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挖墙脚。１９３４年年底，薛岳部进入黔东，王家烈特从贵阳赶往薛部驻地欢迎，可是薛岳竟避而不见，以示冷落。薛部使出了一个毒招，他们并没有去黔北跟踪红军，而是一直开往贵阳。薛部进入贵阳后，就树立起招兵大旗，在王家烈的眼鼻子底下，招起兵来。由于薛部是蒋记嫡系部队，军粮要比黔军优厚得多，以致王家烈部队的士兵纷纷逃到薛岳的部队，这等于是在挖王家烈墙脚，王家烈又恨又怕。
第三，相机摊牌，逼王就范。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蒋介石果断地摊牌，逼王家烈交权。蒋介石命令自己的亲信何成浚到贵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此时的王家烈已是蒋介石牵在手中的“羔羊”，无胆也无力反抗，王家烈迫于无奈，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去他的贵州省主席的职务，派亲信、接任，同时任命王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
第四，釜底抽薪。蒋介石到了贵阳以后，随行的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蒋考虑到王家烈拥有２万人马，杀了王家烈恐怕王的部下发动暴乱，不利于以后统治贵州，于是，没有采纳陈诚的进言。蒋介石虽然不杀王家烈，却要逼迫他下台。以军饷卡王家烈，搞釜底抽薪。蒋介石令王家烈将所属的２个师５个旅１５个团缩编为２师辖６个团。因王的部队分驻各县，蒋介石又不准王部集中，这样王部没有办法实施整编。蒋介石借故，指使督办大员不整编就不发军饷。后来蒋介石出面做好人，同意发军饷给王部，但又规定未经他点编，只发给每月伙食费１０万元。而当时王家烈的部队官兵有２万余人，这点钱连打发饭钱都不够，更不用说其他费用了。即使是１０万元的军饷，也只是一个空头支票，实际上还是分文不给，使得王家烈处境困难。蒋介石还指使人在王部内部做手脚，煽动黔军官兵起哄闹饷，反对王家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然后由二人怂恿部下向王家烈闹饷。
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召见王家烈到贵阳，王家烈便要求免去军职，出外考察。蒋介石见去掉王家烈实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全心全意挽留说：“辜负你了！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于是便给了王家烈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头衔。王家烈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就范了。
评析：
蒋介石趁“围剿”中央红军之机，使用“顺手牵羊”之术，成功地制服了王家烈。就他解决贵州地方实力派而言，他的谋划比较周全。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谋略家来说，“顺手牵羊”不是即席之作，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主动设局，相机而作，谋划必须周全，意图必须隐秘，行动必须果断。这样的权术，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工于心计、心狠手辣、薄情薄义之辈，那是随手拈来。
后来，王家烈对人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帝国主义虽然凶恶，但非不得已时，不会板起面孔，露出凶恶的面貌，而中央军则随时耷拉着脸皮对人，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严一样。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这是借表达对“中央军”的不满，来发泄对蒋介石用毒辣的计策让他臣服的控诉。蒋介石这个“强龙”，虽然用“顺手牵羊”之计擒拿了王家烈这个“地头蛇”，但压不住王家烈的心头之恨。
术篇第72节 偷梁换柱（1）
偷梁换柱，意在控川
“偷梁换柱”一词源出于《帝王世纪》，曰：“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说的是殷纣力大无比。后来人们把这一词语转义为对兵家、权谋家的一种计谋的表述。意指：“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在权谋上，比喻玩弄手法，暗中改变事物的内容或事情的性质，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的。在军事上，联合同盟军对敌作战时，反复变动盟军的阵容，借以换掉盟军的主力，等待它自己败落，然后再乘机把它兼并。在诸侯林立的古代，或者在军阀割据的近代，所谓盟军，不过只是一种暂时的联合而已，所以“兼并盟友”是常见的事。蒋介石在解决四川军阀刘湘军阀势力曾采用了此术。
事例：
在古代，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近代以来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四川被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蒋介石早就想插足四川，由于一直忙于其他要事，此事暂时顾及不上。而四川大小军阀虽然内部烽烟常起，连年内战不休，但是对蒋介石的防范却是目标一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染指四川。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把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所谓抗战战略，与实施削弱军阀、控制四川的削藩术结合起来，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解决四川问题。
