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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说客们的纠缠，刘伯承决定赴犍为县五通桥（今属乐山县）张仲铭的家里静养。在这里，刘伯承一面养伤，一面继续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论。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到了犍为。
他告诉刘伯承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形。刘伯承听后，心情十分激动，当即表示要随吴玉章出川到外地进行考察，寻找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末，刘伯承和吴玉章等人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在上海，他看到工人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亲自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重大作用，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此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经开始，共产党人给国民党带来了新的生机，广东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这一切给刘伯承以极大的鼓舞。
1925年2月，刘伯承随吴玉章由上海赴北京，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赵世炎和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详细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1925年5月，随吴玉章南返上海，看到了轰动全国的“五卅”运动。当时，中共中央确定吴玉章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去广州同国民党中央联系，准备回川后整顿国民党组织。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离川前，杨闇公曾鼓励刘伯承到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发挥军事方面的特长。经吴玉章的引荐，刘伯承见到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这时适逢省港大罢工爆发，英、法帝国主义出动军队镇压，造成著名的“沙基惨案”。他觉得直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更有意义，于是在7月初同吴玉章又返回四川。半年多的考察，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使刘伯承大开眼界。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他初步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所在。
刘伯承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四川的革命活动。他虽然未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但坚决遵从党的指示进行工作，协助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跟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同时，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关系和影响，在军队和政界的中、上层进行活动。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的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坚贞的共产党员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
第二节誓师顺庆
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北伐战争揭开了序幕。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北伐部队动员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多年来与北洋军阀势力进行斗争的实践，使刘伯承认识到，北伐战争是辛亥革命以来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
北伐军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当时，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是军阀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刘伯承往日的敌对将领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刘存厚，以及曾有过合作的赖心辉等人，都挂着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拥有近20万军队。四川军阀的向背成为北伐战争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策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配合北伐进军；同时在军阀军队里开展军事运动。
当时，刘伯承离开川军已经两年多，四川各派军事力量发生了许多变化。
熊克武第一军系统在讨贼战争失败后已经瓦解，一部投归刘湘、赖心辉等，主力转去贵州、湖南、广东，分别遭到当地军阀和实力派的收编。这使刘伯承失去了直接利用原部队关系进行活动的条件。为了调查军界的历史和现状，掌握各派军阀的新动态，他和吴玉章、童庸生等，利用多种关系，先后到顺庆（今南充）、合川、沪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一面在上层活动，一面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工作。刘伯承在重庆浮图关的住处，成了进步军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他不但对老部下做工作，就是几度兵戎相见的对手，也不念旧恶，多方联络，耐心劝导他们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车阀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概数、所占防地，并简略注明了各部队主官的派系渊源、参战经历、政治态度、战斗力以及可能争取等情况。
1926年8月上旬，刘伯承随吴玉章途经上海前往广州。在上海，他们向中共中央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四川军事运动的情形，商讨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设想，即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是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去西安，接应冯玉祥军东进，以配合北伐。
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情况，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若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①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沪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中共中央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在回信中指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虽然现时一般军人之左倾是投机的；然而，我们却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矗”事后，中共中央还就派人加强军事运动、组织左倾部队配合起义，和援助饷械等项事宜，作出了具体决定。并且预言：“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②8月中旬，刘伯承随吴玉章到达广州，参与研究北伐军事，为准备起义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同时，负责接洽四川军阀派米广州向国民政府输诚的①中共重庆地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② 1926年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
代表。这期间，在北伐胜利的震撼下，四川军阀惊慌不安，纷纷派遣私人代表到广州活动，作出种种革命姿态。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伺机扩展势力。
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利用矛盾，进行工作，并签定了著名的《六条协定》。其内容是：“一、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二、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三、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四、川军应一律施行政治训练；五、川当局应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六、本约经双方代表签订，呈送政治会议备案后即为有效。”这《六条协定》标志着四川国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革命势力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然而，刘伯承跟四川军阀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对军阀们首鼠两端、见利忘义的反动本质看得十分清楚。他清醒地认识到，谈判只是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一种形式，要促进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真正革命的武装。
