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的轨道。
第三节红军总参谋长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敌人兵分三路：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进剿军”12个师为主力，在抚州、浒湾地区集结，向广昌进攻；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1个旅，进至光泽、清流地区，向长廷瑞金方向进攻；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指挥6个师又1个旅，进至信丰、寻邬地区，向兴国、雩都、会昌进攻；l个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东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
当时，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军团，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第四、五师，总兵力约7万人，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集结在金溪、黎川地区待机。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领作战局长张云逸、情报局长曾希圣等，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随军行动。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要求红军在敌部署未定之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本来是不愿意强攻南丰坚城的，周恩来并提出这样做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失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但苏区中央局决议已下，他们只好部署攻南丰。守敌为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担任主攻的是第三军团第三师。2月12日黄昏后开始了攻城战斗。激战1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红军歼敌不足1营，损失却过300。敌据城固守待援，使用了强大的火力。城外是一片开阔地，红军无法接近城墙。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研究后认为，红军被吸于坚城之下，敌增援部队已由乐安、宜黄东来，相持下去红军有被夹击的危险。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围城打援，将主力撤至东韶、洛口待机，待查清敌援军行进路线后，采用大规模伏击战法消灭敌人。
来援南丰的是陈诚部第一纵队3个师，罗卓英率第十一师沿宜黄大道开进；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指挥沿乐安山路东来。李明率本师为右纵队，令第五十九师为左纵队，平行前进，中间有海拔900米的摩罗嶂大山，联络不易，更无法相互救援。情报局长曾希圣弄清援敌行进路线后，立即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经朱德、周恩来判断商议，决心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伏击第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随即作了战斗部署，命令林彪、聂荣臻指挥第一、三军团及第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王兜、苦竹圩之线取平行道路向北前进，侧击敌人。命令董振堂、朱瑞指挥第五军团、第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由东陂进至黄陂向西兜击敌人。根据总部命令，红军左翼队于27日7时进入伏击地域大龙坪。这大龙坪西上5里，东下8里，南北两侧都是高山密林，正是设伏的绝好地形。13时，敌第五十二师进入大龙坪地区，因山路崎岖狭窄，一下子成单行行进，队伍只好排得很长。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谷间的宁静，指挥部发出了总攻的信号。顿时，狭长的山谷两侧，枪炮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队伍就象蜿蜒十几里的一条长蛇，首尾不能相顾，很快被截成数段，然后全部归于消灭，师长李明被击毙。第五十九师隔山听到枪炮声，师长陈时骥判断是第五十二师进行实弹演习。14时，行至霍源以北地区，与红军右翼队前卫遭遇。陈时骥下令就地占领阵地，与红军对峙到天黑。28日清晨，红军右翼队将第五十九师四面包围。8时发起总攻，激战竞日，至19时，歼敌4个团；陈时骥率残部逃窜，在登仙桥附近被红军左翼队生俘。陈诚遭此重挫，仍图补救邀功。将3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以吴奇伟指挥3个师为前纵队，以罗卓英指挥3个师为后纵队，前后两纵队重送行军，由东陂、黄陂经新丰、甘竹直趋广昌；打算得手后，促使蔡廷锴、余汉谋率领的左右两路军前进，达成对红军的合围。
红军主力干脆利落歼敌两个师后，由大龙坪、霍源地区撤回东韶、洛口、南团、小布地区休整待机。红一方面军指挥部设在吴村一个地主宅院里。3月16日，据侦察报告，陈诚部前纵队到达新丰市、侯坊、草台岗一线，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地区。朱德、周思来与刘伯承商议，认为如果能使陈诚部前后纵队拉大距离，红军就可以再次集中主力攻歼其一部。为此，他们命令第十一军进到广昌西北地区，伪装主力吸引陈诚部前纵队加快南进，以便伺机攻歼其后纵队。陈诚不知是计，误认为第十一军是红军主力，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1个师加到前纵队。一连几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静观敌情变化，随时准备在战机有利时出击。
