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多、消化不了”。有的主张学点容易的，难的就不要学了；有的要求取消考试，学多少算多少，掌握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还有的总想走“捷径”、找“窍门”，从教员身上打主意，希望教员给予“照顾”，评个及格，弄一张文凭了事。一些教员也产生了急躁情绪，为学员们达不到标准而着急。有一个教员竟无原则地迁就照顾学员，把考卷上本来答错的题也悄悄地打了分。
这件事虽然“秘密地”出现在考卷上，但却没有瞒过刘伯承的眼睛。根据学员们的反映，他亲自查阅了考卷，并把这个教员和教务部长找来，严肃地批评说：“学员学得不好，却给高分，这或许对他提职有利，但对他增长知识有什么好处呢？对部队建设有什么好处呢？放松要求、降低标准、迁就照顾、弄虚作假，只讲‘速’不讲‘成’，这不是我们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要‘速’又要‘成’。因为‘成’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只有‘速’而没有‘成’，那么这个‘速’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当然，‘成而不速’，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加时间限制是不行的。但是，‘速而不成’则更足错误的，是贻害于国防建设大业的，是最要防止的方面。我们应该做到求‘速’又求‘成’，一定要把住质量关。”
为了克服学员的畏难情绪，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刘伯承多次召开学员座谈会，亲自做学员的思想工作。他说：学习中遇到困难，正如翻山过关，松不得劲。坡要一步一步地爬，坎要一个一个地迈，一锄头挖个金娃娃的事是没有的。针对个别学员自己不努力，光想找“窍门”的思想，他强调：“学习的窍门就是努力加方法。自己身上痒自己抓，看别人吃饭永远是不会饱的。
教员要辅导、要帮助，但必须有主导，主导就是靠自己努力。学习是不能投机取巧的，有多大的劳动量才可能有多大的收获量。”
刘伯承不仅在深入教学中归纳总结了一些教学方法，同时也归纳总结了一些通俗易记、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给学员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他针对当时大多数学员听得懂而记不住的困难，提出了许多加强记忆的方法。他说：“凡钻研一门学科，大都是：一面是以理解力开道，另一面以记忆力收成。
两者又要相互为用，切实检验学科的思想体系，以求获得真正的有系统的知识。而在提纲挈领之处，尤须多用功夫。”
怎样才能加强记忆呢？他指出：一要处理好学与习的关系。课堂上学，课后就要习。“习有几种，每种必具有目的性。例如：每日温习的主要目的在熟悉，适时练习的主要目的在熟练，适时实习的主要目的在运用。”二要处理好听讲与融化的关系。课堂上听课，课后就要融化。融化分随时随地的融化，如教室自习、作业之时；大小关节的融化，如课题讨论、测验、期考和年考之时；整个系统的融化，如学完每门学科乃至毕业，整个课业都能分析综合，都能以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之时。他把这些方法形象地统称为“反刍消化”，就象牛羊吃了草料之后，慢慢地、细细地、长时间地咀嚼消化一样，既能加深理解，又能增强记忆。刘伯承还特别强调作业与考试的作用。把做作业叫作“结疙瘩”，做一次作业结一个“疙瘩”，增强一次记忆。以此循环，就能结无数个”疙瘩”，串联起一门知识的主要内容。把考试叫作“打收条”，通过教员评卷打分，看看自己能够向教员交回去多少知识，看看“接收”与“交回”之间还存在多大的差距。
这些方法，既通俗易记，又切实可行，学员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总结推广这些方法之后，大大增强了学员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提高了教学质量。
在刘伯承直接领导下，军事学院科学文化教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通过半年到一年的教学，有27％的学员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71％的学员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职干部通过文化补习班、文化补习夜校的学习，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样，就为广大中、高级干部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全院一致称赞刘伯承院长是给大家“送金钥匙的人”。
第五节临淮关演习
1951年6月20日清晨，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笼罩在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之中。军事学院正在这里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
刘伯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一早就登上了参观台。7点正，刘伯承下令演习开始。
突然，3颗信号弹腾空升起。只见一门门火炮从农田的“谷垛”里推出来，一辆辆坦克从路旁的“土堆”里开出来，向河对岸猛烈射击。一会儿，伴随着一阵轰鸣声，3架轰炸机飞临河滩上空，向地面投下了一连串炸弹。
霎时间，河滩头、河对岸火光闪闪，浓烟滚滚？？这次陆军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是在高级速成科开学一年多以后举行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学习了一般的技术、战术知识和理论后，进一步从实践中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