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人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是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在军队中我们有几个高级军官及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也可以发展成一个局面。”
正当北伐军席卷两湖，直捣武汉三镇的时候，驻在万县的杨森率数万人侧击武汉，对北伐军造成严重威胁。为了钳制四川军阀，保证国民革命军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执、监委联席会议，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决定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10月下旬，刘伯承离开广州，取道香港乘海轮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军事近况。并请求派人加强共产党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对四川工作更加重视，即派欧阳钦前往协助。
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刘伯承家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
第一次军委会，以泸州、顺庆起义为中心议题。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和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思和具体策略。军委会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组织起义的具体计划是：争取驻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首先起义，在川中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沪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沪州起义军迅速北调，到顺庆会合，扩编为6个师，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组建四川国民党左派军队。
11月25日，即泸顺起义前夕，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在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阳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政治上造成革命声势，以配合武装起义。在大会上，刘伯承和杨闇公、朱德等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杨闇公先后作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
11月27日，刘伯承向大会作《军事报告》，对北伐军在各个战场的形势，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分析，指出：“我革命军处处胜利，政府成立，不到两年，竟能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面，划入革命势力的范围，这实在是一件大可庆幸的事。”他在总结北伐胜利的经验时强调指出：“战争之所以能以席卷之势，长驱直入，连克长沙、岳州（今岳阳），夺取汉口、武昌，在两湖、江西、福建等各个战场击败反动的军阀势力，我们一面不能不归功于革命将士之忠于党国，能将多数敌人，一一打倒；一面却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民众予我们党军以巨大的助力。？？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刘伯承的讲话，多次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在那时，正当蒋介石揽北伐胜利之功为己有的时候，刘伯承以如此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民众力量在北伐中的决定作用，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水平。
根据泸顺起义即将爆发，军事问题极为紧迫的形势，刘伯承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四川军阀队伍的复杂政治背景和左右逢迎、专事投机的封建特性，剖析了军阀们的反动本质和目前面临的困境。最后郑重指出：“四川在革命军势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即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线，渐而与破裂之奉系联络，以救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持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就是非说，他们自然该革命，就利害说，他们尤其要革命。”并满怀信心地预示：“一齐来革命，这种事实，在不久之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
一如刘伯承所料，四川军阀在北伐胜利和民众革命情绪的冲击下，为保存原有地位和实力计，纷纷宣布易帜，归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依次被任为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但当国民革命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时，他们一个个都暴露出反动的真面目。
在刘伯承作《军事报告》的3天之后，即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消息飞报重庆。当时，莲花池党部召集的“一大”会议正在进行。
刘伯承立即与杨闇公等人紧急磋商。12月3日顺庆也爆发起义。鉴于顺庆是预定借以依托的根据地，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然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
5日傍晚，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接到顺庆急电，离开了驻地。于是，刘伯承又拄着手杖，迈开双脚，在滂沱大雨中连夜追奔，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起义军。深夜，刘伯承和黄慕颜等人就行军路线和部队情况计议了一番。次日清晨，刘伯承率部挥戈北指，直奔顺庆。
顺庆是四川中部出产富庶的地区。该地驻军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原属第一军系统，但一贯拥兵自重，自谋发展，不听调遣。讨贼战争中先是与刘湘达成默契，不出一兵一卒；后待熊克武失败离川后，率部投向了刘湘，被刘湘仍委为第五师师长，并保住了原驻地。何部旅长秦汉三和杜伯乾，在刘伯承、吴玉章、童庸生等人的影响下，逐渐靠拢革命。中共党员吴季藩、黄直峰分别到两个旅当政治部主任。后来，秦汉三也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何光烈对秦汉三、杜伯乾两位旅长日益倾向革命大为不满。对他们提出的响应北伐、拥护国民革命等主张。更是百般反对和压制。他时常越权指挥团、营长，借以架空秦、杜，伺机夺其兵权，以至除掉秦、杜。
在情势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下，秦、杜秘密商定在12月5日趁何光烈在顺庆土门寺操场检阅时，逼何就范，宣布起义。并派人密告刘伯承。不料，事机泄露，使起义不得不一再提前。
12月3日下午5时，秦、杜指挥所部向何光烈的帅部进攻，在城内激烈交战。由于起义军英勇作战，何光烈携家眷、弁兵及少数部队仓皇出逃，并放火烧城。当天起义军胜利占领顺庆城，并很快组织了地方临时权力机构。
12月9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起义经过，审视整个局势变化，对巩固和发展起义胜利，处理各部队关系，整肃内部纪律、布置民众生活等作了安排。第二天，刘伯承召集起义军7个团另两个营，共7000多人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的红柱子上贴着长联：“英吉利、美利坚赶紧缩头；法兰西、小日本各自滚蛋。”会上，刘伯承身穿国民革命军服装，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并向起义军官兵讲话，号召各路部队团结一致，拥护和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坚持革命到底。同时，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也分别就任第一、二、三路司令。
在刘伯承总指挥的主持下，起义军设立了总指挥部，采取了坚决的应急措施，使顺庆的混乱局面得到改变，恢复了社会秩序。
然而，四川的反动军阀很快向起义军扑来。而泸州方面的义军，迟迟没有向北运动。面对这一形势，刘伯承提出：迅速撤出顺庆，向川鄂边境前进，发挥起义军的精神优势，吃掉弱小军阀，壮大革命力量，向武汉政府靠拢。
正当顺庆的第一、二、三路起义军商议移动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