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秋老冬至的时候了。刘邓大军的10多万健儿，都还不曾解决御寒的冬衣。无论行军、作战、站岗、放哨，人人都还是单衣、草鞋。
11月上旬，野战军指挥部移到了鄂皖边的刘家畈。群众把火盆、暖手笼、毡毯、棉被送到刘伯承、邓小平等的住室来。最初，他们坚决让警卫人员婉言送还。后来，由于抵不过大家的深意挚情，只好收下来，分送给执勤的战士和伤病员。
此刻，刘伯承、邓小平把解决全军的冬衣，作为战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关怀着刘邓大军，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冬装来，或者送银元来让部队就地采购，但缓不济急，一时难以送达。
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就地筹划，他们找来了后勤部的负责人，商量打好“棉衣战”的问题。当后勤负责人向他们汇报有的部队已经按政策向群众买了一些棉花、布匹，准备找裁缝缝制棉衣，然后总结经验冉向全军推广时，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部队的主动性和你们的想法都不错，可是现在又是闯险关，慢腾腾地要不得！只要我们下决心，不要中央和兄弟部队支援，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
邓小平强调说：“对，咱们要靠自己创造奇迹！”
“棉花、布匹各部队都动手，看来可以解决，就是大别山的妇女大都不会做针线活，裁缝师傅有些难找。”
没等后勤负责人把困难讲完，刘伯承一反平日的耐心说：“不能把眼睛只看着人民群众嘛！我们共产党人作的是前人没有作过的事，我们人民解放军也要有勇气和信心，去创造任何军队没有创造过的奇迹！
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工农的子弟兵，他们中间有各种行家能干。咱们在敌后山沟里能办起兵工厂，能搞大生产运动，能挖窑洞盖房，出了多少木匠、铁匠、泥瓦匠，出了多少养猪、种菜、粮食‘状元’。现在，咱们要把部队的弹花、浆染、裁缝巧匠都找出来，以他们为骨干，在每个班、排都开起裁缝铺、被服厂。扛枪男儿汉，人人都来一面打仗。一面学女红，怎么样？”
说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没有谁再提什么困难。要下达全军自己动手解决棉衣问题的命令时，邓小平着重嘱咐说：“在筹集原料时，一定要注意工商业政策。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店铺，也要按价付款。人逃亡者，可留下借条，将来偿还。”
一个自制棉衣的行动，旋风般地在全军展开了。一个个小作坊在用竹鞭、树条弹棉花。有的学剪裁，有的学针线。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不停地从这个连队到那个连队，从这个“作坊”到那个“作坊”，亲自看望战土们穿针引线缝制冬衣。一天，司令部有个参谋，在用花布剪裁棉衣，据说是因为公家没有发染料。刘伯承感慨地说：“同志啊！革命不能靠发武器打敌人，我们的染料也不能等着发啊，把草烧成灰，不就是很好的染料吗？”
他还细心地研究出了裁棉衣的规律，不论棉袄棉裤，只要周围比单衣单裤宽一寸，套进棉花就合身；用吃饭的磁碗作量具剪裁衣领。
只化了半个月的时间，崭新的棉衣就穿到了南征指战员身上。大家暖在心里，笑在脸上，自编的“棉衣曲”到处歌唱。
刘邓大军战略展开的第二回合又已胜利实现。与此同时，挺进豫皖苏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谢兵团，都已胜利展开。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解放大军的予头，戳到了蒋介石的卧榻之旁！
第三节开辟中原
眼看着大厦将倾、覆灭不远的蒋介石，又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调回了10个旅，纠合原在大别山的23个旅，达到了33个旅的兵力。整个围攻行动由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白崇禧于11月27日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专事围攻大别山的刘邓大军。
局势是严重的。但是，刘伯承、邓小平从战略、战役的角度分析、衡量，坚定地认为敌人的疯狂，只是垂死挣扎、回光返照，实际上敌人已经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
个别目光短浅的人，对胜利的信心又有些儿动摇了，甚至把国民党军这次围攻同蒋介石“围剿”苏区的往事相提并论。刘伯承耐心地对大家说：“我们不要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要象我们四川人说的蚊子咬菩萨，看错了人。
敌人对大别山的‘围剿’，虽然形式上敌众我寡，同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相似，但实质上则完全相反。过去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则恰恰相反，敌人的围攻是我处于战略进攻，敌处于战略防御下进行的。我们早就说过，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就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我们吸引越多的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背得越多、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我们应该越觉得光荣。
不要忘记，全国下的是一盘棋啊！”
