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候中央措置”。他自称“中间而偏向南方”立场上，实际上是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接着，他命令于学忠、王树常率部入关，驰援蒋介石部队，进驻平、津。至此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反蒋联军难以为继，冯军向黄河北岸败退，閰、冯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但蒋介石的部队继续进攻，占领郑州、洛阳，冯閰十余万人被俘。张学良助蒋有功，蒋也给予回报，委任东北军的王树常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自此，华北归属东北军掌握。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张学良，主动要求跟张学良换帖子，要求结拜兄弟，自此，张蒋结下不解之缘。
其次，东北退让，代蒋受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关东军经过秘密策划，炸毁了柳条湖一带的路轨，污蔑是东北军所为，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急电请求国民党中央政府，但南京方面回电，无论日本如何挑衅，我方不应该抵抗。东北军将士忍辱执行不抵抗命令，被迫撤退。在很短时间日本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举国悲愤，纷纷痛斥日本的侵略的罪恶行径，也痛斥江北军的不抵抗主义。全国舆论都指责张学良，张学良一时间成了千古罪人。
其实，张学良有难言之隐。东北在很短时间内丢失，张学良肯定有责任，然而，他确实也是在替人受过。事变发出后，蒋介石下给张不抵抗的命令，要求张把所有的东北军撤往关内。但是，不抵抗是要冒挨“卖国贼”骂名的风险的，蒋介石不愿意承担这一罪名，所以他当面告诫张学良：“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中国人说。”张学良是一个讲义气之人，不得不忍辱负重，严守绝密，长期不向外界公布，直到他离开人世前，对这件事还是含糊其辞，目的只有一个，宁愿自己忍受骂名，也要维护蒋介石这个把兄弟的名声。
评析：
蒋介石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加上拜把结盟，感情联络，争取到了张学良的归顺。尽管东北易帜在前，蒋张拜把结盟在后，这种形式对张学良归顺、巩固易帜、维系蒋张的政治军事同盟都有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与张学良能在东北归治于中央政府上形成共识，最根本的还是双方对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人认同，都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警惕。东北易帜对日本侵略野心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是爱国之举。张学良受绿林之风的影响，江湖义气浓厚。蒋介石抓住张的性格，在东北易帜后，与张学良拜把结盟，以情感纽带巩固易帜成果，形式上显然得落后，但取得的实效是明显的。
蒋介石用拜把结盟的手段，赢得了张学良的归顺，不仅巩固了东北易帜的成果，使他在形式上获得对全国的统治权；张学良在关键时刻以武力相助，使其在与冯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替蒋受过，严守隐秘，维护蒋的领袖形象。然而，蒋介石多次有负于张少帅，尤其是西安事变，促蒋抗日，捉蒋放蒋。张学良讲义气，而蒋介石只记新恨，不念旧情，将张学良软禁长达近半个世纪，一代可能很有作为的少帅，就这样被不讲信誉的蒋某人所摧残。
术篇第63节 分而制之（1）
分而制之，勿使对方扎堆抱团
权谋家在谋划蓄势之术时，就可能达到的结果而言，有上策、中策、下策。在自己积蓄力量，扩充队伍时，敌对方（或潜在的敌对方）的队伍越来越小，及至自行瓦解，这是上策；如果自己蓄势，敌对方也在蓄势，双方势均力敌，此乃中策；对方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而自己的势单力弱，无力抗衡，这是下策。权谋家运筹帷幄，当然企盼的是第一种结果，极力避免后两种结果，尤其是后一种结果。蒋介石对各路军阀采取分而化之，分而制之的权术，力求使对方由强变弱，达到消灭敌对方，或者是兵不血刃，把对方像切蛋糕似的分割，然后一切收入襄中。在削蕃（削弱地方实力派势力）的过程中，蒋介石常用这种权术。
事例：
在国民党的军队势力中，与蒋介石争天下的地方实力派中，真正能够跟蒋介石抗衡的有有四个地方军事集团，一个是李宗仁、白崇禧统率的桂系，一个是西北的冯玉祥的军事集团，还有一个是粤系，再就是山西的閰锡山军事集团。前两个集团的首领既是蒋介石的政敌，又是军事集团的首领。后两个集团则是军事集团的首领，但又时常与蒋介石的政敌结合，组成反蒋联盟，或者以军事力量助蒋政敌。
对蒋介石来说，削弱、瓦解冯玉祥的军事集团不十分难，因此，冯玉祥的队伍虽大，士兵打仗也比较勇猛，但组织不十分严密，内部小派系众多，矛盾纷争时常发生，只要做做工作，就可以分而化之。閰锡山在军界政界长期混迹，见多识广，被称作“老狐狸”，但目光短浅，基本算是小富即安，他的计谋也只不过是护身而已，只擅长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处于一种守势，缺乏问鼎中原的气魄，构不成大的威胁。广东的地方势力虽然有很强烈的政治角逐欲望，但广东军阀向来是派系林立，经常自己斗得死去活来，分化这个军事集团蒋介石也颇有心得。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是桂系，李宗仁之所以成为对蒋构成强势冲击力的一个政敌，首先靠的桂系，而桂系内聚力很强。
桂系长期能与蒋介石抗衡，并不是因为他的硬实力有多强，它在财政、军事、政治上，与其他几个军政集团相比，并强不了多少，在兵力上远不及冯玉祥的３０万的兵马，在财力上，更不如广东军阀那样财大气粗。可他们的软实力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军事集团都不能相比的，就是蒋介石的嫡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可能比桂系弱三分。桂系的内聚力很强。桂系有三个核心人物，他们在财政、军事、政治上，各有所长。
