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兴致盎然。一出工事，他就对海拉尔军分区负责人说，“听说苏军在这里进攻时，日本人死了不少，许多人是死在洞里的。苏军也受到很大的伤亡才占领了工事。你们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苏军是怎样打下来的，日军是怎么被歼灭的。据说苏军最后是用了水淹法才解决问题的。把实际情况弄清楚，调查研究后向军委写个报告。”他还对随行的参谋说：“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军队当时总的布局。日军在满洲里、海拉尔这个方向上，可能是一个师团。以满洲里为前线阵地，布置有一个大队或者一个联队。海拉尔附近地域为基本阵地，布置有一个联队，预备队为一个联队。在海拉尔北山构筑了地下和地面相结合的碉堡工事：东面可能是弹药库，西面是指挥部，方向对着满洲里。这样的布势，可以研究参考。”
在返回海拉尔市的路上，刘伯承结合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谈了他对国防工事构筑的设想。他说：我考虑我们的国防工事，要地面与地下结合。
弹药库、油库可放在地下，人员只能少部分隐蔽在地下。如把过多兵力放在洞里，就限制了兵力的机动，造成被动局面，打起仗来，从洞里出来再展开，就来不赢了。他看过沿海坑道，有的太长，进出口太少，战斗设备太差。原子弹打来了，不是被炸死，而是破压死。因此，怎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怎么发挥火力、隐蔽身体，要好好考虑。切不可把工事当作包袱背起来。进出口要多，要构成“侗字、”之”字或“蛇腹”形进出口，以利于防御和机动。
视察中，刘伯承还就地调查边境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到蒙古包里作客，与牧民群众谈心，合影留念。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鼓励他们热爱祖国，反谍防特，军民联合巩固边防。
7月29日，刘伯承返回哈尔滨。在25天的行程中，他和当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现地磋商，就工事构筑、武器制造、边防建设、战备工作、军事训练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而切实可行的见解，为中共中央军委、总部制定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不幸的是，在胜利结束这次视察活动时，他的眼病加重，眼压又高达70多度，最后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不得不专车返京，入北京医院。从此以后，他那赖以读书、看报、审阅文电、从事著译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虽经多方治疗，竞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
第二节“眼不见心也烦”
1966年5月，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消，战略小组名存实亡，实际上中止了工作。
从此以后，刘伯承不再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部队的战备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他以自己衰残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的工作。对革命事业耿耿忠心，一如往日。
这年秋，刘伯承不堪城里住所周围造反声浪的干扰，搬到京郊西山住下。
不久，叶剑英和聂荣臻也搬到这里。陈毅、徐向前经常来看望他们。于是，5位元帅在西山时有会晤，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商讨保持军队稳定的办法。
一天，陈毅驱车来到这里，先去看望刘伯承。他一进书房，就向刘伯承亲切问候：“刘帅，你好啊！”
刘伯承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和一本大字号的《参考资料》，笑着回答：“是陈老总来了，快坐快坐！”
陈毅快走几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摇头，叹息道：“不行啰！这不，我刚想试着看看‘大参考’，用了放大镜，还是模模糊糊，啥子也看不清楚。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倒好！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往沙发上一坐，气冲冲地说。
刘伯承和陈毅是肝胆相照、无话不谈的挚友，他最了解陈毅的豪爽性格，更知道陈毅说这句话的含义，便按过话题说：“眼不见心也烦嘞，谁叫我的耳朵还不聋呢！这也是怪事，眼睛不好，耳朵反倒灵敏起来。你听，又叫开了。”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东面的窗户。
原来，造反派的宣传车正在山下吼叫。刘伯承恼火地接着说：“每天这个时候就来‘上课’。要不是山下有警卫，他们的大标语说不定会一直刷到山顶上。到天黑，北京大学的高音喇叭骂大街，这里听得清清楚楚。”
陈毅吐出一口长气，看来，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
“快讲讲，城里怎么样？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得了！还有贺胡子，你这两天见到他没有？少奇、小平同志也还好吗？？？”。刘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许多问题。
陈毅告诉他，贺龙的日子很不好过，林彪、江青骂他“不是好人”，康生诬陷他搞“兵变”；刘少奇、邓小平的日子更是不好过，林彪、江青已经给他们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大帽子。至于冲国防部大楼的事，等一会儿问问刘志坚就清楚了。
这时，秘书进来向刘伯承报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元帅，以及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都来了。
在会客室里，陈毅对刘志坚大声招呼道：“志坚呐，冲国防部是怎么一回事啊？”刘伯承也催促说：“是呀，现在恐怕只有你还有点发言权，快讲讲吧！”
刘志坚望着在座5位元帅焦急的面容，心里很是感动。他详细汇报了个别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制造事端的全过程。会客室里笼罩着一种令人压抑的沉闷空气。
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被冲乱了，政府各个部门也已经被冲乱了。人民解放军一定不能乱。如果把军队也冲乱了，后果将不堪设想。5位元帅心急如焚。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策划与指挥下，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一时间，“一月革命”的夺权之风在全国各地刮起。
军队决不能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确规定军队不准夺权，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最后，他们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条命令，上送毛泽东审批。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亲自签发，迅速传到全军。
然而，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这几位元帅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一直在窥测方向，寻找时机，图谋把这几位元帅整倒。
2月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把元帅们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不久，聂荣臻病倒了，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正在总医院治疗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接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他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是难以估算的。事过19年后，聂荣臻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