毛泽东十分关心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发来指示说：“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由大别山的刘邓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冀鲁豫根据地及时增调了第十、十二两个纵队到大别山来，还派第十一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护送来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对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起了重大作用。11月27日，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第十二纵队到达大别山，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会合。大家战地相逢，分外高兴。31日，王宏坤率第十纵队也来到了大别山。
12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在大别山立足生根。以第十、十二纵队西越平汉路，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由刘伯承和张际春率野战军司令部后方指挥部、中原局和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担负外线作战任务。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则率野战军司令部前方指挥部和第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这个分工经过了一番争论，结果是邓小平的意见被采纳，主要理由是刘伯承年纪比他大一轮，身体又不太好，需要稍好一点的环境。
分手的那天，邓小平冒着雨雪寒风给刘伯承送行。他们都不上马，并肩步行，一坡又一坡，一程又一程。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过，但都象有一肚子话要说。刘伯承担心，一旦敌人发现有部队转到外线去，邓小平身边的斗争形势会更加险恶，于是又一次提出坚决把警卫团给他留下，并叮嘱李达特别注意政委的安全。邓小平则要刘伯承保护“心灵的窗户”。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嘱咐管理处，无论如何要给刘伯承准备一盏美孚煤油灯。
直到夜幕降临，两人才互相道别。刘伯承翻身上马，一面走，一面吩咐身边的随员们说：“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去找邓政委。”并特别嘱咐电台，要按时和邓政委联络。从此以后，他增加了每天早晨向警卫员问话的内容，第一句话必定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刘伯承分兵北去，白崇禧摸不清虚实。为了阻止刘邓部队在淮北得到补充和发展，也为了乘机扩充他自己的地盘和势力，他采取围攻和追剿并举的方针，令整编第十一、十、八十五师向淮河跟追。
12月13日，野司后方指挥部按照预定的行军路线，赶往光山县西南北向店宿营。
这晚，天黑得如墨似漆，伸手难见五指。刘伯承到达北向店附近的何小寨时，已经是后半夜，村子内一片寂静。他询问了警戒布置和叮嘱尽快与第一纵队取得联系后，就放心地歇息下来。拂晓，突然接到报告，旁边村庄发现驻有敌人。参谋和警卫部队的领导顿时紧张起来，他们十分担心刘伯承和指挥部的安全。刘伯承问明敌人并未发现自己部队，让大家不要慌，有秩序地进行转移，并命令警卫员速去通知中原局机关和野战军司令部直属队。在刘伯承沉着的指挥下，指挥部等安全脱离了敌人，很快到达第一纵队第二十旅驻地。
等到敌人发觉，已晚了一步。刘伯承命令第一纵队第一、二旅坚决阻击敌整编第十一师，第二十旅负责掩护指挥部等。激战一天，终于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一场不预期的遭遇战顺利地结束了。
事后，刘伯承诙谐地说：“我带着野战军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一大摊子转移，真好比是李逵背娘，这一回我差一点当了李逵，让老虎把娘吃掉。可要记取教训啊！”
16日，刘伯承率指挥部和第一纵队冒雪渡过淮河。21日。刘伯承率指挥部移驻杨埠附近的韩老家，并下令在此休整一星期。司令部有位干部担心这里处于沙河与洪河、汝河之间，活动不便，不可久留。他找到刘伯承说：你一再强调背水作战，兵家所忌，这次为什么不怕背水了呢？刘伯承笑着告诉他，军事原则不能死套。我们现在已到淮北，这边的敌人是另一个系统的，我们住在敌人两不管的地方，很安全。
留置大别山的主力，在邓小平、李先念等的领导下，结合军区部队和人民武装，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适时地集中或分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攻。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1。1万多人，收复了太湖、英山、立煌、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等10余座县城。
与此同时，第十、十二纵队乘敌主力被吸引于大别山的有利时机，迅速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横扫敌人保甲系统和土顽武装，占领广大乡村，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至12月底，共歼敌4000余人，解放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京山、钟祥、天门、潜江等县城。这一胜利，威胁到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迫使他们不得不急忙从大别山抽调部队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在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
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斗争，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胜利实现了毛泽东预料的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中原三支大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县城百余座，在江淮河汉之间建立了中原解放区。
第十五章中原逐鹿
第一节“这里就是逐鹿潮
