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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团的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始建于武汉抗战时期，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于武昌，其班底是复兴社ＣＣ系组织的成员。蒋介石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实权由康泽掌握，也可以说，三青团曾是ＣＣ系的势力范围。把蒋经国安插进来，如同硬要从ＣＣ派手里把权夺走，他们当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千方百计地让蒋介石的计划难以实施。而蒋经国则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不动声色，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就这样地与复兴社（ＣＣ系）争斗。
在蒋经国即将启程时，康泽就给他设了陷阱。把复兴社（ＣＣ系）的亲信安排到江西任职，名义上是协助，实际上是想架空小蒋。这一帮人很鬼，经常到蒋经国那里请示汇报工作，看起来对小蒋一片忠心，实际上想把他堵在自己办公室里，不让其插手省三青团筹建工作。他们哪里知道，在政治斗争方面，蒋经国在苏联吃的盐比他们吃的饭还要多，这类小伎俩怎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其实，他早已察觉，然而，不动声色，表面看来是无为而治，但实际上，他使出了绝招，那就是有退有进，你不让我亲政，我本来就不打算事必躬亲，那些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务就让你们争着去做吧，我去抓大事，积极培养干部，积蓄能助我担当大任的基本力量。
首先，他在赤朱岭开办起了“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对于这样的大事，他一手操办。从招生章程到教学计划的制订，从招收学员到组织培训，他大包大揽，不要他人代劳，话又说回来，你想要人帮手，也没有人，复兴社的那帮人正在那里等着看笑话，哪里会跑来替“太子”帮忙。
蒋经国虽然与他曾经追求的“信仰”决裂，然而，苏联的政风却已在他的身上潜移默化，在他的从政轨迹中似乎时刻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办团训班，他要搞“政治挂帅”。亲自讲授“精神讲话”课程，这门课程类似于开学典礼报告，不过，他把“精神灌输”刻意地突出出来。倡导所谓的“赤朱岭精神”，以及提出类似的政治口号，对一些青年人颇有吸引力。同时，他巧妙地建立起联络网络。独出心裁地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与学员的联系，通过师生情谊，进行感情投资，编织关系网。在此基础上，还开展夏令营活动，建立起三青团的外围组织，把更多的青年收罗起来，不断壮大小蒋嫡系队伍。
其次，通过合法途径，借助江西三青团组织组建嫡系。这是一个渐近式的排异聚嫡的过程。先是通过办赤朱岭团训班，抢占阵地。然后，依托这个阵地，逐步进行嫡系势力的扩张，排挤异己势力。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召开江西三青团支团会议时，康泽安插的人马在与小蒋较量中，纷纷落马，全被排挤出去了。又过了两年，到１９４３年，召开三青团江西支团代表大会时，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了。
这项组织建设，对于蒋经国来说奠基之举。“青干班”不仅是他在与ＣＣ系争斗中取胜的依靠，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其后来担当大任、接班的得力干将。他们中的一些人跟随蒋经国到台湾，在蒋经国平稳接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经国在江西的地厅级这一台阶上，表现出色，不仅推行“新政”，在政坛产生轰动，提升了知名度，而且开始掌握自己在政坛立足和发展的组织力量。这一台阶的使命已经完成，蒋介石打算设更高一层的台阶，让其增长才干，施展才能，积累更大的政治资本。
起初，蒋介石准备安排蒋经国到新疆担任主席。当时的背景是，军阀盛世才长期依仗苏联的支持，割据新疆，与蒋介石对着干。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无暇顾及新疆。蒋介石趁机，调集重兵到河西走廊，迫使盛世才臣服。为了进一步解决新疆问题，蒋介石要派一名封疆大臣坐镇，他认为蒋经国将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此，蒋经国到西北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做到心中有数，正准备启程赴任时，蒋介石改变了主意，不是因为他要用别人顶替“太子”，而是这一安排与他对地方军阀的统驭术相悖，他担心蒋经国去新疆，会引起盛世才的猜疑与对抗，因此，还是采用了安抚政策，多给了几顶官帽戴在他的头上，以达到以盛治疆的目的。就这样一变，雄心勃勃的准备走马上任的蒋经国，未能成行。他想在新疆“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的大志泡汤了。
不过，此路不通，另辟他径。蒋介石改派他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部门任职。１９４４年元月，蒋经国结束了赣南这一仕途第一站历程，开始驶进新的一站。他风尘仆仆地到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的岗位上就任。此行尽管意味着赣南“新政”人去政息，但是他带走了在这里积累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本，即他造就的干部队伍。他们成为蒋经国占领新的阵地的得力干将。
