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东临，雾气蒸腾。一向沉寂的大渡河畔显出了生气。一位40多岁的老船夫带着20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受领任务。原来，刘伯承一到安顺场，就派参谋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船夫来。先了解河宽、水深、流速、敌情等，又问全村有多少只船，有多少船夫，最后给他讲多串连一些船夫，帮助红军渡河。报酬是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的后事都作了安排。那船夫说：“村里的船都被抢到对岸去了，刘家军①还要强迫老百姓搬家，要把安顺场烧光，所以各屋附近都堆着柴。大家都恨刘家军，愿意帮助红军，只是没有船。”
刘伯承说：“船我们想办法，你去串连同行吧。”当老船夫听说红军找到了船，一清早起来就带着人来了。他带领大家把船拉到上游起渡点系好，把水手分成两班，做好了渡河的准备工作。
7点多钟，一营在岸边集合了。干部、战士们争当突击队，争坐第一只船，闹嚷嚷吵个不休，以致任务分不下去。当然，大家心里全明白：这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龙舟竞渡，这是战斗，是九死一生的战斗。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从礁石错列、水深流急的大渡河强渡，这要冒多大的危险！但红军指战员却要争，要抢，要争坐第一只船。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聂荣臻发话了：“算了，不要争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这时全营才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一齐盯着孙继先。孙继先跟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二连组织突击队。二连三个排又是一番争执，最后由连长点名，挑选了17个人，他们是：连长熊长林，二排长曾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①指刘文辉的军队。
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名、张万清。
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在熊长林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刘伯承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看过来，又看过去。待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
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取出怀表看了看，正好9点整，抬头对杨得志说：“开始！”杨得志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
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敌人的机枪弹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溅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阵紧似一阵。这时，刘伯承、聂荣臻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边。为了首长的安全，冲锋号停止了。刘伯承说：“号音为什么停了呢？继续吹！”这时，肖华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来，甩了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刘伯承与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故意暴露目标，目的在分散敌人火力。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和聂荣臻挤到后边去。此时，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红军6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扒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
船靠岸了。登陆点有40多级石阶，只有这个地方可以上岸。17名勇士飞身下船。敌人的手榴弹、滚雷从上面甩下来。勇士们利用石阶的死角隐蔽，竞没有伤亡。然后，登上石阶，一排手榴弹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敌人欺红军人少，一个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叫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残敌向后溃退。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船的最大容量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1个多小时，直至26日上午10点，第一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连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搞了几次都失败了。用8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刘伯承得报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中午时分，参谋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来了。”刘伯承亲自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毛泽东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接着幽默地问起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说：“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又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把刘伯承给问住了。
周恩来岔开话题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朱德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校”听到这里，刘伯承答话：“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犯愁呢。”接着详细汇报了过渡和架桥的情况。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好吧，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
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大家均无异议，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给各军团发出了相应的电报。
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于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进。前方瓦坝有刘文辉部1个团，是先1天到的，派1个营前出20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连哨又伸出5里。午后，邓华指挥先头第一师第二团与敌连哨接触。沿途只有一路可行，时而傍河，时而翻山。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抗击。第二团不顾一切往前冲，打到瓦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凭既设阵地，又抗击了几个小时，才向富林方向逃窜。当晚，右纵队在瓦坝宿营。28日，行100多里，中间翻过一座上下60里路的大山，到了德妥。这是个小圩场，有几十户人家，相传诸葛亮南征，曾在此住过。该地有民团与瓦坝溃散敌人约百人，经半小时战斗，将其歼灭。时大雨如注，天色已晚，遂在德妥宿营。第三天，行至铁丝沟。这铁丝沟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敌第二十四军第四旅由旅长袁国瑞统领在龙八布驻防，这里离泸定城50里。袁国瑞派第三十八团扼守泸定桥，第十一团前出到铁丝沟向安顺场方面警戒。刘伯承命邓华率第二营由路右山腰绕至敌人翼侧，第一、三营由肖华率领从正面攻击。敌只顾守住正面，侧背一挨打就乱了套，争相向龙八布逃命。此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该团已向沪定桥发起总攻。守桥之敌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向袁国瑞告急，袁国瑞答：“我这里也很紧张。”匆匆挂了电话。李全山知道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率残部向天全逃窜。
红四团于29日17时攻占泸定桥。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5月30日凌晨两点钟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不顾鞍马劳顿，坚持要去看看沪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扶着桥栏，俯视大渡河里咆哮翻滚的激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化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至此，强渡天险大渡河的战斗胜利结束。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第五节与张国焘的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二师第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会晤。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欢迎会，朱德、张国焘讲了话。26日上午9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问题，刘伯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会议开了3天，28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月6日，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第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这完全暴露了张国焘的政治野心。他自恃第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把一万余中央红军不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北上，中革军委改变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于8月3日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计。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26日，右路军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提出“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他还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9月8日，他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月11日又发出命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刘伯承，并逼他们表态。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接着，刘伯承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会后，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南下再过草地，9月下旬，到达台塘、松冈、党坝一带。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10月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为了支撑“中央”的门面，张国焘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头衔。但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张国焘对刘伯承怀恨在心，不久，就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任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这是刘伯承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算上南昌起义自然失掉参谋长职务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后来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10月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危及他的统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他调集王瓒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中80个团于名山及其以北夹门关、太和尝百丈等地区。两军展开连续激战。其中百丈之战最为惨烈。历时7昼夜，虽给敌以重大打击，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