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进到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后方指挥部会合。邓小平关切地询问刘伯承的健康状况，刘伯承幽默地说：“没啥子事，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
这时候，随着围攻大别山的失败，国民党军在全国其他战场上也迭遭严重打击。为了应付人民解放军越来越猛烈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收缩战线，由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除企图继续坚守东北、华北外，对于生命攸关的中原战场，更是尽力纠集重兵建立重点防御体系：津浦、陇海、平汉路之间的豫皖苏地区，有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顾况同部17个整编师；大别山、江汉、桐柏地区有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白崇禧部16个整编帅；陇海路潼关、洛阳段有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的1个整编师。共计34个整编师54万余人，约占当时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三分之一的兵力。这些部队，主要活动在津浦、平汉、陇海三条铁路沿线，尤以这三线枢纽郑州、徐州、武汉为重点。
蒋介石之所以置重兵于中原战场，是由当时全国的战略形势和中原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的。从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进攻以来，战线步步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推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区得到巩固和发展，人民解放军日益壮大。在中原地区，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把敌人这个既重要而又薄弱的战略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的战略基地。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南可进逼长江，瞰制南京、武汉，威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西可直出汉水、大巴山，叩击川东门户。因此，蒋介石唯有放弃围攻大别山的计划，回兵巩固铁道线与中等以上城市。
对于中原国民党军这种新的战略态势，刘伯承指出：“蒋介石是基督教徒，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这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是指陇海铁路与平汉、津浦铁路的交叉点郑州、徐州，预言国民党军的主力要在这些地方被歼灭。他还多次向部属指出：“古人说‘中原逐鹿’，现在这里就是逐鹿常”中原逐鹿，是人民解放战争中极为壮观的一幕。
中共中央军委为了使中原的野战军集中作战，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转出大别山，统一指挥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打中等或大的歼灭战，并配合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一部准备挺进江南。
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规定了中原区新的斗争任务：继续大量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中原根据地，使之成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的基地。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行必要的休整、补充，逐步集中作战，寻机打几个中等的或大的歼灭战。军区各级地方武装作进一步整顿和发展，更好地坚持、巩固与扩大解放区，配合野战军作战。
为此，刘伯承、邓小平陆续将主力调出大别山，进至淮北和豫西，集结整训，并会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第三、八、十纵队和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第四、九纵队，寻机歼敌。
白崇禧察觉刘邓大军企图后，以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指挥整编第十师、二十师、五十八师组成临时兵团，并配属桂系整编第四十八师，进驻固始、潢川一带，企图截断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的通路；以胡琏兵团（辖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三师）主力位于漯河地区，监视陈唐兵团和陈谢兵团。
中共中央军委为了迅速打开中原战局，直接指挥陈唐、陈谢两个兵团举行了洛阳战役。洛阳系九朝古都，位居秦、晋、豫三省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当前，它是陇海线上的军事重镇，又是连结中原和西北的战略要点。本来蒋介石派有裴昌会兵团在潼（关）洛（阳）间守备，另遣青年军第二○六师担任洛阳城防。3月初，西北野战军宜川大捷，胡宗南告急，蒋介石将裴昌会兵团调往西安，令第二○六师改隶郑州孙元良兵团。孙元良迫于陈唐兵团兵逼许昌、漯河一带，正忙于巩固郑州防务，无暇西顾，只派出少数兵力进至洛阳东面的黑石关担任警戒。这就造成了陇海线郑（州）潼（关）段的空虚。
陈唐、陈谢两兵团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地发动了洛阳战役。3月7日，参战部队冒雨突然行动。右路陈唐兵团第八纵队连夜插向洛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