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 第29部分

　　　　在保持武力高压的态势下，还派人带着一大笔钱，收买陈济棠的部下，获得成功。广东空军４０多人驾机投蒋，联名通电谴责陈济棠等借抗日为名反叛中央。一部分高级将领相继率部投蒋，陈济棠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在蒋介石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免除陈济棠的职务。陈济棠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致电蒋介石表示“遵命下野”。广东落入蒋介石的控制。　　　　
　　　　广东问题解决后，蒋介石乘势解决桂系问题。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前往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任职。李、白对此举坚决拒绝。蒋见此策不行，又换了一个戏法，要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由黄绍竑在广西主政。李、白接电后，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动员十多万军队备战，同时联络各方人士到广西共商大计。蒋介石立即调大批人马进逼广西，“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加紧扩大侵略，民族危亡加剧，爱国学生奔走呼号，“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用和平协调解决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和广西当局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李宗仁等人向蒋介石提出和平方案，表示愿意和平解决。经过程潜等人从中斡旋，双方作了让步，终于促成广西问题的和平解决。　　　　
　　　　评析：　　　　
　　　　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反映了民意，是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他们的抗日的要求，反而采取种种手段予以镇压和破坏，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举国声讨理所当然。　　　　
　　　　福建事变在很短时间里，就被蒋介石所镇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组织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亲自督阵进行镇压，敌我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这是最主要的外部原因。中共领导机关实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内部分析，福建事变的领导者提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左倾口号和政策，加上一些将领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对蒋介石打压不同派别和集团，排除异己的行为的反抗；更主要的是，是对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抵制。蒋介石采用武力征讨，违背民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才是明智之举，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术篇第80节　双管齐下（1）

　　　　双管齐下，置冯玉祥抗日同盟军于死地　　　　
　　　　双管齐下，说的是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做某件事，以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蒋介石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处理同政敌之间的矛盾问题时，常常采取这种权术。他解决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问题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将军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隐居于山西汾县峪道河。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对此，冯将军极为愤慨。不断地谴责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主张出兵抗击。１９３２年，他怀着满腔热情，从山西汾县峪道河山村出来，四处活动、劝说，希望国民党能团结抗日。但是奔走两个多月，得到的却是冷水浇头。他一气之下，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哈尔省的抗战。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致电两广的各派力量，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强调，只有识大体，群策群力，才能有所成就。他派人到北平、天津，请求工商界经济上予以帮助；联络他原来的部下吉鸿昌、石友山等将领参加抗日同盟军，并到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处请求援助。　　　　
　　　　冯玉祥的抗日活动，遭到蒋介石的阻拦，他用劝说和诱骗的方法，要冯玉祥离开察哈尔。１９３３年１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冯玉祥，邀请他到南京见面。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了１２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为了促使冯玉祥改变主意，蒋介石还派人到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决心已定，不受蒋介石的诱惑所动。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座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他对身边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冯玉祥抗战的义举虽然受到蒋介石的阻挠，但是得到全国各爱国团体和广大民众的拥护支持，也得到许多爱国官兵的响应。抗日同盟军迅速扩大，参加的除冯玉祥的原２９军教导团和方振武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外，还有从东北和热河退到察哈尔省的义勇军、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察哈尔省地方武装；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爱国学生也成批赶来参加同盟军，这支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８万人以上。　　　　
　　　　１９３３年６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反对任何方式的妥协，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同盟军还规定政纲为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农民、贫民、士兵的生活，释放因爱国而被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武装的自由等。　　　　
　　　　随后，冯玉祥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为邱山宁。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指挥，率军收复察东各地。　　　　
　　　　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决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全国各界的支持，进一步激起抗日同盟军将士的抗战热情。他们表示，要在冯公的领导下，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　　　　
　　　　６月下旬至７月初，抗日同盟军出征连战告捷，先后收复康保、宝昌等地，继又与敌血战５昼夜，收复了军事重镇多伦（今包头），收复了察省全部失地，全国人民大为振奋。冯玉祥提出，愿“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并于７月２７日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初战告捷，使得蒋介石感到恐惧与仇恨。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抗日同盟军抗战，贻误既定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贯彻。第二，担心冯玉祥另立军队和政府，借助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割地自雄，东山再起，动摇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第三，担心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影响他的“剿共”计划。在他的指使下，诬蔑、辱骂冯玉祥的舆论四起。　　　　
　　　　蒋介石为了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双管齐下”：　　　　
　　　　首先，采用武力镇压。早在抗日同盟军进军察东之时，蒋介石就命令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７月何下令国民党军队向察省推进，入察军队达１６个师，共１５万人，威逼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抗日。日军与何应钦的部署相默契，两个旅的日军和伪军共２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　　　　
　　　　为了切断抗日同盟军的物资来源，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代；调集大量军队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执言，解此纠纷”，并劝进攻同盟军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为，为乱命的操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的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


