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向他叙说了一遍。那人听后觉得拿不定主意，又找了一个年长些的人，把姐弟二人领进了屋子。
“谈问题吧！”那人说。
“我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董老的小儿子边回忆边检讨自己从“文革”以来的“违法行为”。
“就这些？”市公安局的那人听后有些生气地问。
“就这些。”弟弟很但然地回答。
“那么，谁让你们来的？”他感到奇怪地问。
董老的女儿只好将妈妈从外地打来长途电话的情形又复述了一遍。
“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最后，公安局的这位同志明确地说道。这一次，投案自首未成。
姐弟两人回家后立刻给老父母打电话，向他们详细禀告。母亲听后很高兴，但父亲又来电话催促弟弟去投案，女儿又对他说了经过情况。
“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董老再次让秘书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郑重地嘱咐孩子们。
原来以为这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到此便结束了。哪里知道，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董老小儿子立即带上生活用品去投案报到！就这样，他的小儿子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公安局。
关到这一年年底，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一批专门从监狱里提出来的、曾经是“红卫兵”小将的年轻人，向他们进行了“教育”，实施了“宽大”政策，释放了这些可怜的小青年。其中，就有董必武的小儿子。他，只是一个中学生。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恰恰就是曾经被江青他们利用过又加以迫害的那些人！可恶！可恨！可悲！可叹！
董必武的小儿子一心想当兵，几经周折后，1968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受。可是，令他们惊愕不已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寒假期间，他们姐弟去广州与父母亲一起欢度春节，共享天伦之乐。节后，他们乘火车返回北京。列车抵达北京，进站停靠稳当，姐姐急匆匆地下了火车，很快进入了出站的人流之中。到车站来接站的哥哥和弟弟的女友突然看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他们见到弟弟被两个穿便衣的人夹在中间踉跄着往前走，弟弟向哥哥、姐姐和女友举起自己手上冰冷无情而沉重的手铐晃了一下。那两个人将他推揉着塞进了一辆预先停在车站的小轿车里开走了。
这一次，孩子们亲眼目睹了这严酷的一幕。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弟弟，不知他究竟“又犯了什么罪”而遭逮捕？
兄妹三人没有乘公共汽车，彼此一路无话，默默地从北京车站走回中南海的家。
为什么要抓我们的弟弟？！不清楚！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这个泱泱大国，“法”在哪儿？
一直到了1968年10月上旬一天近黄昏时分，董必武那无端受铁窗之苦的小儿子又一次被释放。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家门。进屋后，他把监狱里用过的东西扔到房间角落里之后，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叫了一声“爸爸”，他的嗓子便噎住了，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
“回来了？！坐吧。”老人听到儿子的声音，放下手中的文件，面带苦涩的笑容跟孩子说。可儿子憋在肚子里的话还是说不出来，他走过去坐在父亲身旁的沙发上。
父子二人相视了一会儿后，父亲问儿子为什么被抓进了公安局，又是如何被放了出来的事情。
可是，这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儿子想从父亲这里弄个明白的。
至此，儿子才知道自己被逮捕后在监狱里关了半年时间，像父亲这样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都不知道此事的情由，真是无法想象，可见，江青一伙两次把他抓进去又放出来，这种卑劣的做法，确实是冲着父亲来的。
“他是代我受过啊！”正如父亲曾对姐姐说过的话。
为了不让老人伤感，孩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有言尽在不言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就这样，他将一肚子的委屈憋在了自己心里，噙着眼泪站起身来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春末夏初的一天，董老从中央开完会一回到家，便神情紧张地把女儿叫进他的办公室（通常，孩子们是不进他办公室的）。
“是不是贺老总给过你一把手枪？”老人急切地问女儿。
那年月，正是鬼魅魍魉张狂的时代。董老的女儿亦深知自己的父亲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她听老父亲一说“手枪”两个字，心里便一愣神，令她发懵，也发呆。此时，父亲怎么会提起手枪来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说起这件事情来可有年头了，她差不多早已忘记了。
