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领导人誉为“太行山的‘论持久战’”。
第三节庆祝五十寿辰
正当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时候，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五十诞辰举行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
为此，第一二九师《战场报》和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各派1人，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
迎接他们的参谋首先说：“首长非常尊重政治工作，他早就在等候你们了，现在你们来晚了！”他们一迈进办公室，立正敬礼，然后抱歉地说：“师长！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站起来，以长者风度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在于分秒之间。因此行动的时间一定要准确。好了，你们要向我采访些什么呢？谈吧！”
“请首长谈一下自己简略的经历，我们想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谱，让大家了解学习。”
“算了！算了！”刘伯承挥着手说：“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过后，有个记者来访我，我先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要不，我不同你谈。即使你写出来，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略历’。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我还有事哩，害得我等了半天！”
两个来访者，被这一瓢冷水泼愣怔了。犹豫一刹，然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五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嘛！去吧！去吧！”刘伯承再次加以拒绝。
来访者奈何不得，只好去请邓小平政委来劝说。
“师长，我着您还是要讲啊！这是党的决定，没得略历，咋个祝寿嘛。
再说，这也是工作。”邓小平简短他说了几句，朝一言不发的刘伯承看了一眼，转身走了。
刘伯承坐下来，沉默片刻说：
“要说这也是工作，我是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的。我这人没得啥本事，是被旧社会逼上‘梁山’的。那时候，国际国内，弱肉强食，清工朝腐朽败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剑拯民于水人，于是富国强兵的念头，自然而然产生了。1912年，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从此投笔从戌，距今整整30年了。我是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回想起来，在此以前，我在川军熊克武部队打了不少的仗，流了不少的血，其中除开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外，大都是打‘烂仗’嘛！”他停下来，眉头缓缓聚拢，然后舒展开来，把30年的战斗经历，尽力浓缩，扼要他讲了一番。最后颇有感慨地说：“我深切地感觉到：象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听党的话，势必一事无成！总起来说一句话，我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很不容易的。
我也没有改造好，没有为党为人民作什么工作，愿和同志们共同努力作个好党员。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政治委员既然说这也是党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啰！”①①柯岗；《刘帅印象记》，《刘伯承回忆录》（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49页。
1942年12月16日，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第一二九师宾客如云，函电似雪。除本师各部队、晋冀豫各军区及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均派代表参加外，总部彭德怀、罗瑞卿、滕代远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庆祝大会，发表了热情的祝词。他们大力赞扬抗战五年以来，刘伯承率第一二九师深入敌后的辉煌战绩。号召全师指战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两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天，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五十寿辰的新闻。第一二九师《战场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刘伯承将军的略历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还发表了邓小平、蔡树藩等许多领导干部的祝词和诗文。
邓小平的贺文说：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仅具备这些品质，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30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工作，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怕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那个固执己见，那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认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以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荣誉、地位为出发点，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党的政策，未尝逾越一步。他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的口语。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淫烧杀的恶行，必愤慨于颜色；听到敌人抓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考虑保护民食的方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有同志不关心群众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他看到驻村外面的道路被水冲坏，行人把麦田变成了道路，他马上督促把道路修好，麦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在他身上太多了。他不仅率领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流血战斗中，来保护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
他和同志的谈话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错了一个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万千。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倦的模范，他不特重视理论的研究，尤其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们向下层、向群众学习。他自己就是这样作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
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介绍的。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
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
