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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成为反对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但是事与愿违，战争以阎锡山战败而告终，阎被迫逃亡大连。１９３１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阎乘机从大连回到山西，重新上台。
对于阎锡山的为人，蒋介石是再了解不过了，但是国内形势已经变化。常言道，春秋无义战。这也适用于蒋当政时的军阀混战。他们之间既不是永久的朋友，也不是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是敌人还是朋友，要根据政治利益来决定。阎锡山久居山西，手中实力可观，而蒋介石在华北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又在华南“围剿”红军的战争中损兵折将，拉拢阎锡山，或者至少让其保持中间，是蒋介石的唯一选择。所以，在阎锡山复职一年之后，蒋介石决定对阎展开公关斡旋，以拉拢阎锡山。
国民党宣布对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的“错误”既往不咎，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这就在政治上承认了阎锡山的复职的合法性。
１９３４年８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以与阎锡山共商国事的名义，对山西进行访问。蒋介石访问太原有两个目的，一是拉阎锡山，探听山西虚实；二是争取将“中央军”部署在山西周围，增加“中央”在华北的力量。
阎锡山十分老道，“面子”功夫也不错。对蒋介石的造访，心中虽然不是滋味，表面上又必须表示十分热情。为此，他大事张罗，在太原城内城外，清水撒街，黄土垫道，粉刷墙壁，即使是过去皇帝出巡，恐怕也莫过于如此了。阎锡山还做了一套军礼服，以便迎接蒋介石时显得庄重得体些。
蒋介石一行到达太原这一天，太原城一片喧腾。阎锡山命令各校长亲自带队，一律在小北外汽车道两旁欢迎。如此高规格的礼仪，显然是在为委员长做面子。
蒋介石对阎锡山用意自然领会，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于是，他决定还阎锡山一个更大的“面子”。蒋介石在阎的陪同下，在閰公馆刚一落座，寒暄完毕后，提出要到河边村拜望阎的父亲――閰老太爷。
阎锡山是五台县人，其父早年经商，时运不隹，失败后在河边村流浪，阎锡山发迹后，子贵父荣，阎锡山为其父在河边村盖了高大庭院，供其养老。当时，阎父已经瘫痪在床。
蒋介石要探望自己的父亲，对于阎来说，内外长面子，求之不得。而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一举两得，既是对阎的心理战，象征着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已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两人的关系业已从一般“同志”发展为“兄弟”，这对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也是一个巩固；另一方面，他也是在为全国做出一个姿态，树立自己的威信。当然阎锡山从内心是感激的，但表面上表现出十分谦让，他再三婉言谢绝。
阎锡山越是不让去，蒋介石越是坚持要去，阎则顺水推舟，予以应允。阎急忙派人到河边村安排。阎在河边建有豪华府邸，一是为其父亲住，另外也是自己回家的临时行宫。他害怕蒋介石看见其家豪华，内心感到其奢侈，特意指示先回河边村安排人，将通往豪华花园的路堵死。并把新的墙皮铲去，保持很普通的样子，争取在蒋介石面前留下简朴形象。为了创造气氛，阎锡山还密令村长在街道边挂上标语，写上“热烈欢迎蒋委员长”。
蒋介石来到河边村，在村边转了一下，直接来到阎府。阎的父亲已经不能站立，但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尊重，阎锡山硬是让人将瘫痪在床上的父亲抬到大门口，以迎接蒋介石一行。蒋对其毕恭毕敬地向阎父行了三个鞠躬礼。阎父强行站立，双手一股劲地作揖。
评析：
从理论层面分析蒋介石人际交往中的“面子”术，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位社会学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生目标追求进行了研究，将纷繁复杂的目标追求归纳为三个层次，即：生存、刺激、“面子”，而“面子”处在人生追求的最高层次。此说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就拿中国人来说，最讲究“面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千古绝唱，陶渊明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妙传说，则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在政界给人以“面子”，尤其是对曾经是敌手的人，以礼相待，可以得人心，至少可以缓和矛盾。从实践角度评价蒋介石的山西之行，他的“面子”功夫比较老道。首先，有明确的目的性，主要是为了拉拢阎锡山，在华北作为一个依靠。其次，他的高明之外就在于，投其所好，觉得单纯地给银子、给军火，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所以上演了这样一场大戏。第三，假戏真做，态度显示“诚恳”，尤其是专程到阎锡山的老家看望病重的父亲，效果最好。他的这一着的确成功了。蒋虽然是在演戏，但做得逼真，放下架子，给足面子，而且把握尺度，不失大雅。
术篇第50节 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小恩小惠，说的是人们的施舍不大方，小家子气，难成大器。在官场则运用权术，大方和小气都可能得到回报，也可能都会颗粒无收。这里面的关键，看是否对路。一般来说，权术高手能因人因事而宜，看人打发。蒋介石善于施行此道。
