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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到中世纪的习惯法载有关于以决斗来断定是非的条款时，会感到我所说的这个情况更加真实。这项条款写道，贵族在他们发生纠纷时，以长矛和剑作决斗的武器；而平民之间只能用棍棒决斗。
而且习惯法补充说：“鉴于平民没有荣誉”。
它的意思不是说，象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这些人是卑贱的，而只是表示在判断贵族的行为和平民的行为时不能使用同样的标准。
乍一看来令人吃惊的是：荣誉的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有关荣誉的规定一般说来也最离奇古怪，以致使人觉得这些规定越背离常理越容易被人遵守，有时甚至由此认定荣誉的影响力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有关荣誉的规定太荒谬。
事实上，强大和荒谬有共同的来源，而不是前者来因于后者。
需要越特殊和越为少数人所思慕，荣誉观也越离奇古怪，而荣誉的影响力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特殊的和为少数人所思慕的需要。因此，荣誉的影响力的强大并非来因于荣誉观的离奇古怪，而是离奇古怪和强大都来自同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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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关于美国和民主社会中的荣誉７９２
我再作一点说明。
在贵族制国家里，所有的等级各不相同，而且固定不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住在他不能离开的地区，在那里他与同他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谁也不必担心或害怕生活不下去，不管地位怎么低都有饭吃，谁也不会因为聪明或愚昧而受到褒贬。
而在民主国家里，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混杂在一起，互相不断往来；舆论抓不住把柄，它所谴责的对象可以立即隐藏起来，躲避它的指控。因此，荣誉在民主国家不太使人值得自豪，也很少有人当众显示。因为荣誉只是给人看的，所以它与纯洁的德行不同，德行是依靠本身而存在，而且满足于自我作证。
如果读者完全了解了上述的一切，那就一定会发现身分平等和我们所说的荣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和必然的关系。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种关系至今还没有人明确地指出过。
因此，我要做最后的努力，使其昭然若揭。
即使一个民族与人类的其余部分隔绝，放弃人类固有的某些一般需要，那它也会有自己特别利益和特别需要，并且很快会在内部形成自己的关于褒贬或被它的公民称为荣辱的一定观点。
如果在这个民族的内部形成了一个同周围的其他一切阶级隔绝并有自己的特别利益的阶级，那末，这些特别利益又会使它产生特别观点。这个阶级的荣誉观是由本民族的特别观点和本阶级的更加特别的观点混合而成的，与人类的单纯的和一般的观点相差得使人难于想象。
我的论述即将结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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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回过头来进行总结。
各个阶级正在互相混合，特权已被取消。民族的全体成员又恢复为彼此相似和平等的人，所以他们的利益和观点正在融合，而被每个阶级用来评定荣辱的一切离奇古怪观点也行将消失。荣誉观只能来自民族本身的需要，而不能有其他来源。每个民族的荣誉观都有自己的个性。
最后，如果可以假定所有的种族将会融合为一体，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将会达到利益一致和需要一致，彼此之间不再在任何标志上有所区别，那就再也不用按所规定的不同标准评价人的行为了，而是要全按同样的标准彼此相待，用天良向每个人揭示的人类一般需要作为共同标准。这样，这个世界上就将出现自然和必然要寓有褒贬思想的简单的共同是非观。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我的全部思想，那就是：人们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使人们产生了荣誉观，而随着差异和不平等的消逝，荣誉观也将逐渐冲淡，最后同它们一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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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为什么美国人多怀奋进之心而少有大志
在美国，引起你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试图改进自己的原来条件的人多得不计其数；而引起你注意的第二件事情，则是在这个普遍的上进运动中以怀有大志而出类拔萃者甚少。
美国人没有自甘落后的，但壮志凌云者也极为少见。人人都想财富、名望和权势日增，但很少有志于伟大事业。乍一看来，这使人感到奇怪，因为美国的民情和法制没有任何地方限制人的欲望和阻止人向各方面发展。
似乎很难将这种奇怪现象归咎于身分的平等，因为在我们法国实现这种平等之后，它却立即使一些人产生了几乎是没有止境的野心。但是我认为，还是要到美国的民主社会情况和民主民情中去寻找上述情况的主要成因。
一切革命都在扩大人们的野心，而推翻贵族制度的革命尤其如此。