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只有祝愿他的健康，祝愿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的胜利。“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祝刘师长五十寿辰》一文，文中写道：“？？护国、护法两役，伯承同志虽然尚为青年军人，但已以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成为川中名将。在此复杂激烈的战斗中，表现出他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意志，坚持不懈。？？十年苏维埃运动中，伯承同志曾任军委参谋长、红大校长，襄助党中央及军委擘画军事，培植干部。在红军万里长征中，伯承同志指挥五军团，有时任先遣，有时作殿后，所负任务，无不完成，尤以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诸役为著，更表现了艰苦卓绝，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和军事奇才。？？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材？？”朱德还挥笔题诗，表达他对刘伯承抗战功绩的高度赞扬：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
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山河任仔肩。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也从延安发来祝寿诗两首：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山。
遍体弹痕余只眼，寿君高唱凯歌旋。
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堵即吾家。
将军五十人称健，斩得倭酋不自夸。
林伯渠、吴玉章两位老革命家共同致电祝贺：伯承同志，你率数十万健儿，在敌后坚持了五年。常常出奇制胜，维护亿兆人民，撑住半壁河山。恭逢五十寿辰，特致如下祝词：敌后苦撑持，百战英名惊日寇：太行齐庆祝，万家生佛拜将军。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遥寄《祝刘伯承将军五十寿辰》的贺诗：将军老益壮，戎马三十年。
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
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
斗争更坚决，冬青耐岁寒。
君在黄河北，我在淮泗南。
军前专征伐，敌后拯黎元。
举杯祝远道，康强慎食眠。
这一天，还有杨尚昆、陆定一、张际春等许许多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热诚祝贺的诗文，朝庆祝大会飞来。在祝寿大会上，刘伯承将军走上讲台，向大家深深致谢之后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象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力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已经到万家灯火的时分。台下黑压压的军民，忽然异口同声唱起了歌：“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我们在太行山上？？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那里灭亡？？”歌声越唱越响亮，汇同千山万谷的回声扩散到四方。
第四节勇渡难关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频繁、残酷的“扫荡”、蚕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的反共高潮，形成日伪顽两面夹击的严峻局势。与此同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无情地袭来。从1941年秋天起，太行、太岳、冀南各区旱涝交替，蝗灾猖獗，不少地区还流行霍乱、疟疾等疫病，造成根据地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和人口锐减。
面对一系列严重困难，刘伯承并没有退缩，他跟邓小平一道，根据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北方局的指示，依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通过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逐步渡过了难关。
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遇到较大困难时，于1941年12月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中心点在充分估量根据地对抗日军队和政府的负担能力，坚决防止和纠正民力过快消耗，人民负担过重的倾向，以使根据地既能支持长期战争，又利于准备将来反攻。
晋冀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首先是从思想发动开始的。1942年1月7日，第一二九师召开精兵简政动员大会，师直属队、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的干部参加。刘伯承到会作了《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他首先阐述了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我们准备反攻的最好时机，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敌后长期的游击战争，开展敌占区工作，争取瓦解敌伪军，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另一方面，我们要实行“精兵主义”。
提高部队质量，积极准备反攻。接着又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实行整编，紧缩领导机关，充实战斗连队。老弱战士与荣誉军人，应慎重地、适当地安置到地方。实行部队抽训和轮训制度，工农干部多学习，知识干部多实习。抽调强有力的部队干部参加民兵工作，参加游击队，加强人民武装。体念人民疾苦，加紧生产节约，与贪污浪费展开无情的斗争。要发扬我们党吃苦耐劳的光荣传统，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渡过接近胜利的两年。
动员会后，师直属队组织排以上干部进行讨论，着重找出过去在组织机构上、工作上及领导作风上的问题，进一步明确精兵简政的意义和作用，研究具体落实措施。
直属队的讨论十分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大胆揭露矛盾，提出改进办法，一些干部发言，谈到百团大战后正规军发展过猛、地方武装大量升级，影响了游击战争的正常开展和群众保卫家乡的热情。刘伯承插话：”这个意见提得好。正规军没有地方武装、人民武装配合，等于是‘裸体跳舞’”。干部中也有认识模糊的，特别是那些年大体弱者担心被裁掉，认为当兵吃粮自古皆然，何况八路军打鬼子还不是为了老百姓？刘伯承耐心地引导大家算了一笔帐：太行区的负担人口共150万，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脱产人员不超过负担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军二政一）的比例，应负担3万军队、1。5万地方干部，而实际上全区军队现有4万、地方干部2万多。
通过简单的计算，他因势利导他说：“大家可以明显看出，太行区脱产的军队和政府人员大大超出了民力负担的正常比例。太行区本来是贫瘠之地，眼下又逢灾荒年头，老百姓确实太苦了，我们能坐视不顾吗？”
然后，他进一步分析：“脱产人员，又以上层机关为多，本师机关和直属队达2600余人，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达540余人，而下级机关和基层连队则严重缺额。”他继续开导大家：“这种状况，不但是‘鱼大水携，而且成了‘头重脚轻’，再不加以改变，那就必然象中央指示指出的那样：‘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你们说，我们能让这样的危机出现吗？”
“不能！”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讨论中，邓小平也反复对于部们讲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比较起来，我们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讨论结束时，刘伯承作了总结。他说：“我们这次精兵，是体念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积极提高干部质量，而决非消极的裁员。这次精兵简政，要依靠群众，爱惜民力，帮助人民武装的发展。加强学习步骤，适当调剂干部。开展生产节省运动，进行组织上的整理。克服官僚主义，采用科学民主的管理方法。”
精兵简政的组织工作随之顺利开展。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颁发了《一二九帅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同时，指示司令部下达了新的编制表。命令规定，要紧缩统率机关，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