主义大国，除了对美国构成经济竞争之外，并不构成任何威胁，而经济竞争美国又说它是欢迎的。实际上，他们是说美国的姿态迫使他们在国防上浪费资源，这些资源他们宁可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许多人怀疑，美国的威胁是其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中美关系难题中的第三个因素是自豪、尊严、文化撞击和最终意向。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对美国最具矛盾心理的人。如果你在中国的一所大学做一次讲座，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会受到尖锐的提问，并遭到有关美国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以及介入台湾事物的尖锐批评。可是讲座结束之后，一半的学生会围过来询问他们怎样去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就读，或者是如何在美国得到一份工作。他们对美国的技术，它的工业和生产力，以及它的民主政府和民主精神都无限迷恋。中国人还发现，美国人与他们自己一样不拘泥形式、善于表达和易于交谈。然而，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也有极强的自豪感，并深信中国的管理方式必须不同于美国的，但中国的方式必须融入全球化的框架之中。对于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方式或称西方方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最好方式这一点，中国的官员、学者和学生一次次表现出愤慨。他们一再坚持说，世界不能只按照美国的标准运作，必须要把中国的标准也结合在内。在这种讨论中，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他们也不想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任何人。
这种说法在亚洲其它地区引起的反应是喜忧参半。一方面，除台湾以外，亚洲没有什么人担心中国会发动武装进攻。另一方面，许多人告诉我说，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的等级和权威制度将会重新调整全球的结构这一点，使他们感到有威胁。这些人觉得附近也有美国存在才更为放心。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想的一个原因，可以通过我2002年春天与清华大学师生和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长谈中看出来。在他们为美国的蛮横及西方标准的缺陷问题斥责了我许久之后，我问他们是否可以确切地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标准或未来的政治体系及地缘政治架构，他们诚实地承认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么，主要问题就在这里。中国想成为一个大国，并渴望得到美国的承认和尊重，这是一种会给我们造成很大潜在影响的愿望。可是，中国还没有能够以可以肯定的系统方式来应对变化的机构，这是一个不可避免地含有危险因素的事实。中国今天肯定不是美国的敌手，然而，在它按照自己的解释对我们的行动做出反应时，它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换句话说，我们有可能使中国的敌意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因此，我们应三思而后行，以确保中国继续沿着发展与自由化的道路迈进，这件事最为重要。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中美关系难题的最后一个因素：经济。自从1982年我执行那次早期贸易谈判任务以来，中国的变化令人吃惊。它并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但正朝着那一方向高速发展，而且这一发展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尽管它远不是个民主政体，但对普通人来说，今日的中国是个也许比已往任何时候都自由得多的地方。这一发展得到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工业界通过巨额投资和技术转让的强有力的推进。这一趋势是未来中美和平、友好关系的最好保证。这里面确有很大的讽刺意味。当我们还在中国到底是“战略伙伴”还是“战略对手”问题上摇摆不定时，美国经济已经在两个关键方面变得越来越依赖中国了。首先，由于美国越来越依赖中国供应从油漆毛刷到手机之类的所有高质量低价产品，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已达到85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聚集起庞大的美元储备，并逐渐成为美国证券的投资者。正如我们先前所看到的，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的不断流入。中国成为这一资本的较大来源后，美国将更加依赖中国。北京的官员们希望，当奥萨马·本·拉丹被除掉后，美国将无法再把中国视为敌人。
拉丁美洲
“有一个巨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在美国边境的南面，而且就要爆炸了，它就叫拉丁美洲。”2002年秋天在墨西哥城吃早饭时，这些出自墨西哥前财政部长安赫尔·古里亚的话，一下子让我茅塞顿开。当时，阿根廷在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墨西哥的失业率在上升，哥伦比亚无休止的冲突在加剧，委内瑞拉似乎至少有美国暗中支持的政变企图已经失败，而巴西的经济则处于灾难的边缘，原因是其总统竞选运动情况混乱，有可能导致左派掌权，因此国际投资者纷纷撤出资金。古里亚哀叹，华盛顿那些对拉丁美洲的情形几乎一无所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一方面在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援并发表有关冒道德风险的声明（主要指的是为了达到近期目的而实行从长远来看并不明智的政策），另一方面却对整个系统有可能崩溃的大得多的风险置之不理。他说，“巴西正在为举行民主选举遭受民主国家投资者们的惩罚。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怎么能期待拉丁美洲人坚持实行民主呢？”他还严厉批评“华盛顿一致意见”只知道依照教科书而不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政策。他说，“美国需要有一个拉丁美洲战略，但它从来没有过。”
