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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了各项准备。首先加强“军事管制”，早在１９４９年５月，国民党在即将退到台湾前夕，由台湾省政府与台湾警备司令部联合颁布了《台湾地区紧急令》，宣布台湾处于“战时动员状态”。这个“戒严令”，一直实行了近３８年，创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之长的最高记录。
台湾当局，在军事戒严时期，还制定了一系列特别法，进一步加强反共和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根据戒严令和特别法，台湾的军、警、特人员，经常对索然无辜人员进行搜查，逮捕和杀害。在军事上，加紧备战，并组织“反共游击军”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共和党领袖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在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压力下，他到朝鲜战争视察，希望在远东寻求“光荣停战”的办法。为使美国在停战条件中多一份筹码，艾森豪威尔决定取消“台湾中立化”的政策，鼓励国民党军向大陆东南沿海骚扰。国民党方面受到美国新任总统的鼓励，受到很大鼓舞。１９５３年２月，蒋介石发表声明，称艾森豪威尔“此一决定，无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以及在国际道义上而言，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此后，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骚扰活动大规模升级。１９５３年７月，蒋军出动１万多人，由美国顾问筹划和指挥，在海军配合下，空袭东山岛。
蒋介石积极响应艾森豪威尔的策略向大陆进攻，希望通过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把美国拖下水，使美国直接对解放军作战，进而达到他卷土重来的目的。然而，形势的发展与蒋的愿望相反。美国与中朝联军代表在板门店谈判，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不仅朝鲜战争结束，而且美国在台湾海峡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更不用说创造什么“奇迹”。美国之所以鼓劲让蒋介石从东南沿海攻击大陆，不过是想借国民党这张牌，尽可能在谈判中多得到点东西而已。停战后的美国当然不可能再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了。蒋介石更感到“反攻”无望，但自己讲的“５年完成”，毕竟已夸了海口，轻易放弃不但会遭人嘲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动摇人心。
１９５６年，蒋介石在再次当选“总统”后，激励自己不忘这一使命，他鼓励自己说：“我今年已经７０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１９５７年，国民党在台湾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民党的中心任务是“反攻大陆”、“光复国土”、完成“革命”大计。国民党“参谋长”王叔铭在军事报告中则提出“军事反攻”是“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重点包括：“一、继续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策应军事反攻；二、加紧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作战效能；三、提高军人待遇，改善军人生活，加强社会敬军风气；四、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五、扩大学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六、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国民党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内容就是继续坚持反共立志，鼓吹反攻大陆，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
为了激发台湾军民响应“反攻大陆”的热情，蒋介石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毌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奋发图强，齐心协力，以实现“光复大陆”。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鼓噪，美国对其成功并不怎么相信。蒋介石自己对“反攻大陆”结果也十分清楚。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越来越强大，“反攻大陆”更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他要增加别人的信心，其实他的激情也渐渐冷落下来，早在５０年代，蒋介石实际上从心底已经放弃了“反攻大陆”计划，其政策重点开始转到岛内，实施经济建设的“四年计划”，企望将台湾建设成为“复兴”基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较之以前冷静、理性了许多。据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博篇第22节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
为什么蒋介石在“反攻大陆”问题上，知其不可为而要为之呢？当然有蒋介石倔强、固执、敢赌的秉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是一种权谋，他想通过打“反攻大陆”牌，以达到偏安孤岛，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他曾向蒋经国透露过个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统治。