50年代初，夏季的一个星期天，董必武大儿子约了叶剑英和其他家的几个孩子与妹妹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愉快地接待了孩子们。那些男孩子纷纷向贺老总提出要鸟枪。贺老总戎马生涯，驰骋疆场大半生，最喜爱的就是枪。现在听到年轻人向他要枪，他身为国家体委主任，射击运动归他管，他感到年轻人喜欢枪，对射击运动是好事，也就满足了小伙子们的要求。
“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啊？”贺老总给男孩子们发了枪，他笑着看看董老的这个小女儿这么问。
“好、好、好！”女孩子高兴地回答说。
“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贺老总吩咐身边的人。
那人取来了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发子弹。这把枪就跟玩具一样，枪虽然锃亮，但棱角处的烤蓝已随岁月流逝而磨损了许多。女儿兴奋地把枪拿回家给妈妈看过后，便珍爱地收藏了起来。直到此刻，父亲向她提起手枪之事才想起来，向年迈的父亲如实禀告：董老听完女儿的这一番叙述后，精神很快松弛了下来。
原来，关于手枪的事已惊动了周总理。
一次开完会，总理留住董老问：“你女儿在北京吗？”
“在呀！”董老回答道。
“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那儿接受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的。那人还说，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的机会，到你女儿那里去拿枪，来暗杀主席！”周总理继续跟董老说。
董必武女儿听父亲这么一说，觉得那帮人实在是可笑又可恨。同时，她亦感到事情十分严重，难怪提到手枪之事便神色不安，他们欺人太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她心中不禁惶恐起来。她那傻乎乎的弟弟相信过标榜革命的“四人帮”，不久前刚遭囚禁。现在，看样子又有新的灾祸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谁叫你是董必武的女儿呢？！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后来，董老的女儿按照父亲的嘱咐，立刻和母亲一起翻箱倒柜地把心爱的、如今给她带来惊恐的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警卫局的一个男同志。那人拿起手枪看了又看，使劲地拉枪栓，就是拉不开，原来枪栓早就锈住了。
“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警卫局的那个人说。
“你说没法用，人家说是有人要用它谋害毛主席呢！”
她交完了手枪，回家向老父亲复命，好让他老人家放心。
俗话说“虎落平川被犬欺”，还真是如此。好事轮不到一桩，祸害不断地降临到董老家。
“文革”前几年，董老喜爱乒乓球活动，大家为他在居住的宅旁清扫了一间汽车库，安放了一张乒乓球桌子，权当他的“健身房”。工作人员常陪他挥动球拍练几下，老人家借此锻炼身体。所以，他管乒乓球叫“卫生球”。
1966年，“文革”动乱那阵子，董老仅有的这一点爱好，即打乒乓球活动，也无端地被迫取消。
那间由旧汽车库改造的“健身房”，被红极一时的权势者陈伯达家的一个保姆，擅自叫人用木条把门钉死。从此，老人家只得放弃心爱的乒乓球活动。
董必武于1953年迁居中南海，为的是办公与开会都方便，可节约途中往返坐汽车的汽油和时间。1965年，我任董老保健医生时，他家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侧一个四合院里。他家后院是王稼祥（时任中联部副部长），我亦兼管王稼祥的保健工作。
在经过上面这许多变故以后，董老决定搬出中南海，迁到六部口临近的一个院子里居住，直至老人家仙逝。
第六节
外国大使正等待向国家副主席呈递国
书，董必武三叉神经痛猝然发作
董老患三叉神经痛已经有些年头了，疾病的部位主要在右侧，曾发作过多次，间隔期长短不一。我的前任保健医生向我交班时提到发病时的情形：病起突然，往往无任何预兆，发病时脸色苍白、右侧面颊、上颌与舌头都有针刺样或触电样的剧烈疼痛，不能说话，吃饭困难，连胡须也不能触摸，甚至手指还未碰到胡须，便感到触电样疼痛，面部肌肉抽动、眼泪与口水直流，痛苦难以忍受。往昔此病发作时，由卫生部保健局立即请天津医学院附属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著名脑外科专家赵以成教授来北京主治，北京市宣武医院脑外科王忠诚教授（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协助，我曾亲历过董老两次三叉神经痛突然发作与两位专家治疗的经过情形。
1966年盛夏时节，正值“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敏感的人们已经闻到了令人窒息的火药味。81岁高龄的董老平素性情温和、恬淡而寡言。本来说话不多的董老，如今音容笑貌少见，常常独自呆在办公室里静静地阅读，困惑？思索？恐怕兼而有之。
时隔不久，首都以至全国各高校首先组织“红卫兵”起来造反，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霎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他们很快冲向了社会，大搞打砸抢抓斗，其来势凶猛异常。清华、北大的许多著名教授被头戴高帽，身穿长袍。面孔画花脸，胸前挂大木牌，牌上书写“×××”大名再用红笔打叉叉，糟蹋污辱其人格，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我国负有盛名的人民文学家老舍先生，就是在这期间因不堪屈辱而投身太平湖以死抗命。