这是美国在拉丁美洲一位比较好的朋友的评价。鉴于美国在该地区有忽儿干涉忽儿又置之不理的纪录，人们对美国的动机普遍持有讥讽怀疑的态度就不足以为奇了。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只有利益，没有朋友，而且主要是对物质利益和权力感兴趣。无论从哪方面看，美国都不是热爱和平的。实际上，另一位拉丁美洲驻美大使曾问道，“热爱和平？你是在开玩笑吧？在拉美，没人相信那种胡扯。”美国的双重标准在这里与在其它地方一样受到广泛批评。可是，这里的人们同样羡慕美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它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并普遍认为美国是拉丁美洲的惟一希望。但是，正如巴西大使鲁本斯·巴尔博萨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希望很难成为现实，因为“在这个半球不存在安全威胁或核威胁。因此，华盛顿是不会对拉丁美洲予以优先考虑的。”
这种不予优先考虑的状况一直特别令墨西哥总统文森特·福克斯失望。他曾把他总统任期成功的赌注压在他的好朋友和同为牧场主的乔治·W·布什身上，以为对方会极大地改变两国关系的形式和实质内容。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福克斯感到很痛心。不过，该地区那些我曾与之交谈过的领导人仍然希望布什会在他的任期里处理以下三个主要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控制毒品买卖以及支持民主。
经济发展是最为紧迫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华盛顿正在该地区遭受惨重失败。美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国内私有化和取消调控实行的同时，制定自由贸易协议。遇到的困难是，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已使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急剧增长，但该协议并没有达到人们的其它许多期望和预测。例如，自从1994年以来，墨西哥人的薪金和工资大幅度降低，随着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增加，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已上升。因此，向美国非法移民以寻找工作的吸引力仍然很强。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北美贸易协议造成的，它也是1995年金融危机以及油价起伏不定的结果。但是，北美贸易协议一直不足以抵消上述任何情况所带来的影响，反而带来了它自己的问题。墨西哥的产品或服务业，如蔗糖和货车运输，进入美国市场者仍然有限。与此同时，墨西哥的农业市场却在对美国玉米之类受政府补贴丰厚的商品开放，因此，墨西哥的生产商正在越来越面临灭顶之灾。欧盟的作法不同，它接纳西班牙和葡萄牙时，提供了实质性的调节援助，完全的市场准入以及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而依照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行事的美国则一直认为，贸易本身将会提供满足其它必需条件的手段。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区以外的其它拉美和南美国家里，问题甚至更加棘手。尽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贸易协议，但只有一项与智利的协议已签署。拥有南美最大经济的巴西发现，它的一多半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受到某种限制。除了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中国的挑战。一些原先由美国移入墨西哥的工厂，现在又离开墨西哥迁往中国了，因为那里的工资比墨西哥的低水平还要低得多。这个半球其它国家的处境甚至比墨西哥更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里奥格兰德以南则被视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终结的开始，而在华盛顿，似乎无人处理这一问题。
最令人烦恼的问题是毒品买卖。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它在石油进口方面的行为实相类似。在石油进口一事上，美国对廉价石油的喜好已使它陷入了中东危险的政治漩涡之中，并导致它一不小心资助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和恐怖主义分子，如今已自食其果。同样，美国对可卡因及其它麻醉剂的嗜好，正在为拉美的毒品卡特尔以及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墨西哥等地的社会腐败与腐蚀势力提供资金。美国人口中估计有2000万到2500万人吸食大麻，600万人定期使用可卡因，50万人吸食海洛因，这些人每年在毒品上的花费大约为640亿美元。自从1909年以来，美国一直采用禁止的办法，严格要求“毒品走私者、毒品贩子及毒品瘾君子都无条件投降。”然而，投降并没有发生，从毒品市场的规模以及从1985至1996年间全世界的鸦片和古柯的产量增长了两倍多这一事实即可明显看出这一点。
美国政府与毒品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而且经常是腐败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在阿富汗组织穆斯林游击队时，它就知道那些游击队员在通过销售鸦片筹措资金。到1980年为止，美国市场上60％的海洛因来自阿富汗。巴拿马前总统曼纽尔·诺列加为中央情报局充当了多年的间谍，同时他又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卡特尔有着长期的勾结。1989年，老布什政府入侵巴拿马并逮捕了诺列加，他因毒品走私被判入狱40年，现正在美国的一家监狱里服刑。然而，巴拿马仍然是洗钱和转运可卡因的重要中心。
美国对付毒品走私的办法不仅是禁止，还采用准军事的强力干涉手段。尽管美国的法庭和监狱塞满了因毒品犯罪而被捕的人，但通过治疗来减少对毒品需求的重大努力在美国却从未真正采用过。控制毒品的努力一直集中在停止生产和禁止运输上，往往使用大量的舰艇和飞机来发现、追踪及阻止毒品的流动。美国训练拉丁美洲的军事部队，并资助他们在自己国家制止毒品生产和非法买卖。他们还用飞机喷撒农药，毁掉农民在热带丛林及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农田里所种植的古柯作物。这种喷撒常常不仅仅会毁掉古柯及合法的农作物，而且还会造成水土腐蚀。帮助农民种植其它可替代农作物的努力，总的说来一直不充分，也不成功。此外，对于拉丁美洲麻醉品控制人员的训练与对反暴乱战士的训练非常类似；在该地区普遍存在游击战的情况下，这些人员常常被用来执行非禁毒任务。
有一个问题影响比较大，即对外国政府合格证书的年度审查问题。每年，白宫都须向国会证明，外国政府在麻醉品控制问题上正在与美国的努力进行充分的合作。被收回合格证书的国家就会失去外援并面临贸易制裁。这一独特的政策明显地意味着，反对毒品之战并不是在与盟国合作开展，而是在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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