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荡”、反蚕食斗争具有根本的、全局性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肯定了这一创见，并指示华北的晋西北、晋察冀、山东、冀鲁豫等根据地也照此办理，普遍开展武工队工作。
方针既定，刘伯承、邓小平毫不松懈地抓好武工队的组织工作。他们拟定了关于武工队的组织及任务，作为组建和派遣武工队、小部队的依据。他们采取办集训队的办法，训练出一批批骨干，分派下去组建武工队。集训队成员，是从各部队挑选的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并加上太行抗大六分校的毕业学员。集训队按工作区域划分成若干组。训练内容主要是了解研究社情、敌情和各阶层的民情，明确敌后工作的任务与原则，熟悉相应的战术，并通过必要的演习加以熟练，制订出行动计划。
参加集训的干部大多数对开展武工队工作是积极热情的，他们在第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的具体指导下，认真进行着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学习和训练。但部分人员认识上有偏差，有的担心光凭几支武工队在敌占区闹不出大名堂，况且孤悬敌后，处境险恶。有的认为在武工队里限制束缚太多，群众条件和后勤供给差，不如在正规军和根据地里干得痛快。刘伯承、邓小平多次来到集训队跟大家讲形势，讲武工队的作用和意义，讲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战术，帮助大家端正态度，提高信心，消除一些疑虑。
3月里的一天，刘伯承由赤岸村出发，专程赶到虎头山下的集训队，布置武工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集训队负责人向他简要汇报了集训情况，接着请他作指示。他开门见山地宣布：“你们要我来讲一讲武工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问题，今天我就来讲几条原则，点点题，文章还是要靠你们去做。搞武工队是件新鲜事，经验要等你们去创造。”
“干武工队和干别的工作一样，必须明确工作任务、组织要求和工作方法，当然，我还要着重讲一讲战术。”
按着自己的思路，他有条不紊地讲起来：“武工队初次出动应着重于简单的政治宣传，或兼侦察，任务不可过重，距离不可过远，最多走出去一昼两夜的路程，在敌占区不要久留，次日晚间至少应回到敌我相持的游击区，必要时秘密通知就近游击队接应。这是为了求得初次出动的胜利，以便提高信心。”
“武工队的组织、派遣由军分区负责。人员依需要可多可少，少者十几，多则几十。因为是深入敌占区独立活动，环境困难，所以领导要配强。队里的指挥、政治干部都是要政治坚强、大胆机敏而有威信者。这一点关系活动成效很大。你们分派下去后要听从分区首长的安排，但要协助分区首长组织出动前的训练，就象我们这里做的一样。”他是属于那种讲究语言艺术、重视表达效果的人，声音本来就清脆响亮，再加上抑扬缓急，节奏控制有度，巧妙地弥补了川音难懂的缺陷。
“武工队要突出政治进攻，应以政策和革命的两面策略；运用宣传与组织的方法，察明敌人欺骗、配给与压制的情形，尤其是秘密爪牙的分布。并乘机进行集会，团结群众，而本身特别应严格遵守纪律。敌占区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有必要的配合，但两者必须严格分开，以免暴露力量，遭到破坏，这点要十分注意。
他具体地阐述了武工队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政治内容。
“武工队的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任务的需要与否来决定，不进行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战斗。战术一般采用避实击虚的奔袭动作，使得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捕捉。在突然与敌人遭遇时，小敌可捕捉击杀，大敌则避开。当敌人来合击时，以麻雀战分遣撤退，但预先应确定第一、第二集合场，便于收拢部队。行动应利用隐蔽地形和昏暗天气，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散布谣言，曲折运动，以迷惑敌人。行军不重复一路，宿营、休息不久停一地，即使暂时停止也应在四通八达之处，一切使敌人不意。放警戒不宜过远，以免过早暴露。全部活动必须严守秘密，不露动向，依靠居民作潜伏地探，通信也极应秘密，不落痕迹。对敌人要特别注意捕击它的侦察与通信机关，使它耳目手足麻痹失知，摸不着我方规律，而利于我方抓住它的弱点进行袭击和合击。”
他详尽地讲解了武工队应该采用的各种战术。
看着学员们兴奋活跃的面孔，刘伯承满意地笑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大家集中注意力。接着发问：“听说你们有人看不起武工队，怪话连篇，说什么‘一条长虫两个蛋，敌人窝里难动弹’，有这么回事吗？”①会场里立即响起一片哄笑声。
“别小看这一条枪两个手榴弹，发挥得好威力可大了。武工队深入敌后独立活动，任务艰巨、困难，危险在所难免。但它的作用和意义十分巨大，① 1980年1l月采访李天茂谈话记录。
是扼制敌人向根据地“扫荡”、蚕食的战略性行动。武工队斗争内容复杂，包括政治、军事斗争。形式多样，有隐蔽斗争，也有公开合法斗争。既要使自己站住脚，又要打击敌人，配合根据地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把你们这些骨干拿出来，去挑这副重担。我们还想了办法，在目前经济极困难的情况下给你们提高待遇，每人加发5元钱、一套军装、一套便衣。为便于你们独立行动，特地规定武工队对一些重大问题可以先斩后奏。当然你们应谨慎行事，不能乱来。”①一番话把大家的情绪更高地鼓了起来。刘伯承最后鼓励大家：“武工队是创造、发展游击战争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希望你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际斗争闯出新经验、做出新成绩，成为带动我师和各军区武工队工作的先驱者！”