3月19日夜，红一方面军指挥部里灯火通明，朱德、刘伯承跟张云逸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凝神注视着铺在桌上的地图，分析判断敌军的进展位置。
参谋送来情报局长曾希圣的敌情报告，张云逸接过来念道：“敌前纵队第十四师、第十师、第九十师和后纵队第五师经东陂、新丰向甘竹前进；其后纵队第九师在东陂山区占领阵地；其第十一师已进驻黄陂。”朱德说：“我们的战略还是各个击破，令第十一军继续钳制和吸引敌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4个师后，截击敌人后纵队两个师。”刘伯承拿着放大镜，对着地图仔细看过来看过去，手指不停地在图上最着距离。他见敌后纵队远离前纵队百里左右，已成孤立突出态势，且后纵队第十一师正位于地形复杂的草台岗地位，便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朱德立即采纳，下了打后纵队的决心，叫张云逸起草作战命令。这时，参谋又送来第二个敌情报告，说是今日下午2时敌第十一师前卫部队与本军侦察部队在草台岗遭遇，接触后敌后续部队已停止前进，另据侦听敌人电话，罗卓英令前卫第八十三旅连夜撤回五里牌。草台岗距五里牌20余里，敌3个小时即可走到。于是，起草的命令作废，重新研究作战方案。夜深了，外面雨丝夹杂着雪粒，赶走了南国早春的暖意，屋子里显得更加阴冷。警卫员把炭火盆拨旺，炒了一锅黄豆，倒在桌子上，又给每人添上一杯浓茶，这便是红军最高指挥员们的夜餐了。鸡叫头遍，第二个作战方案刚刚形成，正在起草命令，第三个敌情报告又到，说敌第十一师并未北撤，后续部队和辎重行李于天黑前全部到达草台岗，正彻夜构筑工事。刘伯承嘿嘿一笑，幽默地说：“天助我也。总司令，下命令吧。”
朱德含笑朝他点点头，又示意参谋：“请恩来同志。”周恩来因与中央局意见不一致，而中央局又叫他军事上负总责，连日来，为统一作战思想和磋商作战部署，文电交驰，疲惫不堪。待周恩来到作战室，命令已经抄写清楚。
刘伯承汇报了一夜来敌情的变化和己方的处置，周恩来看过命令，不觉眉头舒展，布满血丝的眼球里闪出了光亮，他欣然表示同意。作战命令交电台发各军团和独立作战单位。这时候已经是晨光熹微了。
由于部队早先已北进就敌，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在部署上就方便多了。这个部署是：第五军团、第十二军和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九师，并向新丰市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队，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地区之敌，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预备队。
根据命令和部署，20日夜，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21日拂晓，红军发起了攻击。在草台岗方向，敌第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宋瑞珂，正率领营、连长在雷公嵊侦察地形，研究如何配置兵力。忽然，了望哨报告：“红军大部队分路来攻。”宋瑞珂举起望远镜观察，只见晨雾中红军从西南方象潮水般涌来，东北方高山顶上也出现了红军的身影，他明白，草台岗己处于大包围的态势。于是立即向师长肖乾报告。肖乾也发现形势不妙，命令各团坚守草台岗环形阵地，作困兽之斗。红军以猛烈的冲击缩小合围圈，至中午，夺得若干高地。第十一师是受蒋介石宠爱的嫡系王牌，军官顽固反动，驱使士兵作殊死顽抗，一个连打得剩下十几个人，还能继续战斗。过午，第五军团首先突破南面霹雳山敌第六十六团阵地，敌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开了个缺口。接着，第三军团也将敌雷母山阵地突破。敌各团侧背受到威胁，遂全线动遥师长肖乾负伤，敌失去统一指挥，更陷于混乱。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部瓦解。除肖乾外，伤敌旅长l人，毙敌团长3人，营以下官兵伤亡惨重，被俘3000多人。在霍源幸免的敌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旅以及第九师的1个团，受罗卓英派遣，企图保持东破与草台岗的交通线，被第一军团歼灭大部。陈诚在抚州听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消息，急得吐血，急令吴奇伟率前纵队向南丰撤退，罗卓英率后纵队残部，向宜黄撤退。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
1933年9月，第三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奥托·布劳恩由上海来到瑞金。为保密和称呼方便，取中国名字李德，又名华夫。在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专门修了三间独立房子，作为李德的住所。刘伯承派伍修权和王智涛作李德的翻译。就第三国际的主观动机来说，是来帮助中国进行革命的，但事与愿违，由于李德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军事上瞎指挥，和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相结合，实际上帮了一个很大的倒忙，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9月28日黎川失守。10月初，在李德的住处“独立房子”，召开了有党和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军事会议，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到会。朱德、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未参加。会上，由代理军委主席项英作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李德建议：“通过地方武装，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旴江之间，并且如一年前所计划的那样，把五军团（1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继续向东北方面挺进。”①李德这个建议被采纳，并作了相应的决议，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战略方针。根据李德的意见，10月中旬，中革军委令第三军团贸然进攻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哨石，未获成功。10月下旬，又令第五军团第十三帅去打黎川东北敌人的巩固阵地资溪桥，又遭到挫折。为急于恢复黎川，第三、五军团辗转于敌人堡垒之间，陷入被动。
