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突击。至21日20时，已渡过了16个团，控制了宽200余里、纵深10至20里的登陆常至23日，野战军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千里江面全线突破，使敌人防不胜防。汤恩伯眼看江防军一触即溃，有在沿江被分割围歼的危险，就于22日下午下令总退却。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路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两个方向撤退。从22日晚起，第二野战军当面之敌刘汝明所辖3个军，纷纷从殷家汇、东流和彭泽向浮梁、祁门、石埭溃逃。安庆守敌第一七四师弃城渡江南逃，随即被追歼于吴田铺地区。第二野战军部队乘胜进占青阳、高垣、至德一线和马垱要塞，迅速肃清了据守江沿的残敌。与此同时，第三野战军连克江阴、无锡、常州、芜湖等城镇，23日，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了22年之久的南京。至此，国民党军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第二、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顺利地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第二节千里追击
一连串的捷报传到第二野战军恫城指挥部，刘伯承望着作战地图上不断向南延伸的红色筋头和小红旗，不禁露出会心的微笑。国民党军长江防线一触即溃，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溃逃如此之快，似乎超出了预想。他判断：战局虽已急转直下，但敌人仍有继续组织顽抗的可能。国民党军成建制地向南狂奔，看来是想利用钱塘江、沪杭路和浙赣路，以皖浙边山区作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第三野战军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就成了敌人退却的唯一通道。想到这里，刘伯承的目光移开地图，回身叫作战参谋起草给总前委的电报。他边沉思边说：“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溃乱的趋势，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可决定不以主力与第三野战军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既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在总前委主持工作的陈毅、邓小平，立即复电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取消第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第五兵团右侧出上饶东西地区，协同第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视情况向东发展，扩大预定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第三、五兵团仍向原定目标徽州、衢州追击，协同第三野战军钳击京沪杭地区之敌。他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不怕疲劳，兼程前进，勿使敌逃脱”。
渡江战役的顺利发展和江南国民党军的狼狈逃窜，使指战员们十分鼓舞，但也影响到战术思想的正确运用。刘伯承在部署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时，就预见到后一阶段的大纵深追击战是一个新课题，曾明确规定部队在过江后的作战指导上，“主力应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击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出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他还就火力部署和侦察指挥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应有随伴炮兵与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在追击初期，恰恰在这些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部队追上逃跑的国民党军后，为敌少数掩护队所迷惑，拘泥于查情况、调火器以及摆开架子再打等老一套战法，结果贻误了战机，使其主力逃掉。有的部队不敢进行大胆、机动的作战，不敢及时分遣，不敢长驱直入，不敢独立作战，因此错过了一些战机。还有的不注意侦察，不派出先遣部队开路，轻率冒进，反为敌所乘。刘伯承汇集了这些情况后，向各级指挥员重申了猛打、猛冲、猛追的方针，并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惶，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在战术上，他又具体提出了不应轻敌，加强机动，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求得分遣与合围能运用自如，加强情报、通信工作和充分利用缴获的运输工具等一系列的要求，使各级指挥员较快明了追击不力的原因，及时调整了部署和改变了战术，大大加快了进军速度，扩大了追击战果。