按照蒋介石的设计，蒋经国在赣南任职，只是一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为儿子在政坛崛起作更大的政治投资，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一般地讲，在国民党政坛角逐，权力的大小与阻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即想获得更大的权力必将遇到更大的阻力，获得的权力越大所遇到的新的阻力就会与之俱增，这是必然的。
术篇第106节 设台阶压担子（2）
１９４４年５月，团中央干校开学。干校的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它的前身是“中央青干班”，主任由康泽兼任，实际上，由他的心腹李维果主持日常工作。李维果这个人与主子康泽一样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看到蒋介石有把自己安插到团中央的意向，便顺水推舟，提议由蒋经国来任要职。蒋介石顺势而作，立即任命。
蒋经国有办江西“青干班”的成功经验，虽然，在团中央干校任职是一个新环境，但就工作性质而言，完全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他很快确立了中央干校的办学大政方针和教学体系。
在办学方针上，确立了办学目标和指导思想，他明确地提出：“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二字一直是最时髦的词语，蒋介石尽管早已背叛革命，然而，“革命”二字使用的频率不减当年，何况蒋经国在红色革命之乡生活了十多年，“革命”二字业已成为习惯用语，此时所言“革命”的内涵，与他过去苦苦追求的信仰，为之奋斗的“革命”大相径庭。如果把他所说的上述目标用更简明的话语表述，那就是“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关于干校的指导思想，提出：“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围绕这样的培训目标和指导思想，他规定了教学重点，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即，以高深的政治素质为中心，培养高层的领导才能，包含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等内涵；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在这一岗位上刚刚理出头绪，准备大干一场时，蒋介石对蒋经国有新的召唤。
１９４４年，由于蒋介石继续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庞大的“国军”战斗力大伤，在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南国国土大片丢失。为了挽回一点面子，蒋介石一方面作迁都西康的准备，另一方面搞战争总动员，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但是他要趁机帮助蒋经国培植势力那倒是真的。
蒋介石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蒋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他不仅让自己的儿子抓党团组织，还要他“抓枪杆子”。
政工班第一期毕业后，成立了“青年军总政治部”，由蒋经国任主任。军政部按照国民党军队序列，编为八个师，各师设立政治部，这些政工部门的大小头目为清一色的“干校”研究部学生，蒋介石组建的生力军“青年军”为自己的儿子所掌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采纳ＣＣ系的建议，将中央干校与中央政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仍由蒋介石兼任校长。ＣＣ系的打算是想通过合并改掉小蒋的“中央干校”。１９４６年政治大学挂牌办校，小蒋的嫡系与ＣＣ系派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因寡不敌众，作为小弟弟的小蒋嫡系在这场权力角逐中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对于蒋介石而言，这两支队伍都是他的看家队伍。就亲情而言，那当然他的权力的天平肯定会向小蒋倾向。于是他搞了一个平衡，要求教育部签呈举荐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简称“政大”）教育长。
如果这一任命成为事实的话，小蒋将如同他的父亲一样逐步向身兼难以数清的职务迈进。此时，他已经身兼三职了，除“政大”外，还兼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处管训处”处长。
可是，如同前述，获取的权力大小与新增阻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蒋经国仕途新的阻力接踵而来。这个阻力的后台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在ＣＣ系头子陈立夫的导演下，“政大”演了一场“倒小蒋”的闹剧。全校师生集会抗议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甚至有人喊出“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滾开吧”等口号。学校师生举行罢课，还派人到教育部请愿，表示不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绝不复课。
这一下把事情闹大了。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反蒋行动”，小蒋嫡系亲信到现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那种强烈的反蒋气氛，使人明显地看出，绝不是某些学生的一时冲动，敢向蒋氏父子开火，显然有人在幕后支撑。”