从1934年起，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总参谋长刘伯承则①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7页。
成为李德的幕僚。
李德是怎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呢？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要先送“独立房子”，由翻译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照地图查找大体方位，将敌我态势标在地图上，送给李德看。李德阅后提出对策和处置方案，再由翻译译成中文，送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给前方下达作战命令。
李德情况不明决心大，又管得很具体，连迫击炮的放列位置都在地图的等高线上标明，强令部队执行。部队调动，不管白天黑夜，山路平路，只按比例尺一标，就下令限时赶到。不问工事坚固程度和兵力兵器如何，下命令死守一地，造成很大伤亡。如此指挥作战，焉得不败！
因为李德越俎代疱，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作战指挥方面已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刘伯承从一开始就感觉李德的指挥不对头，可李德权威已立，他只得对李德敬而远之。李德五次到前线视察，作为总参谋长兼通俄语的刘伯承一次也没有陪同，总是找个借口避开。
5月间，一次中共中央负责人指定刘伯承陪李德到会昌视察，刘伯承以脑贫血为由请假，荐作战局长张云逸陪李德走了一趟。通过第四次反“围剿”的实践，刘伯承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认识到毛泽东对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的堡垒主义和阵地战、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略战术，他心存疑虑，未敢苟同。
从1933年10月到次年10月开始长征，终第五次反“围剿”之局，刘伯承对李德的一套，不参不谋，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忐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提出：“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特别在广东，敌军没有连续的碉堡）的间隙，而进入其后方交通路上，实行穿袭。有些边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展开游击战争，以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这种用深入敌人后方的办法来打破敌人“围剿”的杰出主张，可以说是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敌进我进”思想的最初萌芽。9月10日，他又发表了《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强调：“游击队在芽过敌人封锁线后的活动，如遭受敌人强烈压迫时，只有勇敢地再延伸，向敌人深远的后方挺进活动，这是容易达到吸引敌人后退的目的，不应企图缩回苏区，折转到封锁线上碉堡地带，恰人敌人陷阱，回旋无地，遭受严重的打击。”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主张。
他一再提出的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威胁敌人根本重地，迫敌回援，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思想，无疑是十分可贵和正确的。这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的主张，可谓互为补充，异曲同工。这也说明刘伯承的思想已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跟毛泽东一样，刘伯承的这些意见并未得到中共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相反，刘伯承因此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李德当面训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哈哈一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又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的无名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刘泊承是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李德训斥自己，他看作是工作上的争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