暮春时节的江南大地，霪雨霏霏，芳草萋萋，山峦耸翠，九派透碧。战士们顾不得欣赏沿途的绮丽风光，昼夜兼程，飞速挺进。不管气候阴晖多变，不管道路崎岖泥泞，滚滚铁流直向敌人纵深卷去。所过之处，但见遍地狼藉，十室九空，国民党军奸淫掳掠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指战员们的无比仇恨。左路第三兵团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徽州，是徽芜（湖）、徽杭（州）、徽金（华）等多条公路的汇合点，为进出皖浙边山区的重要门户。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国民党军以侯镜如兵团第一0六军在这一带设防，企图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第三兵团先头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率部取山间捷径，一鼓作气插到徽州城下，接着迂回包围该城，迫使守敌仓皇弃城南逃，被歼6000余人。第三兵团第十一军随后进占屯溪。这就打乱了敌人在徽屯地区组织抵抗的部署。右路第四兵团，过江后一直对敌第六十八军紧追不舍，不使其有喘息的机会，终于在乐平西南石镇街歼灭该军一部。中路第五兵团也以疾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前出至婺源地区。至5月1日，野战军主力控制了屯溪、婺源、乐平一线，横扫敌第一0六军、四十六军、九十六军等部，完全粉碎了刘汝明、侯镜如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组织抵抗的企图。
第三野战军东、中两个集团，于4月27日将逃窜的国民党军5个多军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全部予以歼灭。其余敌人，则麇集沪、杭及其周围地区，妄图负隅顽抗。
5月2日，刘伯承和由总前委回到第二野战军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二野应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之敌，开辟地方工作”的指示，给各兵团下达了新的任务：第三兵团向浙赣线义乌至龙游段，第五兵团向衢县至上饶段，第四兵团向横峰至东乡段进击，追歼溃散之敌并开辟地方工作。同时各兵团留置部分兵力于屯溪、浮梁、乐平等地清剿残敌，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开辟新区工作。
各部队按规定路线和区域，冒雨向浙赣线挺进。第四兵团主力首先到达贵溪、横峰地区。第三、五兵团也紧接着攻占金华、衢县，第三兵团一部并东进至诸暨，与第三野战军由杭州西来的部队胜利会师。国民党军己呈解体状态，除拼命向浙赣线以南山区逃审外，残敌纷纷向解放军投降。第二野战军控制了义乌至东乡长达800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胜利地完成了渡江作战第二阶段的任务。
5月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杭州，主力准备发起上海战役。第二野战军为扩大战果，并密切配合第三野战军作战，刘伯承、邓小平于5月7日发出新的命令：“各部队抵达浙赣线之休止地区后，应分别以轻装师或轻装团附电台续向南猛追，寻歼逃窜之敌（近日某些部队日行百里左右，穷追逃敌之精神，应予发扬）。三兵团追击方向为永康、武义、宣平、遂昌、松阳地区，五兵团为龙泉、浦城、崇安地区，四兵团为铅山、资溪，临川地区。
如四兵团能速以有力部队挺进到建阳截断敌人逃到福州之公路，则更在及时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各部队战术更加机动灵活，采取了适时分遣合击、大胆迂回穿插的战术，并充分利用缴获的汽车等交通工具，大大加快了追击速度。各兵团一路所向披靡，连下丽水、青田、古田、南平等浙南、闽北重要城镇，前锋直达闽江、赣江，为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四野战军进军江西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此，第二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共歼敌10万，解放了安庆、歙县、金华、上饶等86座城市和皖南、浙西、闽北、赣东北的广大地区。
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不仅使国民党反动派丧魂落魄，而且使美帝国主义气急败坏。美帝国主义眼看着他们的在华利益即将丢失，对中国人民的胜利充满了仇恨。他们仍然企图玩弄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在中国东南沿海增调海军兵力，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挑衅和恫吓。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了有效地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令第二野战军主力停止南进，在浙赣线集结待机，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5月14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关于休整与备战的指示》，指出：渡江进军之作战，至现刻已告结束，为准备将来之机动或任务，特根据地形与经济条件和部分的作战任务，规定新的工作。新的工作包括调整休整地区和确定休整内容。休整地区，指定三兵团主力以金华、江山为中心，五兵团主力以上饶、弋阳为中心，四兵团主力以鹰潭、东乡为中心。基本地域在浙赣线两侧。休整内容，除大力展开城乡工作，收剿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外，主要进行战后组织整顿，调配武器装备，总结作战经验和展开以山地、河川、稻田地战斗为中心的军事训练，认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
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一部由蕲春、黄冈间渡江，迫使白崇禧集团放弃长江中游，向南撤退。当即解放武汉。5月16日，刘伯承令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迅以主力出丰城、高安之线，配合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作战，并准备接管南昌。5月22日，第四兵团进驻南昌。第三野战军部队于5月27日解放上海。至此，渡江作战宣告胜利结束。