刘伯承象当年指挥大规模的战役一样，有条不紊地指导着这场演习。他自任总导演，组织了演习指导部，主持拟定了演习实施计划和演习训练计划。
在演习的准备阶段，刘伯承多次到现场指导训练，重点抓陆、空之间与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
一天上午，刘伯承来到演习场，首先巡视了渡河先遣分队的阵地。指出：先遣分队前出时，一定要保持疏散的战斗队形，不能密集，连、排长的指挥位置也要适当。接着，又巡视了炮兵和装甲兵阵地，要求这两个阵地一定要伪装好，不能暴露。坦克行进路线要做出标记，互相之间不能太近，又不能距离步兵太远。当他看到通信报话所的位置离坦克固定发射点比较近，就提醒说：“这样近能听清楚吗？要注意避免干扰。”
在酷热的阳光下，刘伯承从一条堑壕走进另一条堑壕，从一个阵地来到另一个阵地，连续步行4个小时。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浸湿了军帽，浸透了军衣。随行的人员热得实在受不了，就解开领扣。摘下军帽，拿在手里一左一右地搧起来。但是，刘伯承一直不解领扣，不摘军帽，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军人姿态。
临走的时候，刘伯承对演习指导部的人员说：“这次演习，中央军委和全国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都要派代表来参观学习。因此，这次演习有建军的政治意义。不仅单独为着学员，同时也是为着训练部队，为着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要求在组织工作方面，要防止“五霸强，七雄出”①的局面，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各项制度和纪律。在安全工作方面，要做到不死一人，不出重大事故，而且要防奸保密，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正式演习前，还组织了预演。刘伯承对预演进行了讲评，指出了工事伪装、步坦协同和战斗队形变换等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要求严格，防止松劲散漫；要求切实，防止形式主义；要求协同一致，防止各自为战。并提出在原案中增加一个佯渡口，并要求把“敌人”空军情况加进去。他说：“过去，二野挺进大别山，过沙河、汝河和淮河，不论哪一次，都有敌人空军袭扰。演习等如实战，一切都要力求与实战相同，才有示范指导作用。”
到了演习正式进行的这一天，一切都显得紧张而有秩序。演习开始后，①语出宋代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这里是借用来说明防止互相争强、各自为政之意。
在“我方”第一次火力急袭之后，渡河先遣分队的战士们从隐蔽地点向渡河地点飞速前进，第一航部队也向渡河器材集结地挺进。“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以炮火封锁河岸，以飞机俯冲扫射，阻击地面部队渡河。“我方”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火力急袭。高射炮向“敌机”射击，各种火炮和坦克向“敌人”阵地继续猛烈射击，轰炸机再次向敌人阵地投弹。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先遣分队登陆，第一航部队泛水，第二航部队向河岸开进。接着，先遣分队占领“敌人”滩头阵地，第一航部队登陆，第二航部队乘木排、竹筏、葫芦等各种就便器材泛水。接着，水陆两用坦克也开始渡河。工兵分队一边架设浮桥，一边用铁舟、门桥漕渡各种武器。团指挥所乘船向对岸转移，并发出向“敌人”纵深阵地进攻的信号。“我方”几架运输机飞过之后，天空中开出一大片银花，空降部队在“敌人”后方降落，并迅速集结起来，占领了有利地形。接着，第二航部队登陆成功。一辆辆坦克、一门门火炮通过浮桥，到达冲击位置。团指挥所发出全线冲击信号。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占领“敌人”阵地，与空降部队会合。演习经过两个多小时，胜利结束。
在演习进行之中，刘伯承头戴军帽，腰扎皮带，在骄阳下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在演习场上。当他看到有的学员穿着衬衣、戴着草帽，有的还把草帽拿在手里搧来搧去，不觉转身对陈毅喟然叹息道：“我们的干部现在养娇了，怕把脸子晒黑了嘛！”
演习胜利结束之后，举行了总结讲评大会。刘伯承作了总讲评。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是江河进攻战斗的演习。我国地形是西面多山、东临大海，能成为交通障碍的大的河流，一般是自西向东入海。因此，在将来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江河战斗占着重要地位。我国历史上江河战斗的战例和经验是很多的。但是现代化、正规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江河战斗，还应在原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学习，尤其是反抗现代装备的美帝国主义集团，我们更应在保卫国防任务上进行有的放矢的学习。这次渡淮河的战斗演习就是在这样一个想定之下进行的。
第二，我们是以现代各兵种协同动作进行帅的渡河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有步兵，有炮兵，有坦克，有水陆两用的汽车，有空军与空降部队，有工兵，还有火焰喷射器、烟幕，各种应用的制式的渡河器材，各种通信工具等。我们系用这些兵器在师的江河进攻战斗课题下，组织协同动作的实兵演习。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就要靠诸兵种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一致努力，特别在它们协同动作之中各自发挥长处并获得其他兵种的帮助以弥补自己的缺点。例如各兵种协同动作先求得克服河川障碍，渡过河去再打击敌人。