使广大群众无法成名和掌权的陈规旧制一旦被革除，大家便被裹进一场争先恐后取得这种为他们垂涎已久的而且终于取得的名利和权势的普遍运动。在这场运动的初胜的鼓舞下，使人觉得好象没有什么事情是人办不到的。不但欲望没有止境，而且用来满足欲望的权力也几乎是无穷的。在习惯和法制的这场突然的大变动中，在使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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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改变了的这场大混乱中，有的公民立即飞黄腾达，有的公民马上跌进深渊，权力象走马灯似地由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以致人人都认为将会轮到自己掌权。
但也不要忘记，推翻贵族制度的那些人都曾经生活在贵族制度的法制之下，亲眼看见过它的盛况，并且不知不觉地沾染了贵族的情感和思想。
因此，在贵族制度瓦解的时候，它的幽灵还飘浮在群众的头上，而在它被完全打倒以后，它的残余还会长期保存下去。
因此，民主革命持续多久，人们争名夺利的野心就会持续多久；而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这种野心还会存在一个时期。
人们一进行回忆，他们所目睹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立即会涌上他们的心头。革命所激起的热情，并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消逝。对于秩序没有一种稳定感。成功来之容易的思想，在导致成功的动乱平息之后依然存在。
欲望依然很大，但满足欲望的手段日益减少。发大财的欲望依然存在，但能够实现的却寥寥无几。
结果，各式各样的野心膨胀得欲裂，而失败的痛苦却隐藏在怀有野心的人的心中。
但是，斗争的最后余威慢慢地消失了，贵族制度的残余也逐渐地不见了。
人们忘记了已经自消自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平接替了战争，秩序重新建立起来，欲望符合了实现欲望的手段，需要、思想和感情互相联系起来，人们达到了彼此平等。这样，民主社会便被建立起来。
我们假定有一个民主国家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并能永远和正常维持下去，那末，我们就会看到与我方才所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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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为什么美国人多怀奋进之心而少有大志１０３
完全不同的状态；而且我们可以不难推断，如果人们的奋进之心很大而他们的身分日趋平等，则在实现平等以后，奋进之心也会失去这种趋大的性质。
因为巨大的财产已经分散为许多人所有，科学已经普及，所以谁也不能独占知识和财产。一些阶级享有特权和一些阶级没有资格享有特权的现象消失，人们打破了曾使他们固定不变的约束，所以奋进的思想出现于每个人的脑际，而高升的念头也产生于人心，以致每个人都想从原有的地位爬上去。
奋进之心成了人人皆有的情感。
但是，如果身分的平等只能使每个公民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那末，这又会阻止每个公民拥有巨额的财产。这种情况必然把人们的欲望限制在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因此，在民主国家，奋进之心是热烈而持久的，但一般没有太高的目标；人们的一生一般只是热烈地追求可能达到的小目标。
使民主国家的人少怀大志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的财力微薄，而是使他们每天忙于致富的努力过于激烈。他们把精力都用到竭尽全力去做一些平凡的事情上了，这就不能不迅速地限制他们的视野和束缚他们的能力。他们可能变穷，但奋进之心不会削减。
民主国家的少数富裕公民，也不会是这个规律的例外。
一个一步一步累积起财产和得到权势的人，在他们的长期辛苦中会养成办事谨慎和自知节制的习惯，而且以后也不会丢掉这个习惯。人们不能象扩建房屋似地随心所欲依次扩大自己的胸怀。
对于这样人的儿子也可以这样说。不错，做儿子的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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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家境是富裕的，但他们的父母也曾过过贫困的日子。他们从小在父母的思想和感情的影响下长大，而且很久以后也难于摆脱这种影响。因此，我认为他们在继承父亲的财产的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和习惯。
反之，显赫一时的贵族的子孙贫困以后，倒可能表现出极大的雄心壮志，因为贵族的传统观念及其阶级的共同精神只能使他们可以暂时忍受现实的处境。
使民主时代的人难于立大志去完成宏伟事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们有能力完成这项事业之前天年已尽。帕斯卡尔说过：“名门出身的一大好处，是使一个人在１８岁或２０岁时可以达到另一个人在５０岁时达到的地步，从而使他便宜了３０年。”
A 民主国家的人通常没有这样的３０年去实现他们的宏图。
平等使每个人将自己的能力用于取得一切平凡的东西，从而妨碍了他们迅速地壮大自己。
在民主社会里也象在其他制度的社会里一样，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巨富；致富和升官的大门是向所有的公民均衡地敞开着的，但全体公民的平均前进速度必定是缓慢的。因为有志参加这样的竞赛的人看来都是一样的，而且难于从其中选定某些人而不违反民主社会奉之为最高法律的平等原则，所以首先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人同步前进和全体通过考试。
