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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全部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到会与群众见面。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正是盛夏季节的另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一次万人集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都说了同一句话——“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于是，各单位的工作组便一风吹，全部撤走了。各大专院校形成“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局面。广大群众议论纷纷，出现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将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16号楼。自此，16号楼天天开会，会议都在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会议时间都很长，大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一直开到天亮者也屡见不鲜。这个会议名称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几位副总理、“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与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以及萧华、杨成武等人也参加会议。每天会议开始后，随员们各找地方或坐或躺，随遇而安东倒西歪地在那儿睡觉，小伙子熬夜都不如首长们，我也一样。
“中央文革碰头会”很像一把“大筛子”，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发展，被打倒、揪斗的人渐渐增加。陶铸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继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被打倒的，也是级别最高的领导人之一。
嗣后，被打倒的人数陆续增加，像陈毅、谭震林、聂荣臻、徐向前及萧华等人都被批斗，叫喊着要“倒”他们。后来，又是林彪和“四人帮”一手策划的所谓“杨、余、傅”（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事件，现在已记不清楚孰先孰后的次序了。经过这把“大筛子”过滤以后，剩下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日益减少。
“文革”时期，周恩来保护老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的事例实在大多。运动开始时，周恩来便成天忙着“救火”、“救人”，保这个救那个，为此，“四人帮”批判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保皇派的黑后台”
其实，在我看来，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同所谓的“二月逆流”们本无多大的原则差别，只因他处的地位特殊，要求他不能硬顶、逆风而上，否则就没有缓冲及转圜的余地，国家与人民的损失会更加惨重。因此，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要求他必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关于“文革”中周恩来的处境艰难与殚精竭虑地为党和人民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历史已有公论。1981年6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十分明白：“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由于工作需要，每年“五一”“十一”我都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医疗保健值班。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见到城楼大殿里的布局仍同往常一样，但细细观察，便发现座席安排及人际交往方面有明显异常。
从前，大殿正中面南坐北和两侧摆着大沙发，沙发背后挡着屏风用以隔音及挡视线；大殿进门的东西两侧各摆着一长溜铺有绿呢或白桌布的长条桌。按惯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等七个政治局常委坐在这三面大沙发上。西侧的长条桌为中央委员而设，东边的为民主党派与党外民主人士专用。
这一次的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独自坐在中间沙发上吸烟，有时林彪走过去坐到他跟前说几句话；朱德偶尔坐到右侧沙发上小憩，但不见其他领导人坐到那三面大沙发上去。刘少奇独自站在为中央委员设的右侧长条桌旁，他的身旁只有一个警卫人员跟随。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往日在这种场合必有许多大人物围着他说话，起码会主动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如今的刘少奇显然受到了冷落，从他面前经过的人，亦未见有谁理睬他，这肯定与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有关。那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并向社会公开发表。刘的地位下降了，人们疏远他、同他保持了距离。真可谓“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不久后，“文革”狂潮乍起，大街上贴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标语。接着，几乎是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铺天盖地贴满了攻击刘少奇的大标语，有的标语在刘少奇的名字上还用红墨水打“×××”，或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
一天，周恩来从外面回到西花厅，生气地跟我们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看来，周恩来对此气恼极了。其实，我们坐在随车上的人早就看见这种大标语了。
同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在这之前，我虽在一些工作场合见过刘少奇，但跟他不相识。听说刘少奇向来少言寡语，不苟言谈。
我到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禄居”，院子里悄然无声看不见什么人，一片萧瑟冷清的景象，已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主席府”应当是警卫森严，武装或便衣岗哨林立，若有人来到院子门前必定会上来盘问。此刻，哨兵是有的，他只是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找谁？我向哨兵说明自己是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他未加干预便放我进了院子。院子内毫无生气，没有看见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我自己找到了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我是总理办公室的，要见见少奇同志。他走在前面引我到刘少奇办公室门口，门敞开着。
“我叫张佐良，是周总理的保健医师。总理要我来看望少奇同志，向少奇同志问好。”那时，我穿着军装，故进门见到他就行了个军礼，向他报告道。
“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刘少奇说。
“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太忙，休息太少。”
刘少奇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家里有几个人之类问题。我见他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便告辞。自然，刘少奇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他身处这样一种艰难的境况，实际上是软禁状态，他还会说什么呢？
“请少奇同志保重，我回去了。”
“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刘少奇仍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这样说。
我即站起身来向他行了个军礼，便返回西花厅向周恩来复命。
第五节
贺龙晕厥天安门城楼；周恩来请贺龙
夫妇住进西花厅
贺龙是周恩来保得最早的一位元帅。那是“文革”刚开始时，一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贺龙也在城楼上。我恰好站在距贺老总不远处，见到有人同他说了几句话，贺老总的脸色立刻变白，额头沁出了汗珠，并且有点站立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在天安门城楼值班的医疗保健组人员立刻过去将他扶进设立在大殿里的临时急救室内躺下，给他测血压、吸氧气、作心电图检查及相应的治疗措施，待情况稍稳定后便护送他离开天安门。
事后听说，那是国家体委内部闹派性斗争，为了向柬埔寨王国派乒乓球代表队，内部意见不统一，产生了矛盾冲突，荣高棠遭造反派围攻。贺龙得此消息非常着急，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焦急之下便发生了前面昏厥的情形。
贺龙年事已高，长期患有较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血管病。贺龙在天安门城楼上昏厥的事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不久，周恩来便接贺龙与夫人薛明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安排在接见外宾的前厅里。前厅的门窗关得紧紧的，双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此事对内对外都绝对保密，除周恩来与邓颖超外，为了照顾好他们两人的生活，只让警卫人员及保健医生知道这个绝密情况。我们曾按照周恩来的嘱咐，看望过贺龙，为他测量过血压并送过药物。那时，贺龙心情沉重，面部表情忧郁，彼此见面，只打招呼，没有说过话。贺老总当然知道，周恩来是为了他的健康才安排保健医生照顾他的。可是，之后在什么时候、为什么、怎样悄悄地转移的，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切，我都不清楚。直至1976年10月揪出“四人帮”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听到一些传闻。谅必当时周恩来定有他的难处，迫于无奈只好出此下策，让贺龙离开西花厅。若是周恩来胆小怕事，不愿得罪上面，他一开始本可以对此不顾。周恩来是十分重感情的人，每每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庇护老同志。
但是，必须看到，周恩来是伟大的政治家，他既重情谊，却又要顾大局而不可意气用事。自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之后，周恩来始终把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团结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有时不得不违心地服从，甚至不惜个人的形象受到损害。
1975年夏，在八宝山贺龙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已经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来，在有人搀扶着走进八宝山礼堂时，他，声泪俱下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他”长喊，真是催人泪下，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紧接着，周恩来又这样告诉薛明，然后，他们痛哭拥抱。
周恩来的喊声中充满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人们亦不难品味到个中无法细说的情由。邓颖超说，恩来在告别人间时，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心里带走了。知夫莫如妻，邓大姐应该是最了解，也是最有资格这样说。我在西花厅工作十年，对此亦有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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