１．在蒋家军入川问题上，以退为进。
蒋介石很早就曾尝试用文的方法，取得对四川的控制权。１９２８年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一个“党务监察委员会”进川，７月在成都展开工作，引起四川军阀的警惕，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蒋介石不得不指示，把这些人撤离成都。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４年间，中央党部曾四次谋划在四川建立党部，均告失败。
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刘湘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蒋介石表现出热情，并作出积极“围剿”红军的姿态。中央红军长征后，他更是积极配合蒋介石追剿红军的部署。
此时，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杨永泰向蒋进言说，借追剿红军之机，中央军入川，以“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杨的进言更促使蒋介石把解决四川军阀问题与入川建立大后方的战略结合起来。
早在１９３３年，刘湘在成都就任蒋介石发布的四川“剿匪”总司令职，集中全力对付红军。但在与红军作战中损兵折将，事与愿违。８月，不得不故作姿态，通电辞职。９月，蒋介石复电予以安慰，称，“公为乡为国，均应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此实大局所关，亦即大义所在，中央眷念前功，倚畀尤为殷切，讵不可轻率引去，动摇军心。”于是，刘湘顺水推舟，再也不提辞职之事，而是派人赴庐山面见蒋介石，提出几个重大问题请求解决，蒋介石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１０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蒋介石布置沿途围堵。刘湘被蒋介石电邀到南京，商讨部署此事。刘在汉口与他的亲信邓汉祥商议，邓汉祥劝刘湘提防蒋介石说：“蒋表面上必定将加重你的责任，提高你的地位说一些如何信任你等等好听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的目的。同时，他还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重兵入川，实行掌握川局。”在途中刘对随行亲信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红军西来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以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是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据理力争，把中央军拒之川外。双方妥协，达成三项决定：（一）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２．实行渐进式渗透。
蒋介石的“参谋团”名义上是辅助刘湘“围剿”红军，实际上是把足插进来，控制刘湘。他们在进驻重庆后，搞小动作，收编土匪，封官许愿，组织别动队秘密活动，收买分化四川大小军阀。康泽还以禁烟缉私室主任的名义，将缉私总队调入四川，凡水陆交通均设有禁烟缉私专员办公室及检查所，爪牙遍布全川。刘湘大呼上当，但为时太晚，只得以毒攻毒。于是刘湘竭力扩大四川本土特务系统，用以对付别动队。别动队借故逮捕刘湘的特务，刘湘的特务则借助地方黑社会势力暗杀蒋家的别动队。
蒋介石亲自出马。从１９３５年２月起，在四川先后呆了半年，他的此行一举两得，一方面，督阵“围堵”红军；另一方面，进一步控制四川。他把“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以管理川、黔、滇三省的军政，自任主任。还在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对川军进行驯化，大讲“剿赤”，服从中央等等，同时封官许愿，暗中拉拢。训练结业时，每人发了一大笔钱。这次收买初见成效，有一部分川军将领倒向蒋介石这一边。刘湘每逢蒋介石讲过话以后，马上去“消毒”。
术篇第73节 偷梁换柱（2）
３．演调包的戏法：川军出川，蒋家军入川。
刘湘与蒋介石明争暗斗，双方的矛盾趋近于白刃化。而刘湘在西安事变中，支持张学良，蒋极为恼火，决定对四川动手术了。将川军整编，同时以出于抗战的需要为幌子，势图控制四川。蒋介石后来说：“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做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迁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到了（民国）二十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１９３８年３月，他在武汉会见刘湘的代表邓汉祥时全盘托出了他整编川军的决心，他说“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刘湘）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身体不逮。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后在邓汉祥的反复申说下，又经过何应钦从中劝说，蒋介石才不提军民分治，而坚持川军缩编。后来，由于刘湘的抵制，缩编未果。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假抗日之名，把川军调出四川。刘湘是积极主张抗日的，他发表了《告川康军民书》。１９３７年８月，刘湘决定川军出兵１１个师。