事例：
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常常以小恩小惠进行公关，对于比较贪财、恋权的，为了借助“偏师”，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方给地盘，显得十分大方；而对于自恃清高者，则不然了，虽然你给她馈赠，但他会觉得比较小气。采取何种方法，孰重孰轻，看人做菜，投其所好。在这方面罗列一二。
一是感情投资。对于那些元老级别的人物，最怕的是后来者的冷落。蒋介石深明此理。表面上他对元老派毕恭毕敬，使他们从内心感到蒋介石是注重情义之人，从而死心塌地为维护蒋介石统治地位献策出力。
赵戴文是山西地方政坛的元老，比阎锡山年长，阎锡山可以说对赵戴文是言听计从，以师礼相待。不但阎锡山如此，当时晋军中的很多将领与赵秉文都能扯上师生关系。鉴于赵的特殊身份，蒋介石对赵尊重有加。第二次北伐胜利后，阎锡山委派赵到南京任监察院长，实际上是他的耳目，蒋介石以高姿态欢迎赵到南京任职，为了拉拢赵可以是说绞尽脑汁。
对赵戴文给予高规格的礼遇，凡是开会总是让他坐到前排，与另外一个国民党元老吴雅晖同坐，吴是蒋介石以老师相称的人物，将赵与吴并列相坐，自然也是对赵戴文表示以师礼相待。每当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总是要问一句，这个问题不知道赵老如何看？在上下台的时候，蒋介石怕赵戴文摔倒，还要亲自搀扶，直到赵到了平地才放手。蒋介石的尊重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表率，南京官场上上下下，无不对赵恭敬。对于蒋介石的“尊重”赵是十分清楚的，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以“蒋委员长”之尊，对自己如此的关照，不感动那才怪哩！事实也的确如此，赵戴文渐渐改变了对蒋的看法。
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为了劝说阎锡山不要与冯玉祥合作，先后委派了两名大员前往太原去劝说，但都无功而返。蒋介石决定劳赵的驾，到山西去做工作。
蒋介石对赵如此器重，他也要知恩图报，立即前往太原。赵秉文与阎锡山一见面，便指责道：“听说你想造反，有这事吗？”阎锡山忙说：“你回来得正好，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赵立即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委员长率军北伐已经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经建立。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下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此时，正好阎锡山的两个谋士贾景德和薛笃弼来找阎议事，赵拿着拐杖气势汹汹地对这两人说：“听说就是你们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们再这样说，我就用拐杖打你们的头。”他接着说：“委员长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不怕天下苍生骂你吗？”听了赵的一番话，阎锡山开始犹豫起来，最后虽然还是反蒋，但已经推迟了日子，为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留出了时间。
二是金钱收买。对于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注意金钱收买。蒋桂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命令韩复榘趁火打劫，但蒋介石很快获胜，只好罢休。蒋介石获得胜利后，知道了韩的意图，但装作不知，电召韩到武汉与他见面。韩到武汉之后，蒋显得非常热情，使韩不安的心平静下来。
蒋介石专门宴请韩复榘夫妇，让宋美龄作陪。由于韩的夫人是唱戏的出身，在官场受人鄙视。蒋介石如此以上宾相待，使韩十分感动。临走时，蒋介石还说，你们在北伐中劳苦功高，特地送你１０万元现金，慰劳一下弟兄们。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率１０万人马投靠蒋介石。
三是虚虚实实，文雅为重。张治中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也是国民党中操守比较好的一个人。蒋介石知道他既不爱财，对地位也没有特殊的要求，为了让张忠于自己，蒋介石十分注意度。
张治中的生日除了家中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没有人送礼祝贺了。当张治中４０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自己都忘记了，而蒋介石却委派他的侍卫官送来祝贺生日的一封亲笔信，内队条幅，是蒋介石亲自手书的“自强不息”四个大字，另外附６０００元支票一张，作为贺礼。张治中收到信件，自然非常感动。后来他坦陈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时说：“对那独夫异样忠诚。”
四是照相留存，笼络朋党。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深知维系校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同时，还要保持校长的尊严。若送钱物，显得关系有失身份。他采取了既能让他与学生的纽带连接更紧，又不失身份，他经常与他们在会面时合影，赠送照片这种方式，给人“面子”，显示亲疏。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持下来，即使成了最高统治者，也还是要这样做。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成立了中央训练团。每期结业，他都要接见受训人员，与大家合影，每人赠送一张蒋亲笔题字的照片。可别小看这张小小的照片，对于受此殊荣者来说，是政治资本，对于蒋介石来说，是维系嫡系的信物，或者说是“虎符”。