刘伯承、邓小平还分别情况对一些重点地区的武工队工作做了具体指导。太行第二军分区，楔入正太、同蒲、白晋3条铁路交通线之间，从北面屏障着整个根据地，被称为“太北的门户”，首当其冲地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敌人反复用重兵“扫荡”，以政治结合军事、经济、文化等的综合手段进行蚕食。到1942年初，全分区纵横9个县境被割裂成互不相连的条、块，完全变成了“格子网”，成为太行根据地斗争形势最严峻的地区。武工队方针刚一确定，刘伯承、邓小平就把第二分区的领导成员召到赤岸。邓小平说：“党中央、毛主席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局势即将到来，我们要争取两三年内打败日寇。目前是接近着胜利，但又极端困难，这叫‘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为当前暂时的严重形势所左右。”②“对！”刘伯承接着补充。“认清了形势与前途，才能有胜利的信心和斗争的办法。敌人不是向我们根据地前进吗？不怕！我们也要向敌人前进。
要轻装，放下包袱，改变过去单纯以主力与敌人周旋的战术，组织起许多支精干的武工队，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繁殖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这样，不仅可以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而且能够扩大我们的阵地。”
武工队很快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仅仅几个月时间，太行、太岳、冀南3区就派出42支武工队，约1400余人。武工队象一支支利箭，飞插到根据地的“格子网”或边沿敌占区内。为了加强武工队的威力和便于掩护，各分区还相应组织了一批武装宣传队、侦察队等小部队，随武工队一起行动。这些武工队、小部队采取灵活多变的办法和战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日伪武装和政权，瓦解和争取伪军，开展和繁殖游击战争，逐步站住了脚跟。
保护群众利益，解除群众对敌负担，是在敌占区发动群众的关键。武工队通过建立村、户联络，贴标语，散传单，召开小型群众会等，唤起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有了活动的基矗但敌人随即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通过伪保甲系统，向群众发出威胁：“谁家墙上有八路军的传单标语，就烧谁家的房子”，“谁参加八路军召开的会，听八路军的宣传，一次割耳，二次断腿，三次杀头”。于是，群众恐慌起来，有意躲避武工队。武工队遵照刘伯承、邓小平关于“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指示，一方面继续向群众作宣传，揭露敌人割裂八路军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阴谋；一方面改换斗争策略，想方设法免使群① 1980年11月采访李天茂谈话记录。
② 1980年11月采访李天茂谈话记录。
众受害。标语不再贴到老百姓的墙上，而专贴到伪政权机关的屋墙上，或是日军的布告栏里以及庙墙、大树、电杆等上面。开会，不把群众召集到一块，而是利用晚间，选择村头高地，通过喇叭筒向村民“广播”。春耕时节，老乡们下地生产，武工队员便深入田间，一边帮助干活，一边做发动工作。日伪组织向群众强迫征壮丁和征粮，武工队就替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或抗或拖；非办不可的，武工队采取半路“伏击”的办法，救出壮丁，抢下粮食，发还群众。武工队又适时集中力量摧毁了日伪军组织的“棒棒队”和“肉电杆”等特务组织，解除群众的痛苦和顾虑。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终于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但坚决抗日，而且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救星，因而纷纷自动投入抗日活动，真心诚意地掩护和帮助武工队。武工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如鱼得水，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地开展起来。
一批批游击小队、游击小组相继建立起来了，割电线、通情报、除汉奸，配合武工队打击日伪军，动摇了敌占区的统治基矗瓦解伪政权、伪组织的工作也有了进展。武工队正确执行争取伪军的政策，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用多种方式向伪军、伪组织展开政治进攻，或喊话，或散传单，或上课，宣传抗战快要胜利的形势和唤醒伪军的民族意识。又利用伪军、伪组织成员大多是本地人的特点，发动群众村串村、亲串亲、友串友，深入进行瓦解工作。一些伪军开始跟武工队拉关系，愿做内线，逐步酝酿反正。一些伪组织主动找武工队接头，有的从原来一面应付日军，变为两面应付；有的从两面应付，发展到更多地倾向八路军，有的甚至完全靠拢八路军，为武工队所掌握和利用。
武工队在敌占区纵横出没，大显神威，日军惊呼出现了“心腹之患”，不得不抽出部分兵力加以对付，这就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有效地支援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这年夏季太行反”扫荡”中，武工队、小部队领导游击队、游击组乘虚攻击日伪军的后方运输线和据点，并引导和协同跳到外线的主力部队突击日伪军的弱点，直接配合了腹地的反“扫荡”。武乡段村、辽县苏亭、襄垣五阳、潞城黄碾等地成功的伏击、袭击战，长治机场威震敌胆的奔袭战，都包含着武工队、小部队的功绩。
