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也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与这个老乡构成深刻印象，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天夜里，蒋介石查夜，发现一扇窗户还透着微弱的灯光，推门进去，发现是炮兵区长陈诚在读《三民主义》一书。次日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这一偶然的机会，成为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起点。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的事业紧紧联在一起。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早期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后弃学回国到军阀孙传芳下属师长陈仪那里请求资助，再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陈仪部任职。陈仪在北伐期间投靠蒋介石后，把汤举荐给蒋，此后，成为蒋介石的红人。
这三人掌握着国民党势力最大，武器最先进的军队。
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整个特务系统都是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郑介民和湖南人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他们忠诚地辅佐蒋介石的统治，一直追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
２．利用同乡关系，笼络国民党中的要员。
国民党员中地域分布很广，有的早年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名声和地位都很高。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大老们，充分利用别人讲究乡情的心理，在涉及到这些人的家乡事务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和蒋介石的合作时间最长，虽然中间发生过几次插曲，但两人基本是合作的。于右任是陕西人，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担任监察院长。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陕西人中间的影响，在处理陕西事务，安排陕西官员的时候，经常征求于右任的意见。于右任被蒋介石信任，又被经常叫去商讨陕西的情况，所以陕西人也将与于右任的接触，作为攀附蒋介石的捷径。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率领军队，孤军深入，直捣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北军的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靠蒋介石，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公布，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后决定的。
西安事变后，由于于右任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大家都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西安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宣慰使，赶赴西安，疏通关系，以求达到放蒋的目的。
于右任有感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利用他的陕西人身份，担当起此重任。他说：“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同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他给杨虎城发电，要求“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面详言也”。当时杨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做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原因。
术篇第44节 编织关系网（2）
３．利用地域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对手。
同乡关系具有自我封闭性，容易造成地域矛盾；而且同乡是一个几乎可以无限分解的圈子，在全国范围，同省是同乡，在一个省的范围，同县是同乡，以下还可以细分。因不同的同乡关系，造成地域矛盾，特别是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小派别、小集团，而同乡关系是一种表征，其内在联系纽带，那还是利益关系。蒋介石正是利用同乡关系，特别是因为同乡关系所产生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他在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别的时候，特别注重利用对方集团不同籍贯人们之间的矛盾。
在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成功利用桂系地域之间的矛盾，达到打败桂系的目的。当时，桂系拥有３０万大军，大部分是广西人，也有相当部分是湖南人，他们是在桂系进入湖南时，湖南的一部分军队投降的。湖南人进入桂系当兵，有一种客居他人屋檐下的感受。广西人的老乡观念很强，对湖南人持排挤态度，这种排挤在高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军队中下层则十分明显。蒋桂战争之初，湖南唐生智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要利用桂系省籍之间的矛盾，予以分化。当时，唐生智的旧部李品仙和廖磊是湖南人，是桂系军长一级的将领，这两位都是唐的旧部下，桂系在打败唐生智的时候，他们投降了桂系，得到桂系重用，但手下大都是湖南人。当时，李品仙和廖磊驻扎在北平，他们的司令官是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
唐生智携带２０万元的大洋，到李、廖处做工作。李、廖看到“老上司”亲自前来给了他们很大的面子，答应反桂。结果，战争没有打响，李、廖两军先投降，宣布服从中央，这是桂系在此次与蒋介石抗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成功地利用因同乡关系所引进的地域矛盾，兵不血刃，打了一胜仗。
４．利用同乡关系，实现对地域的控制。
在讲究地域血缘关系的中国，人们通常是不满意外人治理自己家乡的。为了对抗蒋介石，他们往往打出自治的口号。蒋介石为了使地方统一于他的领导之下，也充分利用这种心理，他常常委派自己的亲信，到他的家乡去当最高长官，管理自己的家乡，从而达到统治地方的目的。
四川是大后方，但四川打满清王朝垮台时起，就成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蒋介石管不着，而内部长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到了紧急情况时，将迁都重庆，四川的战略地位本来就十分重要，这样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但四川的大军阀刘湘对蒋介石是阳奉阴违的，四川成为蒋介石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地方。为了让四川地方势力臣服于他，蒋介石决心利用四川同乡，打入四川内部。
当时，蒋介石的亲信中，戴季陶、张群和康泽是四川人。他们或是四川籍，或出生于四川，但都在四川有自己的关系网。张群早年从四川到日本留学，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当时四川在蒋介石所把持的中央中最有实权的人物。康泽则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学生。为了进入四川，蒋介石命令康泽先行入川。
康泽入川，担任了四川省保安政训室主任、四川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副组长等职，蒋把四川方面的事情全部委托给康泽负责。以康泽为代表的蒋记势力，进入四川后，充分利用他的四川人的身份，与地方势力明争暗斗，发展了很多地方势力加入国民党，使刘湘受到很大威胁。后来，刘湘指使自己的部下抓捕康泽，康泽在副官的帮助下，得以逃生。虽然强龙难压地头蛇，但毕竟为以后蒋介石入川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虽然进入了四川，但四川地方势力仍然强大，蒋介石感到对四川势力指挥不灵。打算换掉四川省主席，而由自己的把兄弟张群取而代之。蒋介石之所以要把这一重任交给张群，所看重的是张群的四川人身份，认为这样一层同乡关系，可以软化四川军阀势力的抵抗，缓和了因权力的让度而激化了的矛盾，因为，这既可以照顾了四川人的“川人治川”的面子，又能通过张群的同乡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使四川处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下。
评析：