评析：
小恩小惠，被作贬义词用，意指小气。蒋介石在政坛以“小恩小惠”拉拢、收买人心，是一种公关术，其中虽有“诈”的成分，但运用得比较圆熟得体，一是区别对待，投其所好，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需求，给不同的礼物，既节约资源，又能达到他的目的。二是重在“情”字，礼物虽然不大，寓意深刻，态度显得真切，“感情”投资易与受礼者产生“情感”共鸣。三是虚虚实实，比较文雅，双方都觉得体面，得到“面子”。
蒋介石惯施小恩小惠，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他完全是以此笼络人心，为其培植死党对自己的忠心，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的。其从本质上作为反动政权的代表，勾心斗角、尔谑我诈是他的内部壮举争的更常用权谋。因而最后落得失败、众叛亲离，是其必然结局。
术篇第51节 武夫治国（1）
对最高当权者而言，国事万千，日理万机，但未必要事必躬亲。想成功者最主要的是做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蒋介石当权时在用人的问题上颇下工夫，煞费苦心，有一套独特的驭权用人术，其用人原则是，以我划线，跟我者用；保持距离，亲而防近；用人必疑，疏而不远；提防尾大，以“专”制权，等等。他正是依靠这一套驭权用人术，使其网罗的文臣武将们为蒋家王朝卖命。
武夫治国，离不开文臣辅佐
常言道马背上打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武夫治国，需要文人张胆。蒋介石深明此理。他深知，凭着枪杆子打下天下，但不能仅仅靠枪杆子巩固天下、治理天下。
事例：
蒋介石在夺取最高权位的过程中，就极力网络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建立起由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成为最高统治者后，他在提拔重用黄埔军校门生的同时，注意选用一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治国的能力。
蒋介石重用的知识分子不少，若加以归类，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一是高级幕僚。这批人员专门为蒋介石写文告，处理日常事务，负责信息的整理和传达等，当然也包括出谋划策。在这一人群中，要数陈布雷、徐道邻等人最具有代表性。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浙江慈溪人，１８９０年生于一个茶商人家。他早年想通过获取功名的途径走仕途之道，因其天资聪慧，熟读经书史籍，学习新学，乡试有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报业。
１９１１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同年途经上海，寄居在《天铎报》。当时因在《天铎报》任职的戴季陶结婚请假，请他代理。因展现出舞文弄墨的才华，所以被报社正式聘用为撰述记者。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各报因惧怕清廷，多称起义军为“逆军”，但《天铎报》倾向起义军，以“革命军”相称。陈受命撰写社论，连日奋笔撰书，以“布雷”署名，鼓吹反清革命，张扬革命正气。“布雷”二字原是高等学堂的同学给他起的外号，因那时他面颊圆满，大家戏称他为“面包孩儿”，由英文的面包一词Ｂｒｅａｄ音译而成，而他的原名却日渐被人淡忘。他在报社奉职，曾向当时主掌《民立报》的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请教，自此两人有密切的交往。在《天铎报》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对陈布雷职业选择和基本政治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表第五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是英文，外交总长王宠惠自南京带到上海，苦于无人翻译，难以见报。陈布雷看了这一文稿后，一挥而就。同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一个中学任教。回到慈溪正好赶上同盟会支部成立，他就加入了同盟会。１９２１年重返报界，在《商报》任职，撰文抨击北洋军阀，有人劝他不要过于激烈，以免招惹麻烦。他却回答道：“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文胆之气可见一斑。孙中山对《商报》给予很高的评价，虽有几家报纸都属党员办报，“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
１９２６年，在“商报”休刊期间，他与潘公展一起前往南昌，目的是拜见蒋介石。他的此行，除政治选择因素外，还有受到蒋介石招揽名士的举动所感染。早在１９２６年春，在广州的邵力子，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前往上海，邀请上海报界名流聚会，阐明革命局势，期望报界为北伐造舆论。蒋介石特意委托邵力子将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转赠陈布雷，以示对陈的青睐。陈以记者的身份，前往江西南昌与蒋介石见面。二人见面如故，蒋介石每三四天必邀陈布雷晤谈，谈北伐，论人心，议政纲政策，颇有点“隆中对”的味道。
蒋介石对陈之所以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