第三节首任南京市长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雄壮步伐，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移到城市。中共中央、毛泽东正确地把握着形势的这种新特点，指示全党全军“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并明确地规定了“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鉴于渡江战役胜利在即，国民党首都指日可下，便预先确定由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兼市委书记。南京刚刚宣告解放，又任命他为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在指挥第二野战军渡过长江、部署好挺进浙赣路的行动后，即率领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桐城向南京进发。
4月29日，刘伯承一行风尘仆仆地抵达浦口码头。在苍茫的暮霭中，扬子江畔一片沉寂。道旁的店铺，几乎家家大门紧闭。偶或也见有门扉半掩的，但少人出入，显得十分萧条。被敌人丢弃的破车烂炮触目皆是。稍远处，黛色的群山渐渐失去光亮，间或传出凄厉的枪声和转瞬即逝的信号弹光。这一切，表明蒋军残余尚未肃清，南京城并没有安宁；也预示着治理这座被蒋介石盘踞多年的城市，将经历一番艰巨的斗争。
过江的轮渡徐徐驶向南岸。人们兴奋地伫立船头，放眼灯火交烁的南京市区，期待着即将踏上“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形胜之地。他们知道，自从蒋家王朝定都于兹以来，南京就成了旧中国反动政治的代名词。雨花台下，埋葬着多少烈士的忠骨；中华门内，铭刻着日寇大屠杀的奇耻大恨。22年间，南京人民一直在苦难中呻吟。而今，人民军队旌麾南指，蒋家王朝顷刻瓦解，南京终于获得了新生。对刘伯承来说，他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把官僚的消费都市改造为人民的生产城市，他感到这个任务并不比指挥淮海战役轻松。
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未及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等到刘伯承上了车子，警卫员突然拍着额头大叫：“唉呀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那里开呢？”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就果断地说：“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伪总统府，很快就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上了。陈毅闻讯，亲自坐车赶来，把刘伯承安排到赤壁路一座原国民党要员的公馆里。两位老战友相见，谈起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兴奋得欢笑不止。第二天，刘伯承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5月1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落。邓小平、陈毅分别代表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发表了讲话，勉励第二、三野战军的干部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南京而共同奋斗。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即席讲话，他说：“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到来了！然而，正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三位领导人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与会的许多人，尤其是地下党员们，这是平生第一次目睹他们的丰采。原来心目中的叱咤风云的形象，加上眼前这种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使他们更加感到可敬可爱。会场里不断爆发出欢声笑语，高潮迭起。
当时，人们还缺乏管理城市的知识和经验，工作人员大多是刚放下枪杆的军人，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各项工作处于草创阶段，许多事情都需要刘伯承亲自决断、处理。那些天，各种会议接连举行，各种人物川流不息地来仿或要求接见。刘伯承都一一出席或安排接见。还有众多的群众集会和座谈会，仅从5月13日至18日的6天之内，工人、学生、文化、工商各界座谈会就开了近10次。各界人士忠于对新市长的尊敬和爱戴，所有会议一律要求他出席，甚至提出到会见见面也好。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劳累不堪，一再劝他少参加一点会议。他回答说：“从目前来讲，会议就是一种实施领导的形式，我作为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职责呢？群众要求见我，并不是我刘伯承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只是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和希望。”他把出席工作会议和群众大会，当作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极好时机，总是一丝不苟地起草和准备发言稿。有时在办公室忙到曙色临窗，接着就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每天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大声招呼警卫员：“装茶。”警卫员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用茶解乏的老习惯，只要喝下一大缸苦涩的浓茶，他又会显得精神抖擞，继续伏案工作。
5月9日，坐落在市中心的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院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块印着“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的闪闪发光的大牌子，被人们抬进办公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