经过半年的实践，刘伯承、邓小平于9月主持制订了《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明确规定武工队的政治领导由军分区政治部负责。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必须是县（团）级以上干部，地方政府应派驻代表。并进一步确定了武工队的任务和行动准则：切实照顾和保护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要由武装作依托，包括部队的武装支持和武工队本身的武装，以坚持斗争，保持优势；惩治死心蹋地的汉奸、特务；加强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样，以武工队形式贯彻的敌进我进方针，就更加完备、具体了。
晋冀豫根据地不断加强武工队工作，以敌进我进的坚决手段与敌人斗智斗力，逐步取得了成效。至1943年上半年，冀南恢复和扩展了10个县，约占全区面积的十分之一，太行被日伪军严重蚕食的平汉路西侧广大地区，大都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打开了高平、长子、沁水、沁县等边沿区的工作局面。自10月起改隶第一二九师的冀鲁豫军区，北端形势最严重的第一分区，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在紧靠津浦铁路的敌占区，开辟了一块纵横六七十里的游击根据地。纵观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武工队、小部队恢复和扩展的面积及增加的人口，约占全年恢复扩展和增加总数的五分之三。敌进我进方针取得了战略性的伟大胜利。
7月以后，刘伯承接连写出《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对敌进我进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指出敌进我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这种产生和运用于人民解放斗争的方针，只能为人民军队所独有，而为日本侵略军以及中国其他军队所无法采用。八路军运用敌进我进方针挺进华北敌后，建立起一个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军回兵“扫荡”、蚕食的情况下，八路军义依靠敌进我进方针，分兵深入敌后之敌后，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敌进我进，作为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第六节在延安
9月，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跟彭德怀一起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起开展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目的在于通过普遍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和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思想基矗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伯承与邓小平一起，已经领导开展了晋冀鲁豫区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5月到1943年8月，完成了整风第一阶段的任务。他们带领广大干部学习了整顿三风的文件，对照检查了思想、工作和作风方面的问题，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和斗争。
9月以后，他们将整风运动转入第二个阶段，发动干部对自己的政治立尝思想意识、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进一步进行检查，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明确自己改造的方向。在思想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展开坦白运动，审查干部。
延安方面，这时候已经完成了普遍整风的任务，正准备从10月开始组织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刘伯承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需要他来参与总结和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经验。到延安参加整风，刘伯承内心是十分高兴的。多年来，他虽然在戎马倥偬中始终不忘抓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论著，用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水平，但毕竟受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这种学习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他所领导的晋冀鲁豫区的抗战，已经过了6年有余，各方面的工作也需要认真地做一番总结，以指导今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参加革命近20年，思想、工作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希望和期待，但也走过一些弯路，同样需要进行仔细的清理和总结。再就斗争形势而论，1943年后晋冀鲁豫区的敌情有所缓和，允许他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因此，他愉快地踏上了通往延安的道路。
9月底的一天，刘伯承偕同爱人汪荣华，来到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一起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