术篇第81节　双管齐下（2）

　　　　在各方面的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蒋汪发出俭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条件，逼迫冯接受。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电，答复蒋汪的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虽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　　　　
　　　　其次，进行分化瓦解。蒋介石派遣蓝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内部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同盟军的将领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思想混乱和动摇。加上盟友从极“左”的立场，对冯进行指责，使冯玉祥感到苦恼和疑虑。外援也被切断，原来与两广方面约定的接济同盟军的１０万元的计划落空，同盟军内部出现严重分歧。８月，冯玉祥两次召开同盟军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他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开察哈尔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　　　　
　　　　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于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在宋哲元与冯玉祥之间斡旋，８月３日何应钦秉承蒋的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回察哈尔。５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他在日记中写了此举的用意，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等人掌握的共１．５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他们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的旗帜。　　　　
　　　　方掁武、吉鸿昌等人继续坚持抗日的行动，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组织大军进攻。方、吉等人打起“讨贼军”的旗帜，抵抗蒋军的进攻。但在蒋、日、伪军队的四面包围和夹击下，虽然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掁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１０月１６日下午离开部队。方掁武被迫流亡香港。而吉鸿昌最后被国民党所杀害。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的夹击下，最后失败。抗日英雄吉鸿昌，不是死在日本人的枪弹下，而是被自己的中央政府军所杀害。　　　　
　　　　评析：　　　　
　　　　冯玉祥将军，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高举抗日的旗帜，组织抗日武装，同侵略者进行血战，得到全国各界的支持与声援。而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加以镇压，其所作所为与卖国贼没有多大区别。当时天津《民风报》在社评所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如此的舆论抨击蒋介石镇压武装抗日的行动，并不过分。　　　　
　　　　蒋介石双管齐下，武力镇压，分化瓦解，搞垮了抗日同盟军，又一次地战胜了他的政坛宿敌冯玉祥。他的目的达到了。然而，此时的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抗争，同过去与蒋某人抗衡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他组织抗日同盟军是爱国、救国的正义之举，得民心，顺民意，名垂青史。蒋介石在对日本侵略的妥协退让中，摧残抗日力量，日本人为之喝彩，国人嗤之以鼻。他在争取民心上却大大失分。


术篇第82节　秋后算账（1）

　　　　　　　　
　　　　秋后算账，人格担保成戏言　　　　
　　　　“秋后算账”，本意说的是，到了秋天收获了以后再结账。后来转义到讲处理人际关系上，比喻缺乏大度气量，在处于不利的局面下，即使遭反对或者吃亏暂时忍耐，到了事后再寻机对反对自己的一方进行清算处理。蒋介石心胸狭窄，极易记仇，若有人有负于他，或者他怀疑有负于他，事后必寻机报复，进行秋后算账。　　　　
　　　　事例：　　　　
　　　　“西安事变”后，他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就是典型一例。　　　　
　　　　１９３６年，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全国。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全力贯彻其“安内”政策，着手调集大军，“围剿”陕北中央红军。１０月，蒋介石亲临西安坐镇，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计划。　　　　
　　　　国破家亡，身负骂名的张少帅，对于蒋介石打内战，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行为气愤至极。他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请求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听后大怒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１１月２７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缨援助绥远的抗日军队。力陈“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希望“调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他的情深深意切切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商定对策，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１２月７日，张学良再次向蒋哭谏。蒋介石非但听不进张的忠言，反而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３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步。于是乎，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５时，按照张、杨的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一部包围了蒋介石在监潼华清池的行宫，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的卫队的武装，在华清池的骊山上的一个草丛石缝里，找到了穿着睡衣企图躲藏待机逃跑的蒋介石，将其捉拿，但仍以委员长尊称。与此同时，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一部解除了中央宪兵第２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军警机构的武装，囚禁了蒋的随从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１０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