7月，刘伯承眼疾加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赴济南治疗。
后因济南社会秩序混乱，住地很不安宁，在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建议下，又转赴南京、上海治疗。治疗期间，他常常对前来看望他的部队领导干部说，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定要防止过火的行动，内部要团结、不要出乱子。他还用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事例反复强调：内忧与外患总是联系着的：没有内忧，必无外患；如有内忧，终有外患。最要紧的是内部要一致，时刻警惕帝、修、反钻空子，在混乱中搞我们。
10月，刘伯承回到北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眼不见心也烦”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并罗织罪名，撤销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将余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晓。对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难以理解。于是，便坐车到叶剑英那里了解事实真相。叶剑英告诉他，由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已经取代了军委常委会。今后，军委常委将不会再开会了。听罢叶剑英的话，他默然不语，低头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擅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许多老同志强行疏散到外地。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长沙，刘伯承则到武汉。
接到通知的当天，刘伯承向周恩来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不行，就服从组织决定。10月20日，他处理了文件资料后始去武汉。以后，又由武汉转赴上海。在上海，他继续治疗视力极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址设在高等军事学院院内。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军事理论教材与书籍，送给了军政大学图书馆。“九一三”林彪出逃殒命事件之后，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肖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吧。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1972年1月6日，是刘伯承极为悲痛的一天。他情深谊厚的挚友陈毅，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打击迫害，不幸离开了人世。对老战友的深切思念，使他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这时，他的左眼视力已完全丧失。他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先传了进去。他只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最后见一见老战友的遗容。他走近床边，俯下身去，以手代眼，颤抖着从老战友枯瘦的面颊一直抚摸到冰冷的胸部，嘴里发出痛切的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在场的人看着这位八旬元戎肝胆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样，无不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1971年林彪垮台后，中共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将刘伯承自1960年以来的讲话汇集起来，印发军委各总部、北京军区及各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强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这时，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给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残废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刘伯承交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材料，概括了他对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对海空边防建设、国防战备工事构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之谈，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是刘伯承60年军事生涯的结晶，也是他向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
第三节帅门家风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伯承自奉俭雹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对子女、对亲属，他也严格要求，言传身教，让他们永远和人民群众同甘苦，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他的革命家风，一直被人们所称颂。
进城初期，刘伯承就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我们许多老干部的孩子，都是吃乡亲们的红薯干和小米粥长大的。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1951年，刘伯承全家从重庆搬到南京，住在城东北北极阁一幢二层小楼里。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他经常检查家里的伙食帐，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他还关照炊事员说：“黄瓜、西红柿这类蔬菜在刚上市的时节，不要买来吃。”他家孩子多，刚来南京时，有4个孩子：长子太行，二女儿弥群，三女儿解先，小女儿雁翎。到南京后，汪荣华又生了两个儿子：阿蒙和太迟。全家8口人，住房比较紧张。军事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给他加盖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都被他拒绝了。后来，营房部趁他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他家的楼房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他从北京回来，严肃批评营房部说：“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了！”后来，他坚持把这两间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祝刘伯承对用车问题要求史为严格。他自己用车从来不讲究、不挑剔，而且也很节剩当时，他用的是一辆旧轿车。车管部门为了他的安全，提出给他换一辆吉姆车。他坚决不同意。他平时喜欢步行，外出开会，办事，只要路程不远，时间来得及，他总是安步当车。
他的车一般不准家属子女坐。他的夫人汪荣华上下班，一年四季都是骑自行车。每年放寒、暑假，他的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开学时从南京走，他都不准用车接送，而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汪荣华很晚还没有回家。司机不放心，瞒着他悄悄地把车开出去，从半路上把步行回家的汪荣华接了回来。这件事还是被他发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批评司机不该私自出车。司机解释说，天气不好，又是晚上，汪荣华骑不了自行车。他说：“骑不了车可以走回来嘛！为什么非要开小车去呢？你要记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家属子女不能随便坐，办私事决不能用公车。”
刘伯承给子女们立下这样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