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是曾国藩培植势力的成功之术，蒋介石精通之术，并有所发展，他利用同乡关系编织关系网络，收罗人才，集聚势力，结党营私；同时，他还利用乡亲、亲情关系，去瓦解政敌营垒、传递重大信息、控制地方，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屡屡收到较好的功效。
不过，他在这方面也有失误的时候。究其原因，同乡关系天然地有一种无限可分性、内聚性和排他性，因此，既会因为圈内有圈，产生内耗；同时，他又可能遭到另外的同乡结成的势力集团的顽强抵抗，因此，它的适应范围是很有限的。从技术层面而言，它并非是良策，更深层地分析，它是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是落后的、没落的阶级的笨拙表演。
术篇第45节 建立特务体系（1）
建立特务体系，加强内外控制
封建君王为了控制臣子，巩固皇位，总是要亲自掌控一支秘密队伍，充当耳目和工具，这支秘密队伍，称呼五花八门，到了明朝叫做“东厂”，也最为发达，尽管各朝各代的叫法不一，组织各异，但功能都一样，是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在西方一些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建立了组织严密的特务机构。
蒋介石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在建立特务组织，运用特务组织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方面，与封建统治和法西斯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例：
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庞大，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中统特务系统，另一个是军统特务系统。这两个特务系统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相互制约，都只效忠于蒋介石。
ＣＣ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掌握着国民党党务大权的特务派系。１９２７年为了拥戴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二陈与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组织起“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ｌｕｂ，简称ＣＣ，恰好与二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相同），纠集了一批亲信，从而形成了以二陈为中心的ＣＣ集团。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为基础，逐步扩大，在各省市党部设置“肃反专员”等形成了全国性的特务系统。
ＣＣ派系内有一个核心组织。１９３１年，ＣＣ集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出一些骨干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模式，准备在国内建立类似的秘密组织。１９３２年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组织一批亲信，秘密成立了“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作为整个ＣＣ集团的核心组织。这两个组织均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正副干事长。他们招纳一批盲目崇拜蒋介石的分子，仿效德意法西斯和封建帮会的做法，入团、入会者都要在阴森恐怖的气质场景里，改造手续，并举行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宣誓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一切唯一蒋之命是从，如违背誓言甘受严厉的制裁。二陈通过这种核心组织，操纵整个ＣＣ系统。还成立了各种外围组织，把势力渗透到政府部门和文教、经济等机构中去。
ＣＣ系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使命成立的，自它成立那天起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控制国民党内部是他全部的罪恶勾当。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党部都组织了“清党委员会”，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彻底反共，肃清进步力量。蒋介石亲自部署“清党”工作，指出：“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人遏抑乱萌；第二期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ＣＣ系秉承蒋的旨意，大量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各省市“清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清党委员会”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确定党籍。ＣＣ特务机构把一些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或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有所怀疑者视为异端，不予恢复党籍，甚至进行打压、迫害，据浙江１４个县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２８年初有国民党员２９万人，参加登记者１．７万人，被审查确定准予重新获得党籍者仅为１．２万人。
ＣＣ系还设有变相的监狱。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颁布《反省院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一些省市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的委员中的二陈的亲信兼任院长。“反省院”名义上是各省最高法院的一个机构，实际上是ＣＣ系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对政治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反省院自成一个子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人事任免和工作处理办法，完全听从ＣＣ系统安排，只有经济开支由法院承担。
在ＣＣ系的基础上，还成立了“中统特务”系统。“中统”是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该特务机构由徐恩曾具体组建而成的。徐是陈立夫的表弟，在他的主持下，调查科不断扩充人员和经费，大肆进行特务活动。随着特务网的扩大，他们在南京秘密设立“特工总部”。随后，党务调查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１９３７年４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把党务调查处与军委会特务处合并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立夫兼任局长。１９３８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调查统计局进行改组，改组后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术篇第46节 建立特务体系（2）
蒋介石的另一个特务系统是“军统”。它以“军方”第二处为基础扩建而成。
“军统”前身是“三民主义力行社”。１９３２年１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黄埔系三民主义同志会的骨干分子滕杰等人，听取建立组织的详细汇报，然后，将他们召集到中山陵开会。会上就组织的名称、纲领和计划进行了讨论。同年３月，“三民主义力行社”举行成立大会，蒋介石任社长，滕杰等人为党务干事，滕杰为书记。力行社包括组织、训练、军事、特务４个处，戴笠任特务处长。
“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宗旨有两条，一条是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绝对服从蒋介石，维护蒋的独裁统治。它认为“蒋委员长实为中国现时唯一适当之军事最高领袖”，对他要唯命是从，“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二是鼓吹力行哲学和强权政治，践行法西斯主义。
力行社虽为政治组织而非特务组织，但它的原则、宗旨、纪律，已具备特务组织的特征。正是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戴笠组织了“军统”系这样的庞大特务组织。在力行社成立后的第二年，戴笠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了“复兴社”，同样以蒋介石为社长。
１９３８年８月，力行社特务处在武汉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蒋介石的侍从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