李宗仁在政坛长期角逐，老谋深算，且为人比较宽厚仁慈，在这个军事集团中众望所归；白崇禧实干精神很强，有特殊的军事才能，又善于心计，在国民党的军事首脑中，在军事谋划上要高人一筹，素有享有“小诸葛”之美名。而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黄绍竑，此人擅长外交。这三人的特长互补，相得益彰，抱团紧密。即使黄绍竑后来离开桂系，但其基本上可以说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一直明里暗里为桂系服务。李、白、黄三个抱成一团，以广西为根据地，不断问鼎中原。广西这个地方底子薄弱，长期贫困，老桂系统治期间，横征暴敛，更是苦不堪言。李、黄、白经营新桂系后，将广西治理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被誉为民国的“模范省”。
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桂系，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可以说十八般武艺全都用过。
第一，白北李南，使其难以相互照应。就桂系部队的现状看，蒋介石觉得，从桂系内部拉出队伍，分而化之，不仅难度大，还有可能引起反感，助其内聚。为了达到分化桂系的目的，他着手从外部小动手术。其办法是，把李、白、黄拆散任用，使他们不能相互照应。蒋介石千方百计地使这三个人不能在一起，用各种理由把桂系的人马分开，让他们分头驻扎，分散而踞。早在北伐前夕，蒋介石曾提名白崇禧担任北伐军参谋长，这让很多人惊讶，白崇禧当时虽然在军事上有些灵气，但其资历很浅，年纪很嫩，只有３０来岁。连李宗仁也劝白崇禧不要去，但白崇禧看到这是为全国瞩目的位置，事关自己的前途，所以执意要去，派蒋介石安排为副参谋长，实际上代理参谋长，因为当时的参谋长李济深并没有到职。白崇禧以为自己的才能会为蒋介石所看重，他那知道蒋介石拆散于李白联盟于萌芽状态的意图。在北伐中白为蒋介石十分卖力，在军事上多次，为蒋解围，救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于水火之中，在政治方面，助桀为虐，在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事变时，献计出兵，很是卖力。然而，蒋并没有怎么重用白崇禧，这是当时政治上幼稚的他百思不得其解的。
第二次北伐基本结束后，蒋介石把北平、天津两大城市交给桂系，将两湖也交给桂系，这样桂系势力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一时间，大有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势。李、白部队作战勇猛，但在政治上毕竟过于年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蛋糕里暗藏杀机。桂系军队分布太广，战线过长，白北李南，联系不便，更不用说遇事商量了。当时李宗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来回穿梭，白崇禧坐镇北平，黄绍竑呆在广西，桂系腹部暴露，处在被其他军事集团袭击的危险的位置。这一部署刚刚结束，随之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由于早做了手脚，桂系首尾难顾，桂系全线崩溃。这样桂系在北伐中获得的地盘，在北伐中集聚的军事力量，几乎在一夜间丢失殆尽。
第二，文戏不成，诉之武力。蒋介石坐上国民党政权最高宝座后，对各路异己军事集团的崛起耿耿于怀，不解决这些“诸侯”，将后患无穷。起初他打算唱文戏。１９２８年，蒋介石与宋子文等共同制定了《军事善后整理案》，以节省财政开支，实行和平建设为名，在上海、南京分别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大造裁兵舆论。宋子文提出了裁兵以保证建设的方案，当时全国共有８４个军，１８个独立旅、２１个独立团，这些部队一年共需军费６．４亿元，大大超过全国总收入的４．５亿元。因此必须裁军，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集团予以配合，并提出裁军的实际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将现在的２００个师裁减为５０个师，裁掉１５０个师。命令各集团军自行办理。这一方案等于这要各路“诸侯”的命，各地方军事集团一致抗命。
术篇第64节 分而制之（2）
文戏不行，只得诉之于武力。１９２９年，蒋桂为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彻查桂军侵湘”为由，调军西上，引起战端。３月，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讨伐令》，指名李宗仁、白崇禧“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实为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宣布“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各军“痛加讨伐”。蒋桂战争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告终。
第三，以升迁为名，行调虎离山之计。１９３６年，李、白在陈济棠的拉拢下，发动了事变，再次起兵反蒋。蒋在解决了陈济棠之后，本来想用武力解决桂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使之不便对桂系用兵。当时蒋的谋士熊式辉向蒋建议用调虎离山之计，把白、李再次分开。７月，突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免去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正副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另外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让黄绍竑任广西的主管官，看起来，他们都荣升了，但蒋介石包藏祸心，是为了将桂系拆散。也许蒋介石用意过于明显，也许是与蒋介石长期斗法的桂系已经老练了，不但不领蒋某人的假情假意，倒反客为主，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共同反蒋。