首先，能稳定军心。从对军队的掌握来说，蒋介石一向认为治军要从治心开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是从大陆来，对台湾的环境比较陌生，思乡、返乡心切，如果不给予他们以“反攻回家”的幻想，军队就会人心涣散，造成军队不稳定。而蒋介石在治军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口号与政治宣传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尽管因其军队的反动性，决定其收效甚微，也要这样做。
其次，巩固独裁统治。从台湾社会而言，台湾长期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抗战胜利后，虽然对祖国有认同感、归属感，但是，对国民党这样一个大多数人从岛外来的政权并非认同，尤其是蒋介石实行残酷的独裁，更是怨声载道。只有创造一个“反攻大陆”的气氛，才能分散民众的注意力，也更能说明蒋介石对台湾的独裁统治是必须的、“合法的”。蒋介石到台湾后，实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特务横行，压制各种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反攻防谍”名义，对任何反对他的统治的思想、人士、组织进行打压。在“反攻”的气氛下，台湾一直处于准战时状态，人民为此而感到紧张，从而不免增加对政府的依赖感。
再次，借机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说，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是在演戏，这场戏与其说是唱给老百姓看的，倒不如说，是主要演给国际社会看的，尤其是演给美国人看的。在冷战的背景下，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台湾完全依靠美国的庇护才能得以苟延残喘。蒋介石为了继续能在美国这颗大树下乘凉，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就必须唱反共的高调，作出准备打仗的姿态，才能赢得“自由世界”的同情。
评析：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鲁莽和愚蠢之举，然而，对蒋介石搞“反攻大陆”，明知没有多大的胜算而坚持要为之的姿态，应另当别论。这是一个类似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谋。当年韩信公开地展示一个让敌人觉得愚蠢或者无害的战略行动，掩护暗渡陈仓的真实军事行动，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获得大胜，奠定了刘邦大业的基础。蒋介石拼命叫嚣“反攻大陆”，也是声东击西，当然，这不是军事上意义上的暗渡陈仓，更不能与当年韩信谋略产生的历史影响相提并论。但在手法上有相通之处，示阳而行阴、求阴，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军事姿态，达到政治上稳定台湾岛内政局，争取美国的庇护，以保障偏安一隅的目的。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基本上是停留在口号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更没有成什么气候，从军事意义上讲，“反攻大陆”的计划破产了。但是，正是凭着“反攻大陆”的造势，得以稳定岛内，争取外援，为台湾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政治目的达到了。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是以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为前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持续十多年的“反攻大陆”维系了“一个中国的认同”感，这就在台湾为反独促统保留了根基。就后两点而言，是“歪打正着”，由此说来，暮年的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位博弈高手。
博篇第23节 奇货可居，待价而沽
在蒋介石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阶级关系错综复杂，权力争斗你死我活，适者生存，适者“为王”，不适者“出局”，不适者“死亡”。所谓适者，实为应变能力强者。蒋介石的政治生涯虽经几起几落，但自攫取中央政权后，就一直掌控着权柄，在最高权力的宝座上坐了２２年之久，败逃台湾后，居然能起死回生，在那个小天地里称王将又２０多年。他所以能在政坛创造这样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应变有术。
蒋介石应变所践行的是诡道，以诈成必以诈败，这是蒋介石成为集喜剧悲剧于一身的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奇货可居，待价而沽，是指投机商人囤积稀有商品，等待时机获取暴利。投机商人的经营之道被政客们引进到政治角逐场。蒋介石在自己初涉政界之时，就开始使用此法，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事例：
蒋介石是由陈其美引入革命队伍，依靠陈步步攀高的，陈其美被人杀害后，失去了靠山，也就失去了进入高层领导的机会。他想利用与孙中山的关系，寻找事业发达的新途径。由于交往不深，孙中山虽然对蒋有比较好的印象，但对其能否担起大任持怀疑态度，这样也就不可能委以重任。
护法运动伊始，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在积极准备北伐。蒋介石决心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但又考虑到，如果这样两手空空地去面见孙中山，未必能得到位高权重的职位。如果自己开口要官的话，有违于孙中山“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的训导，意图太明显，被认为是为官而来，为孙中山所厌恶，那会把事情弄糟。如想当官，只能表现出自己有志革命，无意做官的姿态。但等待时机，还要通过自己的作为创造机会。