因此，随着人们越来越没有差别，平等的原则日益稳步地深入到整个制度和民情，升级的办法也就规定得越来越死，
〔帕斯卡尔：《思想录》，布伦施维格编，第３２２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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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升级的速度也就越来越慢；迅速升到某一显赫地位的难度加大了。
A因为大家都憎恨特权和不愿意参加竞选，所以所有的人不管能力如何，都不得不在同一个筛子上过来过去，统统经过许许多多预备性的小小实习或训练，从而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使自己的想象力消失。因此，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充分享用他们有望得到的好处了，而在他们终于有能力做一番大事业时，则已失去了兴致。
在中国，身分是非常平等的，而且这种平等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经过科举的考试，就可以由一个官职迁升到另一个官职。这样的考试是与官位的晋级息息相关的，而关于这种考试的思想，则已深深进入中国的民情。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中国小说，其中的男主人公虽经多次挫败，但终于因金榜题名而触动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们几乎是不可能怀有巨大野心。
我就政治问题所说的这一切，也适用于其他问题。平等在各处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凡是不依法规定或管理官职晋升的国家，实行考试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因此，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民主社会里，大而快的晋升是罕见的。
这样的晋升只能是常规的例外。
它的这个特点，甚至使人忘记了它是少有的现象。
民主时代的人终于逐渐了解了这一切。
时间长了以后，他
我们用托克维尔的社会学方法来观察当代社会，也会看到这个特点。——A法文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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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立法者给他们规定了一个不受限制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可以轻易地向前跨步，但谁也不可能奢望飞速晋升。他们看到，在他们和他们的最终的远大目标之间，有许多必须慢慢地、一个一个地加以克服的小小障碍。这个前景使他们望而生畏，挫败了他们的志气。因此，他们放弃这种遥远而渺茫的希望，转而寻找离他们近的虽然不太高但容易得到的享受。法律没有限制他们的前途，而是他们自己缩小了目标。
我曾经说过，怀有大志的，在民主时代大大少于在贵族时期。我再补充一点：在民主时代，即使有人不顾这些障碍怀有大志，其表现亦有所不同。
在贵族时代，志向的前程往往是远大的，但它的范围是早已规定好了的。
在民主国家，志向的范围一般比较狭小，但是可以突破，而且一经突破，可以说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由于民主国家的人民力量薄弱、各自为政和经常变动，而且在民主国家先例的作用不大和法律容易改变，所以对于新鲜事物的抵制是柔弱的，而社会本身既无强大的权力又无坚强的组织。因此，当一切权力被一些野心人控制时，他们便敢于为所欲为；而在他们失去权力的时候，他们便会想法把国家搞乱，以便重新掌权。
因此，政治方面的雄心大志，便具有暴力和革命的性质，而在贵族社会却很少有这种情形。
在民主国家里，通常是一个人最初有许多非常合理的小志向，然后由此衍化出一种强大的但欠明智的欲望。与自己的条件相适应的远大而有节制的志向，民主国家的人几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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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的。
我曾在书本的一个地方指出平等以某种隐而不见的力量使追求物质享受的激情和只顾眼前的热情控制了人心。这种激情和热情混进了希望上进的情感，而且可以说使希望上进的情感染上了它们的色彩。
我认为，民主社会的怀有奋进之心的人，不如其他社会的人关心未来的利益和规划，因为他们只顾现实，现实耗尽了他们的一切精力。
他们宁愿迅速地完成数量众多的小事情，而不愿去做少数几项能够名垂后世的宏大事业。他们爱成功甚于爱荣誉。他们向人提出的最重要求是服从，他们最喜欢的是统治。他们的行为举止，几乎总是表现得不如他们的社会地位应当表现出的那样高雅。这使他们在拥有巨额财富的时候往往表现出非常低级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权力的时候好象只是为了便于享受小小的粗鄙乐趣。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洁化引导和调节人们的奋进之心；而如污化和过分抑制人们的奋进之心，则是极其危险的。应当努力为它预先规定出不得逾越的极限，但也要提防过于限制它在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
我承认，我对民主社会的担心，主要的不是人们欲望的过大，而是它的平凡。因此，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在人们不断忙于私人生活的琐碎小事当中，使奋进之心失去其推动作用和崇高目标；人们的激情既没有昂扬又没有低落，结果使社会一天一天地走向看来十分