此时敌人就容易乘我兵力在渡河中或分在两岸时的困难，施行反击。这样我们先头部队就要控制对岸登陆场，掩护着我们主力集结与组织另一个协同动作，继续进攻以突破敌人防御地带。这就显得战斗的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特别重要。
第三，我们是以高级速成科为训练对象，组织战术的现地作业与实兵演习结合进行。高级速成科学员都是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的高级干部，刚在教室与野外完成师一级战术的综合训练，现在又到此来作师渡河进攻的现地作业与实兵演习。其目的在组织与指挥各兵种渡河进攻的具体的、生动的协同动作，以使学员获得深切一致的战术见解。在现代战斗中如何组织各兵种协同动作构成顺畅的通信网，如何集中地面的与空中猛烈的火力射击必要之点，如何布置疏散的战斗队形，如何构筑掩护的工事，如何施行切合现地的伪装等必须学会。
陈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高度评价了这次演习所取得的成绩。
临淮关演习，不仅演练了诸兵种的协同作战，也演练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这突出表现在参加演习的部队在临淮关训练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继承和发扬了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临淮关所在的凤阳县，是全国闻名的花鼓之乡，也是历史上闻名的重灾区之一。黄河曾经从这里夺淮入海，造成淮河连年泛滥。解放初期，这里的农民依旧十分贫困。演习部队来到这里，看到群众住的是黑暗矮小的草房，铺的是破破烂烂的芦席，吃的是黍面粥加野菜，心里十分难受。刘伯承指示政治机关要及时搞好阶级教育，激发训练热情，并教育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许多干部战士拿出衣服，捐出零用钱，节省出口粮支援群众，在训练之余帮助群众锄地、拾粪、收割麦子。演习结束后，刘伯承又指示一定做好善后工作，不能让群众利益受到一点损害。各个分队在驻地普遍召开村干部会、群众大会征求意见。对在演习中损害的庄稼认真进行丈量，照价赔偿。由于与群众关系密切，部队撤离时，群众敲锣打鼓，一直送出许多里地。
第二十一章尊师重道
第一节“任”“教”并重
刘伯承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他把周密的计划、完善的教材、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这三者，称作是学院教育训练工作的三要素。军事学院成立初期，教员非常缺乏。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而且长期处于革命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没有进学校学习深造的机会。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给刘伯承从军队干部中选拔调用教员带来了很大困难。在困难面前，刘伯承坚持“任”、“教”并重的用人之道，不仅重选拔调任，更重训练培养。为了造就一支政治思想好、业务水平高的又红又专的教员队伍，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耗费了无数心血和汗水。
军事学院担负训练任务的部、系和教授会的班底，主要是由华东军政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教员组成的。这两所经过战火考验的学校，集中了一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理论水平与教学能力，可以胜任教员工作。但是，这部分人毕竟是为数不多，远远满足不了军事学院正规化教学的需要。于是，刘伯承请聂荣臻从全军范围内给他物色教员，并派人到北京、重庆、上海等地的部队中访贤问能，寻找合适的教员人眩这样做的结果，依然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刘伯承断然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从做训练工作的干部和从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中间，挑选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改任为教员；二是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军事学院边工作边学习，培养作教员；三是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中，筛选政治表现好、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的留用当教员。他决心以这三部分人为基础，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培养造就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
对于从做训练工作改行当教员的人员，刘伯承严格要求，言传身带，手把手地教，放心大胆地使用。为了使他们尽快走上训练岗位，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召开训练准备会的方法，把各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及一些准备作教员的训练工作干部组织起来，分类负责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审查了教材，研究了4个科的教学计划，统一了一些重点军事课业的教授方法，还到野外进行了演习与想定作业的准备工作。
这次训练准备会是应急性的，很仓促。刘伯承风趣地说是“热锅炒，热锅卖，十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