“红卫兵”受命的这些过火行动令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深感不安、忧虑与不解。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商定并征得常委们同意，向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力图安抚党心、民心与安定社会秩序，使机关工作不受干扰，工业生产得以维持、百姓生活不受影响。本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错了！于是，这三位高级领导人不得不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公众大会上，公开向广大群众承认自己对这一场骤然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所以犯了方向路线性质的错误！那么，谅必董必武他老人家亦是如此心情？他连最喜爱的“功课”——书法亦少动笔。此时，从他的脸上再不见昔日随他去湖北视察工作期间经常看到的那种可以叫人感觉到轻松和愉悦的神情。
正在这时，董老的三叉神经痛又突然发作了。这是同他当时的心情有关？还是医学上所谓的“身心疾病”？
三叉神经痛发作已使董老疼得无法说话，不能触摸胡须其痛苦情形近似上面所述。虽不是整个右侧三叉神经痛，仅仅是三叉神经下颔支发病，不算太严重，但不能说话，不能喝水，也吃不了东西。
“我立刻用电话同卫生部保健局联系，要求马上请天津赵以成教授来京为董老治病，但我很快被告知：联系不到赵教授，很可能他被“红卫兵”揪斗？
那天下午，董老的工作既忙又重要。他要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另外外交部已安排好两个国家新任驻华使节，到人民大会堂向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递交国书，董老都不好推辞。
在情急之下，我已顾不得我们的老部长、保健工作祖师爷对保健医生的谆谆教诲：一个保健医生不要轻易地自作主张，独自给中央领导人做重要的诊疗措施，保健医生的职责就是“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他的教导是非常有道理的，在我日后的保健工作生涯中获益匪浅。但当时，董老三叉神经痛发作的痛苦情形容不得我考虑那么多，那是“非常时刻”，并非我自不量力。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我不能，且时间亦不允许等待，我别无选择的余地。再说，这一次三叉神经痛发作只是三叉神经的下颌支，治疗方法是最简单的一种，只需用麻药做局部封闭疗法即可奏效，我心里有数，认为是有把握的。若是整个右侧三叉神经痛发作，需作头颅上的卵圆孔穿刺封闭治疗，我是万万不敢造次的。
我当即向老人家“自告奋勇”地说：“天津赵教授恐怕一时来不了，况且我们也不能等待，您若是同意的话，我来给您作封闭治疗，肯定有效，不会有危险，顶多可能是效果差一点（我思忖着自己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好嘛，你就给我打一针。”董老听了我毛遂自荐解释后，爽快地接受了我为他作封闭疗法的建议。
自然，在一个不懂医的人看来，医生用一根细长的针头，抽上一针管麻药朝嘴里深深的扎进去，怪害怕的。但对医生来说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治疗方法。
我从出诊包里取出一根约六七厘米长消过毒的细针头，请董老张开嘴巴，在他右侧下颌骨处粘膜上用淡碘酒消毒后，将注射器针头刺入局部粘膜下直至下颌骨，再向外退出一点，用针芯试抽一下，见针管里没有回血，说明针尖不在血管里，针管里的麻药不会到全身去。这时，我将针管内预先抽好的2cc“利多卡因”麻药，缓慢地向几个方向注射进局部，注射完毕就拔出针头，站在一旁观察情况。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董老面部痛苦的表情顿时消失。他用手捋着自己的胡须不再疼痛，脸上终于露出了在这期间少有的笑容。
第七节
邓小平视察水陆两用坦克厂有惊无险；得知抓了坦克车驾驶员，邓小平让“马上放人”；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
要成员的王力险些坠入万丈深渊
1965年深秋，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铁道部长吕正操以及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等人视察云、贵、川三线建设进展情况，卫生部保健局派我随行。所谓三线建设就是国家为了战备而将重要的军工企业与重工业安排在云贵川三省。保健局交代我的任务主要是照顾好邓小平。
出发前，邓小平夫人卓琳同志引我见了邓小平，在为他作了简单的体格检查后，小平同志跟我交代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不需要医生，但你可用我的名义跟出去，要把富春同志照顾好就是了。”
“好的。”我简单地回答。
那一次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没有去，李富春身边随员比较少，一路上我多半随李富春一起活动。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战争时期的赫赫功绩早被人们广为传颂。
邓小平青年时期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蔡和森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留法期间，李富春、蔡畅把他当作“小弟弟”一般来照应，所以邓小平同李富春、蔡畅间的革命情谊之深非同一般，他，因此对我有这样的交代。
有人说，邓小平办事举重若轻，管大事，不经意小事，我不完全赞同。后来，我在同他的接触中碰到过几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令我印象颇为深刻。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随邓小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