蒋介石发怒了，电召陈立夫，予以严厉训斥。陈立夫也不敢把这场闹剧闹大。他立即出面“灭火”，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其他对蒋氏父子不恭的标语全部清除。并把此次风波嫁祸于“青年军”复员学生。
这件事使得蒋介石震惊，小蒋也愤怒至极。他郑重宣布，已经向教育部送出辞呈，决心不干那个教育长了。为了平息事态，老蒋只好强忍怒火，准允了小蒋辞职的要求。让蒋经国撤出这个阵地，让他到三青团中央，参与改团为党的工作。这一动议又因为ＣＣ系的掣肘又一次“流产”。此计不成，蒋介石再作变通，趁中央团部改组之机，把蒋经国安插到团中央，任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主管组织训练。团中央书记长由陈诚兼任，其他两位副书记长也属于挂名，三青团的大权全在蒋经国掌握之中。
评析：
蒋介石培养蒋经国一步一步地实施，设台阶压担子，创造条件促进其成长。在江西锻炼的时候，安排蒋经国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干训班接受正规的培训，取得升迁的合法资格后，按程序行事，避免遭到非议；巧妙地解决蒋经国的国民党党籍问题，在国民党中央干校培训，事实上已默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一举多得；安排蒋经国抓“三青团”的教育工作，培养小蒋的嫡系队伍，为小蒋将来接班培植势力；打算安排蒋经国到新疆去任省主席一要职，担当更重的责任，虽然没有落实，但是，蒋经国为赴此任，在西北作长时间的考察，本身就是一种实际能力的锻炼，是影响力的扩张。
蒋介石在把蒋经国推举到领导岗位的每一步都不轻松，阻力重重。有时成功了，有时退却了。退对于蒋介石来说并非败退，他是不把蒋经国培养成可靠的接班人是绝不会罢休的。因而，他的退只是一种迂回，绕过掣肘，另辟新径；这也是一种火力侦察，一种测试ＣＣ系的忠诚程度。陈立夫在“政大”的表演，使他对其更加保持戒心。消除这个障碍那只是迟早的事情了。
术篇第107节 为权力让渡开道（1）
果断清障，为权力让渡开道
如果说在败退台湾前，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政治安排，是引路（即引进政坛并争到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在退台后，尤其是台湾政局基本稳定后，他就把权力向蒋经国让渡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毕竟年事已高，重振国民党需要依靠新生代。另一方面，在大陆彻底失败后，国民党的各大派系都基本上被战争所淘汰；而嫡系中能挑战蒋家天下的势力已是落日的黄花。但是他心里十分清楚，把权力交给嫡子还有不少阻力，这种阻力来自，老嫡系中的元老，更会来自新生代中崛起的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非常举措，消除党内、军内的威胁和隐患，为向蒋经国让渡权力清障开道。
事例：
１．营造高压态势，逼“老臣”退出政坛。
如上所述，过去在国民党政治圈内，能与蒋介石抗衡或者敢于挑战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派系的势力基本在战争中瓦解，李宗仁以治病为由，长期在美国；退到台湾的阎锡山、白崇禧成为光杆司令，昔日威风荡然无存，任凭蒋介石摆布；而何应钦之辈，过去大权在握时也只不过是有野心，没有胆量，依附其他势力凑点热闹，现在更无力作为，唯蒋介石命是从这一本质性弱点更加突出。当然，要这些人自觉地退出政坛，那是不可能的。
数来数去最担心的还是“四大家族”中的“二陈”，亦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蒋宋联姻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支柱，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在建立新的政治架构中尤其是让蒋经国接班问题上，他们是最大的障碍。宋子文、孔祥熙利用掌握财政大权之便，截流美援，卷走了大量美钞存入美国银行，这是路人皆知的事，他们既没有与蒋介石“同甘苦共患难”的打算，更不会自投落网，而是一门子心思在美国发财。陈果夫、陈立夫则不一样，他们长期掌控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ＣＣ系曾经多次暗地里搞些小动作，挑战他的权威，阻挠蒋经国在政坛发展。对“二陈”早就怀恨在心。在南京政权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召见有关人士时，他愤怒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都是自己人打败的。”然后，手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这班人。”
蒋介石决心首先拿“二陈”开刀。１９５０年７月，他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造”国民党。他说要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唯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从头做起，改造本党”。他还放风说，为了完成“改造”党的任务，他将毫不留情。熟知他的秉性的人心里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不仅如此，他进一步向“二陈”施压，在一次中常会上，他问陈立夫：“你们弟兄俩跟着我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顺着话说：“确实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局面，惭愧！”蒋介石接着问道：“不知道你对我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
陈立夫越来越感到事情不妙，他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