首先，向孙中山献策，以作敲门砖。１９１７年９月，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１０月又写了一份《滇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提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湘沪之敌军。以吴淞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这两份“计划”寄出后，蒋介石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孙中山阅读了蒋介石的两份军事作战计划后，对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有所了解，其谋略有参考价值。于是，于１１月正式委任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不过这是一个虚职，职位虽高但权不大，还要看别人脸色行事，不是一个能一展宏图的平台。在蒋介石看来，这种可有可无、有虚名无实权的职位，宁愿不做，也因此举降低身份。因此，以种种借口不应孙中山之召，这一手果然奏效，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人中，很多是以紧跟孙中山为做官之路径的，蒋介石居然不看重“官”字，促使孙中山刮目相看。
孙中山身边有为的军事人才奇缺，求贤若渴，就再次邀请蒋介石。１９１８年３月，蒋介石来到广州，孙中山立即委派他赴广东汕头前线，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科长。这是一个实职，所以欣然接受。
其次，目标清高，以退求进。粤军派中有派，明争暗斗，纷争不断。蒋介石是一个客籍人来统率一支队伍，既要遭到地方主义的排外倾向的排斥，又在派系斗争中如同夹糖饼，夹在陈炯明、邓铿、许崇智这三大派派系之间，感到左右为难。
为表示不与粤军的派系斗争同流合污，他于１９１９年６离开粤军，跑到福建厦门的鼓浪屿游历，做“隐士”。又是浏览风光，又是赋诗填词，似乎既清高又悠闲自在。其实，他不是真正要成为一个淡出“江湖”的隐士，真正的隐士是不过问时事的，要不然陶渊明怎么会“不知有魏晋”呢？而他却并一天也没有闲着，貌似闲居，却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因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揣摩推算，同时继续有所作为，以免弄巧成拙。他不断地给孙中山上书，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献计献策。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他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自己辞职的缘由，进而表示到欧美去留学的意向。此时的孙中山处于军阀的压力被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身边正需要一大批得力干部，因此，不同意蒋长期离开中国，留下在军事方面辅助于他。
蒋介石赴欧美留学的计划是否确有此打算，这种没有记载的心理活动很难推断，但从后果看，是投石问路，以试探自己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这一招又奏效了，孙中山用命令的口语表示挽留之意，蒋介石心领神会，当即表示放弃留学计划，留居上海，准备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效力。这是口头上的答应，内心还在盘算着，鉴于粤军的现状，重返粤军，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若轻易应孙中山邀请到粤军中谋职，不但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反而难以引起孙中山对自己的重视，他决定再等待。
１９２０年，蒋介石又一次离开广东。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孙中山在军事战略上有远见，但对具体些的军事谋划却不太熟悉，急切需要蒋介石这样的军事人才。于是发出数份电函，急招他到广东就职。并让戴季陶到蒋介石家里去劝说。这时，蒋介石感觉到自己的身价看涨，没有立即应召。戴季陶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责骂蒋介石，两位好朋友大吵起来。
再次，以缓应急，见好即收。１９２０年３月，粤军征打广西，十分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才谋划，孙中山亲自急电蒋介石，要其到粤军面事，但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却领着自己的亲属游山玩水去了。
蒋介石之所以仍不愿出山，其缘由是内心对孙中山有所不满，他觉得孙中山希望他做事，但又不给实权，如果只是个配角，当不了主角，即使胜仗打得再多，那也是别人的，不仅如此，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招人嫉妒，不可能带来多大的政治上的利益。正是因为有这样盘算，没有急于成行，也不把自己的心思挑明，而是用打太极拳的套路应对孙中山的“急招令”。以缓应急，等待孙中山给自己更大的好处。
蒋介石不愿意轻易应召，果然取得了良好的功效，在用人之际，孙中山觉得蒋介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革命对领袖忠心耿耿。就在蒋介石的假意推辞之中，他的影响和身价直线上升，孙中山终于委以重任。蒋介石见好即收，借助孙中山的信任，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甚至超过自己的期望值得到的东西。
评析：
蒋介石有在大上海闯荡的阅历，他把投机商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经营之道，运用于政治领域，在这方面运用得比较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