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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老猎人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位猎人说，早年间从板桥镇到娄山关，一直靠一条小道通行，后来修了公路，这条小道便无人再走。第四团领导据此作出了战斗部署，以大部兵力担任正面主攻，以侦察队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回侧后。1月8日，第四团发起了攻关战斗。正当守关黔军集中力量进行正面防御时，不防红军迂回部队从背后杀了上来。在红军前后夹击下，黔军很快被摧垮，残存者慌乱地向北逃窜。第四团一路尾随猛追，于当天占领了桐梓城。第四团的胜利行动实现了红军总部打开入川通路的意图。
同一天，朱德下令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由干部团担任遵义警卫工作。
并将各军团分别部署到遵义周围和乌江北岸，防备南北两个方向上敌人的可能进攻。
这时蒋介石派空军侦察，得到的报告是红军在遵义、桐梓、仁怀一带集结，动向不明。蒋介石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传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扩大的参加者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第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由总书记博古主持，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指挥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矗会上，朱德、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都发了言。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
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常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提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第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二是那里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三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向来排外，蒋介石想往里大量调兵不易。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沪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第二节巧渡金沙江
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
四川军阀刘湘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郭勋祺师四处游弋，并封锁长江，防止中央红军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进至滇东北扎西（今威信）时，薛岳的“追剿军”8个师已从乌江南岸赶来。由于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勋祺师，敌又大军云集，中革军委遂放弃在泸州渡江的企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1935年2月27日黄昏占领遵义新城，28晨占领遵义老城，击溃黔军王家烈部3个团，接着又击溃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历经5天的遵义战斗，共毙伤敌2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子弹约10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严重地打击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3月初，中央红军自遵义再次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作入川姿态，调动敌人至川黔滇3省边界地区堵截，随后却突然回头，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经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督剿”，慌忙调滇军主力6个旅来毕节、大定（今大方）、黔西，以解贵阳之围；又令薛岳的“追剿军”返回余庆、石阡布防，防红军打回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红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红军主力穿过湘黔公路，一路往西，直指昆明，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东西对进，一天走120里，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渡北盘江，4月下旬，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逼近昆明。
这时滇军主力己全部东调，吓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胆颤心惊，只好调集民团守城。
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这就为北渡金沙江，实现遵义会议决定的转入川西创立新根据地的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5月2日，朱德命令左纵队第一军团从龙街方向渡江，右纵队第三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在皎平渡方向渡江。并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
刘伯承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研究，挑选第三营去完成抢占皎平渡的任务。第三营是政治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比较强。因陈赓负伤，确定宋任穷随第三营行动。刘伯承说：“任穷啊！
限我们4号上午赶到渡口，还有明天一昼夜的时间，要走160里，还要打仗，艰巨的任务啊！不靠党，不靠政治，走不到啊！”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宋任穷对先遣营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说明能否抢占渡口关系到北上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系到全军的前途命运。不管多么危险艰难，有刘总参谋长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能完成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纵队开路的任务。他响亮地提出：渡过金沙江，抢占渡口；过了江如大部队过不去，要准备独立作战。
刘伯承想到了遵义诈城的经验，叫先遣分队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沿途遇到几股民团，一律不与纠缠，只说：“共军要在这里过江，我们去执行任务，封锁渡口。”经小仓、龙海塘、施各拉、石板河、脚纳来到离江30公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与宋任穷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来到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从抽屉里取出公文递上来。刘伯承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还没有烧的原因，“刚接到公文，还没有烧”。刘伯承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问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问得非常详细。一一问明之后，才厉声告诉他：“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前头带路。宋任穷派一个侦察组跟着他。来到江边时，船夫见几个大兵和区长一起来了，以为区长要过江办事，打招呼说：“回来啦！”
一个侦察员随机应变地回答：“回来了。”就这样把两条船控制起来了。
宋任穷政委命令前卫连连长率部先渡。连长令第三排在江边掩护，率第一、二排分乘两只船首批过江，消灭了厘金局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水深江宽，无法架桥。在当地船民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刘伯承喜出望外，在江边一山洞里，设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昼夜不停地组织人马渡江。同时，向朱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这时第一军团在龙街，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三军团在洪门渡，先头第十三团渡过江后，浮桥被激流冲垮。朱德于是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要求第三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一、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江，立即命令宋任穷，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带第三营翻山20公里抢占通安镇。第二营连夜出发，翻过山头，在通安北面与敌人遭遇。来敌是川康边防第一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带了两个营赶来增援。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第三营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垮了，溃兵满山遍野都是，刘元塘急得大哭，收容残部逃回会理去了。打完仗，指战员们纷纷议论：“刘总参谋长指挥真是英明，昨晚要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我们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呢！”
后卫部队第五军团第三十七团最后一批渡江。指战员们见到了一度曾直接指挥他们作战的刘伯承，格外亲热，纷纷打着招呼。刘伯承也很高兴，大声回答：“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仗打得好，打退了孤军来追的万耀煌部，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这是个很大的胜利。你们看，金沙江的惊涛骇浪，也挡不住我们红军，我们全军都安全过来了！”
从5月4日至9日，军委纵队及第一、三、五军团，除第三军团第十三团从洪门渡过江，第一军团1个野战医院在鲁车渡过江外，都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第九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于云南东川渡过金沙江，在沪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剿军”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是5月16日了，只好望江兴叹，徒唤奈何！
5月12日，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夺取西昌，实现在川西北与第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会议并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运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会议期间，红军攻会理城不克，绕城而过，5月16日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所辖3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冰一带隘口，阻截红军前进。许剑霜是顺沪起义时刘伯承部下的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刘怕承写一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剑霜见信后，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
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冕宁来援。
邓秀廷系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他率部前出到两昌南面的黄水塘时，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他通汉文，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知道刘伯承是川中名将。信的内容是：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对手是刘伯承，威名久著巴蜀，连刘湘、杨森也当过他的手下败将，何况自己这样的能耐，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对刘元璋不好交待。最后办法是：摆开打的架势，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邓秀廷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着红军通过。有一个彝兵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其他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忙用彝话制止。红一军团前锋也未还击，大呼“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的飞机来轰炸，邓秀廷部未摆出指示目标的标志，飞机盲目投弹，炸死邓秀廷部官兵几十人。邓秀廷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撤往冕宁地区。
第三节彝海结盟
1935年5月20日上午，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到达沪沽。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沪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刘伯承、聂荣臻接朱德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晚上，刘伯承、聂荣臻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下组织派来的人员，基本上把敌情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