评析：
春秋无义战。通常情况下，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事集团之间在军事较量和政坛争斗上，大部分纷争是为了他们各自集团的私利，很难定一个谁是谁非。
国家需要统一，军队应该统编，尤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尤其应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提出统一口号，削平包括桂系在内的军事山头，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他要削他人的军事山头，而自己搞嫡系更大的山头，这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军阀现象长期存在，桂系始终难以拆散的基本原因。
从谋略角度考察，蒋介石为了解决桂系军事集团，合纵连横，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使用了各种手段，有一定的成效，但收效并不很大。这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的权术不比对手高明，而是对手在长期与蒋的斗智斗法中长了见识，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增强了自护自卫的能力。桂系是强打不散，久分不裂，越聚越强，到了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末，在国民党政权的大厦将倾时，落井下石，终于把蒋介石从最高宝座上拉了下来，李宗仁过上了一次“总统”的隐，尽管前面有个“代”字。政治权力的游戏天然设定的规则，有时看起来还算是公平的。
术篇第65节 巧离间，拉弱抑强（1）
离间计是兵家和政治权谋家经常使用的计策。始处于《周易．比卦》。《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说的是，如下手下的人顺从统领者，是吉祥之兆。亲比辅助发自内心或内部，不会失去自我。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常理。兵家、权谋家则加以发挥，将其用之于计谋。其用计的逻辑是，人们通常相信亲比辅助来自内部，便不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如果内部出现裂痕，就可能为外部敌人所利用，因此，统治者时刻提防内部生变。兵家和政治权谋家常常利用这一心理，进行离间，搞乱其内部关系和政党的秩序，从中渔利。蒋介石对付各路“诸侯”，也常常使用此计法。
事例：
蒋介石离间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关系，是一则典型例子。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恩恩怨怨。他们时而拜把结盟，时而又反目为仇。在冯閰之间，他想方设法离间冯阎关系。拉拢相对弱一些的阎锡山，共同抑制力量强的冯玉祥。
１９２６年，国民党在广东誓师北伐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宣布响应，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北伐由于这两支“异军”的加入，增加了北方对吴佩孚的钳制，这也是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因素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成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的尖锐对立。在宁汉对立的过程中，冯玉祥，支持了蒋介石，尽管冯有自己的打算。他是想让蒋介石尽快发兵继续北方，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奉系军阀，所以他声称要以武力帮助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是一个不小的支持。
随后，冯以调停人的身份，在郑州撮合蒋汪合流，一致“分共”。此后，虽然宁汉之间兵戎相见，但很快国民党中央政权在南京统一。蒋介石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四个分会主席：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为李济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为李宗仁；开封分会主席为冯玉祥；太原分会主席为閰锡山。国民党新军阀四大派别，决定继续北伐，进攻张作霖的奉系。张作霖见势不妙，向全国发出通电，匆匆忙忙撤出关外。至此，北洋军阀长达１６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
国民党第二次北伐，不同于第一次北伐，第一交北伐是革命正义之师，所依靠的是以工农为基础的全国民众，是以武装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而第二次北伐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依靠力量是新军阀，第二次北伐胜利成为了新军阀的分赃闹剧。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范围，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枪、有钱、有粮、有财，也就有了政治地位，总之，地盘是其赖以割据的基础。因此，北伐结束后，四大军事集团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挖空心思，使出浑身的本领。
按照论功行赏，那冯玉祥为北伐出力最大，承担了主要的战斗，而且冯家军英勇顽强，战斗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