刘湘也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他的部队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直辖，沿川鄂线向湖北进发；另外一部分川军组成二十二集团军，被调入陕西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还有一部分川军归第一战区指挥。刘湘统率的二十三集团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从蒋介石对川军的部署来看，他是要趁对日作战之机肢解川军。他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其实这个战区根本就不存在。刘湘得知此情，感到自己一腔抗日热忱，却被蒋介石所愚弄，气愤极了，国忧私怨交加，顿使病情加重。蒋介石虽然派人送刘湘到汉口医治，但已无济于事了。蒋以陈诚代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刘湘失去了对川军的掌控权。刘湘于１９３８年１月病逝。
川军出川后，蒋介石却安排成建制的嫡系部队，一个军又一个军地撤退到四川，真正把四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评析：
偷梁换柱，是历代兵家和权谋家乐于使用的计策。春秋过末期，晋国内有智、韩、赵、魏四家掌握大权，而智氏势力最大，智氏联合其他三家势力倒晋。在力量配备上，按常规布阵，以友军为梁为柱，而不是以自己的精锐部队为梁为柱，盟军无法控制，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盟军反水，结盟崩溃，智氏家族遭灭顶之灾。战国时期，秦国向韩国和魏国借道去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臣率兵迎击秦军，变通常规布阵，偷梁换柱，把自己的精锐部队乔装打扮，送到秦军的关键部位，也就是兵家说的梁柱部位待机袭击敌军，致使秦军大败，以弱胜强，成为偷梁换柱的范例。
蒋介石在运用偷梁换柱的计谋时，有独到之处，首先，酝酿与施计是一个长过程。解决四川军阀割据问题，蒋介石前前后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运用偷梁换柱术，最终迫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就范。其次，因时而变，顺势而作。解决四川的军阀势力运用了多种计谋，有明示，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向四川地方军阀提出统一军令的要求，还有派人渗透，以及恩威相济等等，因时势的变化而交替使用；其偷梁换柱也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抓住机遇，顺势而作，更加自然与隐蔽。
从维护国家统一，从建立抗日大后方的角度考察，蒋介石致力于解决四川军阀问题，是有远见的战略之举。刘湘等四川实力派，在民族危亡之际，听从中央调遣，出川抗日，此乃爱国义举。问题在于，蒋介石在践行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略时，还夹带着为一党一政治集团徇私的小术，为了打压、削弱乃至消灭异己，不择手段，此之过有损于其功。
术篇第74节 不战而胜
不战而胜，盛世才将六星旗换成青天白日旗
不战而胜，是“三十六计”胜战计中的６计策的内核，也是军事谋略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战而胜，以强大的军事威慑为后盾，以离间、安抚为手段，文武结合，虚实相济，兵不血刃，以获全胜。
事例：
蒋介石解决割据新疆的军阀盛世才的问题时，在谋划上，有这样的设计，基本上达到不战而胜的胜战效果。
盛世才，东北辽宁了，青少年时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到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担任下级军官。此后，再度到日本，１９２７年，由日本归国后，为蒋介石所收罗，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
此人野心勃勃，且心狠手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任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秘书长的鲁效祖相识，两人相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盛世才与鲁效祖谈论军事谋略方面大而化之的话中，夹杂着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鲁效祖本来就是受金树仁之托，来到中原招募军事人才的，谁知寻才千里无路径，偶尔相逢得将才。于是鲁效祖建议，盛世才前往新疆事职。
鲁效祖万万也没有想到引进盛世才，给新疆的当权者带来的是祸而不是福。盛世才到新疆后，金树仁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上校掌握军事大权。谁知，此举是“引狼入室”，盛世才觉得来到新疆是天赐良机，他牢牢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结党营私，一大批中下层军官云集在他的麾下，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顺势纵横捭阖，赶走金树仁，挤垮了马仲英，自己占据新疆为王，驰骋于天山南北。
盛世才是一个变色龙。在蒋介石麾下，追随其反共。在新疆他又因势而变。新疆与强大的苏联接壤，红色革命气盛。他要借苏联为自己强势。于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仿效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了“六星社”，打出了“六星旗”，公开倒向苏联。他声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奉行亲苏政策，说亲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